陈夫龙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我们知道，文学创作归根结底是作家的精神创造活动，是作家对自我本质寻找和对现实困境超越的自由选择方式。倘若不具体探讨一个作家独特的创作心理、不深入了解一个作家复杂的内心世界，要想完整地理解其创作文本、勘探其人格构成，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对郁达夫作品文本的深入解读，我们发现，在他的心灵世界深处，潜隐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自卑情结。然而，这种自卑情结是怎样形成的？陷入精神困境的郁达夫究竟是如何超越自卑而走上创作道路的？这种自卑情结对他的创作有何影响？其意义又何在？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以阿德勒的动机理论为指导，从心理学角度对郁达夫的创作心理及其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作出一些探讨。
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病态青年知识分子形象，“零余者”“自卑狂”“神经质”和“孤独者”是这类人物形象的代名词，他们往往身体瘦弱、离群索居、忧郁哀怨、落落寡欢而又贫病交加、愤世嫉俗，其结局要么自杀，要么性变态，要么陷入困境、穷愁潦倒，这些是郁达夫小说中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征。深入文本，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小说主人公病态产生的原因来自其深深的自卑。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的折光，凝聚了作家自身的思想、情感和生命体验。病态主人公身上有着郁达夫的影子。郁达夫坦言：“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这一种强的个性，他只要能够修养，就可以成功一个有力的作家。修养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己的体验。”[1](P167)可见，这种自卑与创作主体的人格心理分不开，在郭沫若看来，“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以为是文坛的三绝”[2]。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郁达夫心灵世界深处，潜隐着一个幽灵——自卑情结。
所谓自卑，是指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而使人的自信心出现缺失的一种心理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卑的实质在于作为生命的个体对自身能力或者自我价值的怀疑和否定。作为一种自我意识，自卑是消极的。如果自卑意识长期潜伏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并在其人格结构深层居于核心支配地位，就会演化成为一种深深的自卑情结。自卑情结原指因器质性缺陷而给人带来的一种自卑感，后来兼指因种族歧视而造成的少数民族儿童的自卑感。但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境遇中，并不是只有那些因自身器质性缺陷或遭受种族歧视的生命个体，才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其实，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自卑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或精神结构中的现象。正如阿德勒所言：“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3](P40)另外，阿德勒的研究还进一步表明，仅就儿童阶段而言，自卑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事实，不管有没有器官上的生理缺陷，儿童都可能存在自卑心理，因为他们心理上不成熟、孤弱无助，需要依赖成年人生活，并且其行为举止都要受到成年人的监护或管控。
依据阿德勒的理论，可以揭示郁达夫自卑心理形成的最初原因，然而却不能充分解释童年时代的郁达夫的自卑感为何远远超出一般儿童，并且随着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他人格结构的变异，即在郁达夫人格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一个无法解脱的自卑情结。尽管他为之作出过审美超越的努力，但是自卑情结却像幽灵般如影随形、挥之不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郁达夫自卑心态的畸形发展，以至于最终形成自卑情结的呢？“要了解艺术家的特殊人格，就不能无视艺术家精神发展的历史。”[4](P25)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童年的历史，也就是他精神发展的历史。”[5](P54)童年是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而童年经验是一个人的心理发展和精神成长无法逾越的开端，它不仅对一个人的个性心理、精神气质、思维特点和处世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会给其整个人生奠定基调，并制约和规定着以后的价值选择与发展方向，在个体生命的发展历程中打下深深的、无法磨灭的烙印。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郁达夫特殊的童年经验和个人早期生活境遇。
童年的生活经历对郁达夫的个性成长和人格形成影响很大。郁达夫出生在一个败落的乡绅家庭，是最小的孩子，母亲奶水不足，又雇不起乳母，他回忆道：“我的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6]“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6]可以说，他的童年是在孤独和痛苦中度过的。刻骨铭心的饥饿，折磨身心的疾病，幼年丧父的痛苦，这些童年时期的不幸使郁达夫对贫穷和父爱缺失有深刻的痛苦体验，这给他以后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郁达夫一生对于贫病交加有着深刻的体验，“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追我”[6]。同时，这也为他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厚的心理材料。可以说，郁达夫自卑感的产生和加重，首先应归因于他悲剧童年所遭遇的不幸。儿时，与两位哥哥年龄相差太大，他们又早早地离家很远去念书，没有亲近的机会。上学后，在群体交往中，郁达夫遭到轻蔑与歧视。在小学堂里，他身体、年龄都属最小。“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7]中学时代，他与同学“仿佛是两个国家的国民”[8]，在他们眼里，郁达夫是“一个不善交际，衣装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才”[8]。接连不断的心理挫折和创伤，使他在心理和情感上对于他人和外部世界充满了恐惧。越是如此，他越离群索居、孤独无助，对尊重、归属与爱的需求都得不到正常满足，致使他的内在心灵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精神联系严重失调，助长了他内向性格的形成，加重了他的自卑感。于是，他对自身的前景悲观失望。但是，强烈的自尊又迫使他不断咀嚼一己的内心悲苦：“精神上的孤独，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我只好把热情收敛，转向了内，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8]
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郁达夫正值青春期阶段，对异性开始萌发渴望与幻想。但强烈的自卑加上传统封建教育“存天理，灭人欲”“男女之大防”等集体无意识对人心灵的禁锢，使他在自我压抑和自我放纵两个极端之间自戕自怨，敏感禁忌的心灵蒙上了性自卑的阴影。对异域女子可望而不可即，只能敬而远之，于是又陷入到性苦闷的内心挣扎之中。从日本求学归国后，在追求王映霞的过程中，由于自卑，即使得到了对方的垂爱，敏感的心仍要“鸦凤追随自惭形”一番。性的生理需要得不到正常而健全的满足，无疑对其人格心理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童年经验和个人早期生活境遇及情感体验的不幸遭际，这些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构成了郁达夫成长历程中的创伤性情境。这种刻印着早期生命底色的创伤性情境成为郁达夫的自卑意识潜滋暗长的土壤。奔波于生命旅途，为精神痛苦和孤独阴影所笼罩的郁达夫因此而失去生命自信，陷入了价值困惑和自我放逐的生存困境。从此以后，自卑意识在他的灵魂深处扎下了根。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特殊的人格是由特殊的生存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及特殊的成长环境、时代境遇等复杂交织的各种因素造成的。前面我们探讨了郁达夫人格结构中的构成要素——自卑情结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由郁达夫的童年经验和个人早期生活境遇及情感体验的不幸遭际所构成的创伤性情境。要想全面了解郁达夫自卑情结的形成，其特殊的成长环境和时代境遇则更不容忽视，这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成年后各种环境及境遇的迫压对其自卑情结的不断强化。
郁达夫出生于1896年，此时正值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备受屈辱、悲观绝望、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这作为一种民族耻辱的时代精神气候不能不在他幼小的心灵投下悲哀愁怨的阴影。中国自1840年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而开始屈辱历程以后，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解构，被迫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畸形转变。随着西风东渐，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也不断地威胁、消解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这是一个政治外交上惨遭歧视、经济文化上备受威胁的屈辱、痛苦的时代。在强大先进的西方文明面前，虽有五千年文明辉煌历史而近代却落后贫穷的中华民族患上了亘古未有的严重的民族自卑症，在与西方文化的冲撞交流中染上了千年一叹的失语痼疾。郁达夫就生活在中国本土文化和西方殖民文化于特定时代错综杂糅扭曲而形成的一种畸形病态的文化语境中。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境遇里，苦难屈辱的民族记忆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文化恐慌使他进一步体验到了生命的弱小和个体的孤独无助以及对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焦虑。作为弱国子民中的一员，郁达夫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人格在形成过程中均烙上了民族自卑的深深的时代印痕。
作为一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郁达夫不满现实，却又在黑暗中看不到光明，在困境面前找不到出路。于是，他陷入苦闷、彷徨的“时代病”的忧郁之中，这种强烈的心理刺激更强化了他的自卑感。
郁达夫在日本接受了长达十年的西方化教育，在流落军阀执政的岛国期间，他开始逐渐认清了中国在激烈的世界竞争舞台上所处的实际地位，更觉悟到今后中国的命运遭际。在郁达夫的内心深处，“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9]。特别是当他运用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来观照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借助西方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来对照、比较进而反思传统文化思想时，又陷入一种悲观绝望的窘境。在郁达夫看来，这无疑是“将新酒盛入了旧皮囊，结果就是新旧两者的同归于尽”[10]。无论是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的觉醒，还是渴求爱情而不得的性苦闷的发生，在“读着西洋书，受着东洋气”的时代社会氛围里，对于天生敏感的郁达夫来说，越清醒就越痛苦，越痛苦就越易陷入强烈的民族悲愤和民族自卑之中。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在他的心灵世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标志着人的觉醒和解放时代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点亮了黑暗中孤独前行的青年的心灯，他们仿佛于东方地平线上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郁达夫是五四新青年中的一员，也曾为这场思想革命欢欣鼓舞、摇旗呐喊。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斗争和分化，使热血青年陷入到“荷戟独彷徨”的时代文化苦闷之中。而郁达夫在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真正的“人”的呼喊中也哑然失声，到处碰壁，心理受挫。
在民族国家软弱得不足以保护她的国民于生命个体成长过程中免遭来自民族屈辱与民族歧视的痛苦而陷入时代文化苦闷的情况下，郁达夫不得不置身世外，将自己跟外界隔离，将自我封闭作为他实行自我保护的一种有效的手段。然而，自我封闭的处世方式只能使他更加陷于孤立。将自己跟外界隔离而陷入自我封闭状态，是郁达夫面对民族屈辱和民族歧视的国际环境而困顿于时代文化苦闷，出于自我保护心理而作出的一种现实的策略性选择，更是他童年时期以来就产生的自卑心态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自卑心理可以导致其陷入孤独的生存状态，而这种孤独的生存状态反过来又会不断强化其自卑心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郁达夫身上，自卑与孤独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造成了他的病态心理。正是在二者的互动中，郁达夫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且无法超拔的怪圈之中。就这样，经过现实的成长环境和时代境遇的不断强化作用，郁达夫童年时期生成于创伤性情境土壤中的自卑意识，最终演化成为其人格心理深层结构中居核心支配地位的自卑情结。
阿德勒认为，艺术创造的动力来自幼儿时期的“自卑情结”以及“追求优越”的动机。因此，在我们探讨了郁达夫的人格结构深层中的自卑情结之后，再来观照他的创作心理，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
阿德勒曾这样肯定自卑的积极意义：“自卑感本身并非变态，它是改善人类地位的原因。……实际上，我们人类的一切文化看来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11](P1140)有着自卑感的艺术家想象力丰富，使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欲望在想象中得以排遣或满足。一个人的想象性目标越优越，他的焦虑不安和精神痛苦就可能越深，自卑感也会越重，但反过来这可能会大大激发其惊人的创造力，从而在对自卑感的不断克服中逐渐实现对自卑的真正超越。
在这种意义上讲，郁达夫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长动机其实来自自卑情结的有效激发。换句话说，是一种克服精神焦虑和超越自卑的内心渴望，激发了他投身于文学事业的无限热情和坚定信念。可见，自卑情结的激发成为郁达夫走上创作道路的心理原动力。
作为一名作家，郁达夫的文学生命的动力源泉来自他因自卑心理而深刻体验到的巨大的精神焦虑和生存痛苦。自卑使他感到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由于自卑，处于青春期的郁达夫怯于与女性正常交往接触，找不到情欲的正常发泄渠道，于是便压抑自我。当“超我”抑制不了“本我”冲动，现实中的“自我”不得不以扭曲变态的放纵方式寻求内心的平静。留日期间，性苦闷中的郁达夫经常出入青楼酒肆。在新伦理意识观照下，他所采取的暂时满足或慰藉个体感性生命的方式，不仅践踏了别人，同时也让他付出了自残个体感性生命的代价，于人于己，都是一种犯罪和沉沦。沉沦和犯罪感折磨着他的良知。在日本妓馆嫖妓后，他“竟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条眼泪”[9]，以至于自我谴责：“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9]由于自卑，饱受民族歧视之辱的郁达夫，对于异族的哪怕一个侮辱性的词语，都表现出极度的痛苦和悲愤：“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9]面对因自卑而变得灰暗沉沦的个人郁积和因自卑且遭受民族歧视而产生强烈悲愤的民族郁积的双重迫压，郁达夫陷入惶惑，忧心忡忡，他急于在这双重郁积的压抑中寻求出路和情感释放的突破口。特别是他的自我追问更加震撼人心：“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12](P68)从郁达夫充满忏悔的内心独白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内心的那种陷入精神危机的孤独和惶恐。在这振聋发聩的自诉中，我们倾听到了郁达夫的灵魂深处渴望救赎与超越的发自良知的呼唤。
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救世主，也没有所谓的上帝，命运的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灵魂的拯救和精神的超度只有依靠自己。在苦闷中犹疑彷徨且忧心如焚的郁达夫经过一番痛苦的灵魂挣扎后，在“五四”时代激情的感召下，最终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写作。郁达夫在写作中获得了灵魂的拯救和个性的张扬，个体生命得以自由舒展。在他面前，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压抑的自我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久经漂泊的孤独痛苦的灵魂得以栖居而走向平和、幸福、温馨之境。于是，郁达夫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个世界，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文学这个触及灵魂的崇高事业。对于郁达夫来说，写作不但使他获取了一种新的感知世界的有效方式，而且在新的认知中重新确证了自我价值，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正是通过写作这种救赎之路，郁达夫超越了自卑，在文学的世界中重新找回了那个一度迷失的自我，从而获得精神的救赎。
就郁达夫而言，自卑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激发了他的成长动机，使他找到了精神救赎之路；
另一方面，制导和规约着他的艺术选择、审美意向和人物塑造，影响乃至决定了他的创作特征和审美风格。郁达夫对于创作道路的选择是其克服自卑心理、宣泄内心情感的一种精神救赎和自我超越，这是郁达夫创作心理的深层动因。为了排遣内心苦痛，追求真情实感特别是潜意识的大胆裸露、真诚开掘，使他的创作与同时代作家相比，有一个鲜明的区别，即他的创作注重表现自我，尤其注重表现自我主观世界。于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他开拓了心理分析小说领域。他的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在心理，直到潜意识层面，对许多“孤独者”“零余者”“自卑者”和“畸形人”的变态心理及变态性心理作了深入开掘。郁达夫同意“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观点，他创作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验有关，他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基本上都具有精神自传性质，这些主要人物形象与作家本人在人格心理、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说，郁达夫是按照自己的人格心理模式来形塑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的，他把自己的生命精神、思想灵魂灌注到主人公形象的描摹刻绘中，使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着与自己相同或相似的人格属性和精神特征。
有着自卑情结的郁达夫，情感过于纤弱敏感，在生活面前时时感到悲观失望，哪怕外界的一粒沙子也能在他平静的心海掀起巨澜。这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带上感伤的基调和忧郁的色彩。《沉沦》《空虚》《迷羊》《落日》《茫茫夜》等小说，单从小说名字，便可窥一斑而知全篇的感伤情调。它们都具有象征意义，比如，“沉沦”象征国家和民族的陆沉不振；
“迷羊”象征流离失所的人们如迷途的羔羊一般，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
“茫茫夜”象征黑暗时代漫无尽头，前途渺茫……这无不是作家主体心灵的折射与外化。
当郁达夫决定献身于文学事业的时候，他希望借助写作来摆脱心中的黑暗，并由此探寻生命的意义。但是，当他忠实于内心真实，以一个病态青年的生命呻吟和情感宣泄呐喊出人性挣扎的矛盾痛苦与无数苦闷彷徨的青年的心声时，却突然发现，直到最后，他面对的仍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不可理喻的世界。“他赤裸裸地将自己暴露出来，有时还要加上一点‘伪恶者’的面目。他的大胆的描写，在当时作者中，是一个惊异。”[13](P367)郁达夫不过是敢于揭破自己的创伤来达到个人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双重效果，到头来，却引起假道学的谩骂和同行的攻击，他原本自卑的心愈益感到孤独，有时甚至是伤心。但是，理性地看，郁达夫自我暴露的艺术胆量在当时封建传统积弊深重的中国不啻于林中响箭、黑暗中的光明，其献身文学的自我牺牲精神足以令世人惊赞。
郭沫若曾大发感慨道：“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14]面对世俗的不解、环境的不容，尽管伤感和孤独，但郁达夫并没有沉溺于自卑的泥潭而难以自拔。成年人的理性自觉和社会风雨的长期历练，使他背负着灵魂的重担，拿起笔来继续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真实大胆地向这个黑暗的时代社会发出控诉。写作，使郁达夫从深重的自卑中获得了审美超越，找到了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同时也担当了个人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历史责任，从而走上了精神救赎之路。他的一生，尽管蒙上了毁誉交加的阴影，但揭开历史的迷障，通过实事求是地探讨他独特的人格结构和创作心理，我们发现，由于自卑情结的激发，郁达夫以其大胆暴露真实自我的执著的艺术追求和惊世骇俗的艺术气魄以及不惜以身相殉的艺术献身精神而独步文坛，大放异彩。这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版图，又赋予了他的生命以独特的精神价值和不朽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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