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兆荣
（厦门大学 人类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他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中国采取有力政策行动，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提高社会参与和公众意识［1］。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2022年12月15日，习近平以视频的方式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3］
毫无疑义，当前“生态—生物—生命”危机问题已成为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面对这一重大问题，学科研究也相向而动。然而，从当下的学科形制看，越来越细化的学科难以完成整体性、整合性要求极高的研究任务。原因是，这些危机的出现是“生态—生物—生命”整体关系断裂造成的；
对学科研究而言，过于细化的学科难以承担研究任务，而博物学这一曾经的“百科全书式”①“百科全书式”是18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出现的一种超越单一学科的综合研究倾向和研究范式，因起源于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而得名。著名学者包括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孟德斯鸠、魁奈、杜尔哥、伏尔泰、卢梭、布封等。他们除有相关的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外，学术研究上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超越某一学科藩篱的限制，根据社会所需进行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比如卢梭的研究领域宽广，既整合又具体，难以用某一个具体的专业学科定位之，却是社会极其需要的。“百科全书式（派）”也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整合学科的历史范式——笔者。学科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呼唤博物学“复出”也是当今学科形制中的重要事件。
博物学作为一门探究自然物种与生命现象的独特学科，将“探索自然中的不争事实”作为学科使命［4］。在博物学视野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平等的，相互成为一种自然生命关系共同体，也是物种生命进化的杰作。重要的是，虽然不同的物种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生命长短各不相同，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每一个物种都是“生命大厦”的共建者。比如那些微生物的“劳工力量”虽然十分弱小，完全不足以造就它们自己，但是当我们在追溯生命的源头时，却能激发出一种惊奇感［5］：即便是那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在许多情况下，既可以“建设”一个巨大的世界，也可以“摧毁”它。
值得特别提示的是，在探索物种的生命过程中，博物学与人类学在学科上并行。前者侧重于物种的演化，后者关注人类的进化。人类学历史上的第一学派“进化学派”正是采借于博物学的“进化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学既旧且新。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世界各国各地自古就有博物学，因为自然生态就是博物关系形态，世界历史也就是博物的，生命现象更是博物的。“博物”本身包含着对万物的观察、思考、记录和研究的过程。剑桥大学科学史专家弗仁茨在《古代博物学》中提出西方古代的博物学是对历史（historiae）的收集与呈现［6］。
由此可知，从学科谱系看，西方的博物学最早是以“历史”的方式讲述世间万物。公元1世纪，对博物学至关重要的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博物志》里专门列有药用植物8卷（全书37卷），记录药用植物1000种。这也成为博物学“自然志”的创始。“nature history”作为“博物学”的原文，正是老普林尼的《博物志》的书名，这体现了他对“博物学”的理解——关于自然物的包罗万象的研究。“志”（history）则强调“描述”在理解自然中的重要地位。他的定义为此后两千年欧洲语言中“博物学”的含义奠定了基础［7］。顺便辨析，西方的博物学nature history侧重的是“自然史”，而我国古代的博物学在知识体制上与之并不完全相同，形制上侧重于“天文—地文—人文”的集合。
现代西方博物学成为一门形制独特、影响深远的学科与以下几个历史背景有关：其一，随着人类对自然探秘的进展，特别是“地理大发现（Age of Exploration）”的到来，人类对“生态—生物—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其二，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在知识层面出现了重大改变，科学知识在人类的生命和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三，技术对自然状态的改变越来越引起注意和重视。比如18世纪末人类对运河的改造在地质上的影响，类似的人类行为对地表的干涉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关注［8］。其四，交通设备与实用工具水平的提升。交通的改善使野外工作者对世界的观察由原来的乘坐马车变成了乘坐火车出行［9］。不少博物学家也借助现代的旅行方式开展和推进他们的博物学研究。
欧洲的博物学之所以在18世纪、19世纪如此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社会组织工作的蓬勃兴起。特别是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具有专科性的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虽然在此前早就有了相关的协会，而且有规格较高的协会，比如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但与博物学有关的协会组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世纪前后兴起的“田野俱乐部”［10］。在1860年前后，田野俱乐部已蔚为风潮，并与以往那些庞大规模的协会交融，创造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协会形式：他们开展规模更大的、远程的田野活动［11］。随着历史的步伐，博物学这一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囊括性的学科在历史的延伸中也注定其分化的命运，特别是随着19世纪分析的严格化，博物学也逐渐分化，影响力渐趋消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大自然为保护对象的研究协会、机构才又以一种新的面目复苏［12］。
博物学除纯粹的学科意义外，其中的科学原理也与欧洲传统宗教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构成了博物学谱系中“特殊的一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学与欧洲传统宗教的分道扬镳与1859年达尔文出版的《物种起源》中的进化理论有关。在1859年至1872年间，《物种起源》总共出版了6版［13］。“进化论”将整个学术世界拉进了一个长久以来人们担心的漩涡之中。不过，从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这并不是第一次，此前宗教与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之间的斗争已经拉开了神学与进化理论之间较量的大幕：“我们现在正要研究的进化学说虽然起源于天文学，但它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具有更重要的科学意义，也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它得同那些比用来反对哥白尼体系胜利的天文学还更顽固的神学偏见作斗争。”［14］也就是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进化思想与宗教的冲突是历史的必然。可想而知，在“人是上帝创造的”的具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博物学“人是猴子进化来的”的结论宛如惊人霹雷，二者的冲突也成了那一时代的重大事件。事实上，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是固然的［15］。在此之前，英国博物学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获得广泛追随者的传统，达尔文正是此项传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正是因为在博物学掀起了一场重大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学科、知识、宗教之间产生了分裂。一些宗教激进主义者对达尔文进化论展开了攻势。与此同时，另一些科学家站到进化论一边。赫胥尼便是杰出代表［16］。在西方学术史上，赫胥尼是达尔文坚实的拥护者［17］。
事实上，当时不少博物学家拥有双重身份，两种信仰相互纠结。例如，林奈是著名博物学家的同时还是牧师。难怪当时他的同事风趣地说：“上帝创造，林奈整理。”［18］不过，需略加说明的是，在西方的认知价值与教育体系里，神学不同于宗教。“theology”一词从词源上说，是一门学科，即关于神的学问。在博物学兴盛的时代，欧洲的自然神学与博物学常常捆绑在一起。自然神学作为神学中一种重要的研究进路，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探讨，而非信仰［19］。有学者试图对二者进行调和，比如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在他的经典著作《神学政治学》中指出《圣经》如果不能与历史相吻合，便不能信其为真。他主张要以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希伯来文化。他批驳了神学家们对《圣经》的歪曲。恩格斯对他的这种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哲学的最高光荣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都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20］在斯宾诺莎看来，“上帝”不是别的，就是“自然”［21］。他说：“说万物遵从自然规律而发生，和说万物被上帝的天命所规定是一件事情。因为自然的力量与上帝的力量是一回事。”［22］
概而言之，博物学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知识形制，都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化”，伴随着人类在历史中对“生态—生物—生命”的认识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发展过程。从学科角度看，今天的一些重要学科，比如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基因学等都与之存在着“亲缘”关系。如果说博物学与今天那些绝大多数学科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博物学研究侧重于“整体”，其他学科研究趋向于“具体”。
众所周知，人类认知世界所遵循的是分类形制，分类也是文明形态的重要依据。作为人类的认知产物，知识的专门化成了学科的基本特征，而知识的专门化建立在分类之上。其实，“学科”也是建立在“分类”的认知基础之上。“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23］从近代学科的发展来看，博物学的分类不啻为重要的代表。近代西方博物学的开拓者有两个代表性人物：布封和林奈。他们都是18世纪伟大的博物学家。学术界对二人的评价是：布封是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之间最重要的人［24］，而林奈因开创了“分类体系”（历史上称之为“林奈体系”）而影响后世。
上述因素使得博物学在历史的变迁中越来越清晰化，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科定制。至19世纪末，博物学开始有了明确的内涵，成为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三科的合称。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将自然界划分为三界：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林奈所确立的科学的动植物分类系统为世界各国生物学界所接受。我国晚清初时的博物学，即为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三科的合称，此后又加上了生理学而成四科。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这四科正与矿物、植物、动物、人相对应。博物学指博通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而矿物、植物、动物和人四者恰构成了整个世界［25］。
现代博物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整体性、整合性的“生态—生物—生命”研究；
二是行动的科学研究，即所谓“野外的科学”。博物学历史上著名的研究计划有很多，宏大的“林奈计划”（Great Linnaean Enterprise）就是最著名的计划之一［26］。1707年，林奈出生于乡野牧师之家，母亲希望他子承父业，但他却自幼着迷于自然［27］。1732年，林奈获得400塔勒资助，跟随一支探险队来到瑞典北部拉帕兰地区进行野外考察。在这块方圆7401千米（4600英里）的荒凉地带，他发现了100多种新植物，收集了不少宝贵的资料，调查结果收录在他的《拉帕兰植物志》中。这样的旅行注定将开启一个探索的新时代。在随后的旅行中，林奈从乌普萨拉的沿海边的大路北上，途经一些小城市，此后，他离开了于默奥，徒步沿于默奥河进入内陆［28］……就这样，林奈命名了近1万个物种，几乎是欧洲的所有物种［29］。
在林奈之前，人类始终处于生物学世界的中心，而林奈体系的贡献就在于人类地位的转变——人类只是生物学世界中的一个物种。就分类的重要性而言，分类除表现人类独特的认知思维特点外，专业上的分类也成了学科专门化依据。在林奈以前，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命名法则，各国学者都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命名植物，致使植物学研究困难重重。其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命名上出现的同物异名、异物同名的混乱现象；
二是植物学名冗长；
三是语言、文字上的隔阂。林奈依雄蕊和雌蕊的类型、大小、数量及相互排列等特征，将植物分为24纲、116目、1000多个属和10000多个种。纲（class）、目（order）、属（genus）、种（species）的分类概念是林奈的首创。林奈用拉丁文定植物学名，统一了术语，促进了交流。随着林奈为越来越多的物种命名，人类在生物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30］。
分类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模式，是人类观察和体认自然世界的思维形态，也是人类交流的重要纽带。但由于文化与文明体系不同，历史语境的差异、交流中的“误读现象”一直存在，甚至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当代学术史上有一件重要的轶事：法国学者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正是受到中国“某一部博物志分类”的启发而成为经典。在这部博物志中，动物可以分为：（1）属皇帝所有；
（2）芬芳的香味；
（3）驯顺的；
（4）乳猪；
（5）鳗螈；
（6）传说的；
（7）自由行走的狗；
（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
（9）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
（10）数不清的；
（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
（12）等等；
（13）刚刚打破水罐的；
（14）远看像苍蝇的。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福柯表示：“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通过寓言向我们表明为另一种思想具有异乎寻常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31］。
虽然福柯读到的所谓中国某部博物志，完全可能是现代法国学者、传教士们的误解、误识、误记。因为据我们所知，中国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部这样的博物志，更没有如此怪异的博物志分类系统。福柯的阅读和理解建立在“误读—误解”之上，却无妨分类本身的价值，也不妨碍人们作出以下理解：其一，博物学（志）分类反映了某种文明、文化对自然万物的认知情形；
其二，中国的博物学确实有着一套独特的分类体制；
其三，中式的博物志分类衬托着独特的思维范式；
其四，“怪异”属于正统范畴中的必备事物和现象，某种意义上说，博物学反映的正是“正统的异常”，从我国的《山海经》或能了然；
其五，误解、误读本身就是思维形态的中的“常态”，尤其在分类范畴。
概而言之，由于博物学对象的繁杂多样、形态各异，分类成了至为重要的思维认知方式与工具。人类正是通过博物学的分类形制越来越深入地了解真实的生物种类，也更充分地认识了人类自己。重要的是，不同的文明体系对事物的表述各不相同，其中重要的原因正是来自认知的分类体系的差异。
“人类是什么？”这无疑是博物学、生物学、人类学致力回答的问题。其他学科也同样在回答这一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希腊古城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刻有7句名言，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一句是：人啊，认识你自己。为此，达尔文给出了一个宽泛的解释：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卡西尔从哲学的角度给出了他的解释：“依靠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我们也就达到了进一步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但是现在必须稍稍发挥一下这个定义，以便给予它以更大的精确性。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32］有证据显示：“（类人猿等的）符号化过程确实相当稀少并且很难观察到。人们完全可以持久地怀疑它们的存在，但是我在想，我们不久即会被看成人的符号化过程之先例。这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达到了令人兴奋的发展阶段。”［33］哲学与生物学的答案似乎殊途同归。
如果说“进化”反映了物种起源与演化规律，那么“驯化”则曾经是与之结伴而行的重要伙伴。进化表示人类作为生物物种的普遍性，驯化则表示人类作为生物物种的独特性。驯化指人类有目的地对物种进行改造以适合人类的需要。人类也在这一过程中达到“自我驯化”。黑猩猩与众不同地体现成熟和合作的社会气质是通过“自我驯化”进化来的。自我驯化是基于生态学的自然选择过程［34］。“从达尔文开始，我们承认我们是灵长类动物的后代，但这绝不是说我们本身是灵长类动物。我们相信：自从我们的祖先从曾经生活过的热带树上爬下来以后，我们就永远摆脱了林栖生活，我们在自然之外建立了独立的文化王国。”［35］其中食物成为最为重要的生物“基本需求”（basic needs）的生存枢纽。复杂的人类社会行为是通过男性间竞争和对觅食生态学（即在环境中对食物进行更高效的利用）的自然选择之间相互作用进化来的。在人类历史上，从“狩猎采集”到“农业”之间的重要关节正是驯化，根本动因却是食物。
逻辑性地，博物学作为一门独特的科学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博物性，具体体现为：（1）“物种”（包括人类在内）的演化过程；
（2）在博物学范畴，人类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别”（man-kind），在物种分类上并无特别；
（3）人类的独特性与生物的普遍性都是相对的；
（4）自然的生物界是一个共生关系，食物链与生物链相辅相成。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与其他生物伙伴保持着合作关系，属于合作的物种。“人类具有合作性。而我们的基因却是自私的，那么，自私的基因是否造就利他的人类？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36］所谓“合作”是指人们同别人一起从事互利活动的行为［37］。“互惠交换”具有现实的普遍性［38］。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大量证据表明，人类社会之所以得以延续，一个重要的合作原理正是缘于互惠性。反过来说，互惠是人类社会维护社会关系的纽带。同理，“自然的互惠性”是生物的生存条件。这也是人类今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理由。
生命的本真是什么？邦达尔的著作《性本自然》（The Nature of Sex）的副标题“从动物繁衍中寻找生命的本质”体现了其对生命本质特征的理解。笔者要补充的是：生命的本性就是自然的本真，即“本性自然”（The Nature of Nature）。换言之，繁衍本身就是自然现象。理由是：其一，世间所有的生命原都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过程。自然既指我们生命感受到的大自然，也指生命所遵循的自然规律而形成的自然之道。其二，生命的本性正是自然的演绎。生命使得自然得以被感知、被体验、被认识，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感知、体验和认识的奇迹。其三，自然的特点——无限的生命延续的无限性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共同使自然成为永恒的生命现象。其四，生物的生命现象都是适应自然的产物，没有例外。繁衍体现了生命的本质，繁衍也是自然的本真。
生物的本性可以有多种存在和表现形式，但都是适应自然的结果：“生物的适应能力指的是生态或生物因素的可塑性，还有动物所表现出的行为或生理反应的适应性。”［39］作为生命本性的重要表现，性无疑具有特殊的表现性。例如，众人皆知雄孔雀开屏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在于吸引雌孔雀，然而，罕有人知道雄孔雀在交配前的求偶行为中让羽毛与阳光呈45度角的自然关系：在羽毛与阳光呈45度角的情况下，孔雀羽毛上的彩虹色眼状斑点就会显得格外突出，对站在雄孔雀正前方的雌孔雀来说尤其如此［40］。如果说动物的性本自然属于本性自然的话，那么，与自然环境协作以呈现生物特性也是自然。再如，人类以外的动物（一般指脊椎动物，特别是鸟类和哺乳动物）大多有“发情期”，即动物开始愿意接受交配到拒绝交配的这段时期，而人类没有，对此学者们的观点见仁见智，但有一个结论是共识性的，即这是自然在人类这一特定物种的演化中的特殊赋能，这本身就是自然的解释，是生物多样性使然。
人类之所以成为具有高智商的物种，是因为其处在实现合作关系的群体中，合作对其成员极为有利，可以促使其建立社会制度［41］。推而广之，人类与其他生物物种在进化的过程中必须以合作的姿态保持关系，因为如果这种自然的合作不能维持，生物物种的延续就会出现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原理。“我们相信，在祖先群体内，社会交互表现为一种冲突和合作的相互作用，这与群体间的交互没有多大差别。然而，与群体间不同的是，群体内部的攻击行为往往会起到维护合作的作用。”［42］也就是说，“冲突”虽然也可以作为一种生物种类保持长期合作的手段，但它的作用是限制性的。因此，人类作为“万物的灵长”，更需要承担起保护“生态—生物—生命”的责任与义务。
概而言之，人类作为自然物种中的“类”，与博物学存在着亲缘关系。虽然从学科范式来看，博物学与人类学在学科范畴各有研究归属，泾渭分明，但是，二者属于同根的不同分支，在历史语境、学科背景、学理依据等方面都过从甚密；
同时，人类作为生物物种中的“类”，同样表现出相应的“博物性”。
人类今天正在面临一种史无前例的发展，也同时面临一种空前的危机：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据统计，全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小时有3个物种灭绝。美国生物学家斯图亚特·皮姆认为，如果物种以这样的速度递减，到2050年，目前世界上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物种将灭绝或濒临灭绝［43］。“生态—生物—生命”由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科学研究的相关专业，学科无疑具有重大的责任和神圣的义务。然而，以现行的学科体制和形制，没有一个学科能够承担起这一重要的使命。而博物学是一门以研究“生态—生物—生命”为专业的学科，笔者热切地呼吁它重新复出，承担起研究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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