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弛，赵付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基础上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1]（p28）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p22）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过程，要基于历史传统特别是要把握近现代历史进程，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时代环境相结合。独特的历史命运、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复杂的现实环境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历史缘起，也促使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过程时秉持大历史观的视野，在华夏文明史、近代民族革命史、新中国建设史和世界发展史中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3]（p69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民族历史传承与国家道路抉择之间的内在关联，任何国家的道路抉择都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历史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p470-47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它充分汲取了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思想精髓，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历史的传承延续。
（一）中华传统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源头
任何国家发展道路形成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不同的历史文化基础塑造了各国多样性的发展道路。回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过程，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重要“基因”，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出的赓续性、包容性和创造性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路。[5]（p22）
中华传统文明的赓续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基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探索过程中承继了“大一统”“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民惟邦本”等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承继传统文化“珍贵的遗产”[6]（p534）的结果。
中华传统文明的包容性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道路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中庸思想以及历史上相对稳定的国家政治结构都起到了凝聚国家意识、深化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
中华传统文明的创造性坚定了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道路自信。历久弥新、革故鼎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动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其创新精神引领下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局面和新境界。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沃土，它必然会从历史文明，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里汲取思想智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就是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发掘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资源过程。
其一，从“知行合一”的辩证关系中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路径。“知行合一”是明朝哲学家王阳明在孔子“言行一致”“知易行难”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哲学思想，它强调“知”“行”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间有着内在契合性。中国共产党在“知行合一”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政治原则，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进程中始终以具体实际为出发点，深刻总结和灵活运用实践经验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
其二，从“民惟邦本”的价值取向中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价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古代先贤坚持和提倡的价值取向，它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的根本地位，统治者对待民众要常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敬畏之心和坚持“重民”“爱民”“顺民”“惠民”的为政之道。中国共产党在古代“民本”思想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人民至上”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核心价值理念，在道路探索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局面和历史新纪元。
其三，从“小康”社会、“大同”世界的道路追求中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目标方向。“小康”社会、“大同”世界是中国古代先贤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最高追求，它向世人传达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和“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理想社会状态。共产党人在古代“小康”社会、“大同”世界的愿景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梦想，这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正确的道路方向目标。[7]（p17）
其四，从“自强不息”的民族品质和“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中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力支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品质，它支撑中华民族在各种磨难面前不屈不挠；
“革故鼎新”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创新求变的精神特质，它鼓舞中华民族不断求变创新，它们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传承发展的动力来源。中国共产党在“自强不息”的民族品质和“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8](p425)的战略思想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p24)的创新思维，在道路探索中坚持创新发展思维，在改革创新中实现民族进步。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传统文明的发展与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历史传承基础上的现代性发展与超越。“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8]（p156）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阐明了历史文明传承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根本意义，历史文明的现代性转换直接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进程和根本方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建立在对历史文明传承的现代性发展与超越基础上。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对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全盘继承，而是对其中优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8]（p156）推动“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8]（p161）以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必须坚持科学正确的历史思维，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复古论、历史文化决定论等错误思潮，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思想精髓，努力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永久魅力与时代风采。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需要注意把握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速度与进程，方式不可激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应在相对稳健的历史进程中有效过渡到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的提炼与现代转化上来，从而避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扭曲和失败。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3]（p109）习近平总书记点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近代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的内在关联。自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陷入了近代民族危机，为了挽救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各个阶级阶层中的仁人志士都先后站上历史舞台领导民众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方案。中国人民在经过反复思考、比较和实践“试错”后，最终选择了代表无产阶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进一步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唯一正确的道路选择。[9]（p8-10）
（一）农民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发展道路
面对近代民族危机，农民作为中国社会最为庞大的阶级力量，率先站上历史舞台，试图用农民武装斗争形式解决民族危机。以洪秀全为代表的两广地区农民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短短两年时间就席卷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极其强大的革命风暴。这场被马克思称为“惊心动魄的革命”[4]（p607）的农民起义运动拉开了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农民阶级积极反抗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提出了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社会改革方案和满足农民阶级理想的国家发展道路，《天朝田亩制度》这一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方案就是其集中体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一带有鲜明小农经济色彩的社会发展愿景，反映出农民阶级在遭受不平等压迫的情况下努力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主张。[10]（p72）遗憾的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他们提出的发展道路既不能满足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最终走向失败。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印证了农民阶级作为封建社会的小生产者，在缺乏先进理论支撑和科学纲领的指导下不可能引领中国人民探寻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他们提出的绝对平均主义发展道路也因脱离现实而被历史所遗弃。
（二）封建地主阶级的“中体西用”实用主义发展道路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并没有阻断中国人民追寻“救亡图存”道路的决心，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取代农民阶级成为道路探索新的“领军力量”。相比于洪秀全等人的小农出身，曾、李、张都属于汉族士大夫阶层，都曾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同时他们在思想上较为开明，深受道咸年间流行的实学思潮影响，主张“经世致用”，并在林则徐、魏源等进步人士的启蒙下对西方社会有了初步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的器物制造水平已经远超中国，但中国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上并不弱于西方，可以在保留传统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器物”实现“自强”“求富”目标，他们由此提出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理念的“中体西用”实用主义道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通过引进西方现代生产技术、创办现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兴建新式学堂等举措促进中国社会的生产技术革新，以实现“自强”“求富”的现代化目标。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效果，西方技术的引进加速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洋务企业的创办推动了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新式学堂的兴建促进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和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不足的是，洋务运动只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它并没有超越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这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实用主义道路仍停留在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上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革新和进步，不可能引领中国人民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梦想，也注定了洋务运动最终“破产”的历史结局。
（三）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洋务运动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站上历史舞台，成为近代中华民族救亡运动新的领导力量。相对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领导近代民族救亡运动上有三点优势：其一，民族资产阶级是在19 世纪70 年代以后才在国内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受到的封建礼教束缚较小，因而更易接受西方思想文化；
其二，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官僚势力压迫的夹缝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具备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不具备的韧性；
其三，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生产而寻求建立一个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政权，这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投身到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现代化国家的洪流中去。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确立了建立西式民主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方向，但他们在民主国家建构的实现路径上却产生了分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选择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试图参照英国“光荣革命”、日本“明治维新”等做法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来完成中国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轨，建立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国家；
而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暴力革命的道路，希望借鉴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经验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两股力量先后站上历史舞台，分别领导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两场近代民族革命运动，但它们最终都以失败收场。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救亡图存道路探索的失败证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自身力量薄弱和软弱性难以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需要新的社会力量站出来领导近代中国的民族救亡运动。
（四）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
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继续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通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他们将目光逐渐投向了无产阶级，投向了马克思主义。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他们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促使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救亡运动进入组织化、理论化的新进程。但是尚处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因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认识不够成熟而先后数次陷入“左”倾和右倾思想错误。党内错误思想的出现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同时也坚定了中共探寻救亡图存正确道路的决心。最终经过实践摸索和检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最终独立探索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团结广泛社会力量并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确立有力地驳斥了之前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观点：一是“二次革命论”，要求无产阶级放弃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由资产阶级领导进行民主革命；
[11]（p144-146）二是“革命速胜论”，要求“毕其功于一役”，同时进行和完成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提供了清晰的道路方向，引领中国走向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并为之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840 年到1949年，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进程的重要阶段。中国人民通过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实践，证明了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唯一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基础上成功开辟出一条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本质内涵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也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在总结党长期奋斗中探索并形成的‘坚持中国道路’这一宝贵经验基础上开创的”，[12]（p424）这一论断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也印证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生长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点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外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全面封锁，内部政治、经济基础薄弱的艰难环境，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成功探索出一条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早在1951 年毛泽东就提出在实现农业社会化的基础上利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13]（p725）建设构想，1957 年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4]（p240）概念，指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以农业为基础，以重工业为中心，在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关系为前提下的经济发展道路。在毛泽东看来，改变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关键在于使中国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方向。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现代化建设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明确的建设目标，为之后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摆脱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束缚，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探索过程中形成的重要认识，这一认识推动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追寻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苏共二十大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的思想警醒，虽然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弊端尚未充分显现，但他们也意识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绝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必须“以苏为鉴”，保持“独立思考”的头脑，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工业化模式。1956 年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分析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上存在的失衡问题，他指出这些国家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了“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14]（p24）等现象。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该汲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15]（p101）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此后，毛泽东又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农业问题》等文章，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以“重工业的优先增长”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弊端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13]（p892）的工业化建设基本思路。毛泽东“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建设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探索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新征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进行伟大社会实践的结果，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内涵。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探索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创和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有机结合的成果，从而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进程中的伟大飞跃。
邓小平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念的主要提出者和新时期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奠基人”，他在1979年3 月21 日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来华代表团时，率先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6]（p225）概念。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务虚工作会上创造性地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道路”联系起来，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理念，从“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角度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内涵进行诠释。[17]（p163-164）1979 年12 月6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时任首相大平正芳一行时再次谈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问题，明确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与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标准并不相同，他将中国的现代化标准定为“小康之家”，[17]（p237）并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小康”状态就是“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17]（p237）此时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阐释是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至1981 年11 月他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会谈时提出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念，从而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联结起来，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域开始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领域。[18]（p208）19 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p3）概念，从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逐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同起来，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基本方向。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由单纯的经济建设延伸到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下不断深化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的理论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形成。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简单搬用，也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完全抄袭，而是从中国的农业国现实国情出发，结合新时期现代化要求提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从而摆脱了苏联现代化道路和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束缚，在借鉴两者经验的基础上走上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动态的道路探索，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观察世情、国情和社情的变化并根据时势发展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集中表现。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始终坚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从而较好地实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有机结合。最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终坚持以唯物辩证法来处理社会道路探索中的各种矛盾和复杂问题，党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前提下牢牢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并结合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和社会情势的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调整，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开拓创新。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方向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基础上，以带领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根本方向，成功拓展和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并为其注入更多新的时代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突破的结果，党的十八大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党的十八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从而全面开启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3]（p1）从2012 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至2021 年2 月全面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在近十年时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代化目标不懈奋斗，最终创造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中国奇迹”，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伴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又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冲锋号角，2021 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20]（p10）概念，并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目标。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地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中心任务，作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从2020 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的提出，为新时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立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为我们党在新时代继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了信心动力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以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为主轴、主线，而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或者苏联社会主义作为内核的中心逻辑。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将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串联在了一起，从而赋予了新时代的现代化前所未有的使命任务。第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以14 亿人的“全面共同富裕”为发展策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p22)，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p22)，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使我国14 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就必须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的发展策略，在发展中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防范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两极分化等现象，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内在要求。在新时代推进现代化既要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迈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显著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等目标，不断促进物质文明全面丰富，也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达成。第四，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根本遵循，这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破坏殖民地生态资源以换取自身现代化发展空间的发展方式。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求坚持可持续发展策略和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发展方针，通过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不断降低碳排放，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最终引领中国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第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作为必由之路，这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的道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生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它是人类“大航海”以来中国与世界建立广泛联系、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后，在大工业社会生产的动力驱使下世界各国特别是非工业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的进程，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下工业资本进行普遍竞争的斗争“牺牲品”。[21]（p45-52）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威胁下被裹挟着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洪流之中，在列强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屈辱的民族命运刺激中国民众积极追寻实现国家现代化、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并在不懈实践基础上探寻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开创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文明新形态。
（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主动探寻现代化道路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文明侵略中被历史性地纳入世界历史轨道，并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开启了现代化道路进程。鸦片战争的战败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民族劫难，深重的民族危难激发各族民众对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强烈渴望，在各族民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艰难地踏上了现代化探索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求索就是在近代民族危机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展开的，特殊的时代环境让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潮流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整体呈现出“模仿—运用—创造”的现代化生发逻辑。中国最初是在西方的武力威慑下被动纳入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西方资本主义力量的强烈冲击一度使中国统治者和民众被动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将其视为国家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然而，这种模式在中国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现代化自主求索的一次重要“尝试”，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出的“五权分立”政治主张结合了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和中国的传统监察、考试制度，是近代中国运用西方制度的一次重要尝试。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的现代化求索逐渐摆脱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束缚，在不断实践探索过程中灵活借鉴运用乃至主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浪潮中走上正确的现代化道路
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赋予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为突出的特征：中国的现代化求索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必然且深刻的本质联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起深刻的联系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所谓的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本质上就是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p36）的历史，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而言，它们的命运只有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安排，成为西方国家主宰的世界体系的从属和附庸，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下中国不可能也不会走上与西方一样的现代化道路，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深刻批判为中国提供了一条真正可以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桎梏，走上民族独立、民众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是顽固的封建势力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国内环境，单纯的政治或经济改革很难打破落后顽固的守旧力量制造的“壁垒”，中国的现代化实现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而马克思主义恰好为封建落后国家跨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实现现代化目标提供了解决方案。[22]（p1-3）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可行性在于中国最终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迂回式”现代化模式，必然性在于中国选择将革命主导权历史性地交给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手里，由中共领导完成现代化的革命任务。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启的标志，也是中国融入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的标志。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来看，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符合20 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在马克思看来，尽管世界历史是由资本主义开辟的，但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向必然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走向的预判，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增添了信心和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融合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多次实践的基础上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磨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也在现实层面成功实践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辛勤积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在现实层面不断接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交给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必然性，只有中国共产党能真正肩负起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带领中国人民排除万难、迎难而上，在正确的现代化道路上昂首前行。
（三）在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中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国际环境的逐步改善和“改革开放”基本方针的确立，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美欧国家频繁互动，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国际关系，同时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进程，逐渐成为维护国际公正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潮流、推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也享受到了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时代“红利”。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经济快速发展、快速城市化、民营企业崛起、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完整产业链、供应链的建立，以及人口红利释放，都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密切关联。同时，中国也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红利”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是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最为突出的特征，也是中国在新时期推进现代化最具可行性的选择。首先，“二战”以来世界各国的互动交往更加频繁，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尽管“冷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西方世界的交往，但经济全球化仍成为“二战”后世界发展的新样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环境下，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主动参与国际社会分工与合作，在充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理念等的基础上不断强化自身的制造业实力，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其次，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可以开阔国人的思维视野，这对于中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有重要促进作用。正是在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经济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成功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二元”对立问题，这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可以使中国更好地认识自己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现实差距，倒逼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稳健姿态追赶世界现代化进程。回顾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历史，事实上就是中国以改革开放追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了很多长期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顽瘴痼疾，突破了很多发展上的瓶颈障碍，中国式现代化的步伐也因此走得更加稳健有力。
（四）在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智慧
进入新时代，世界格局由“一超多强”向多极化世界迅速转变，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使得当前世界呈现出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变局”特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环境，新时代共产党人在准确把握时代方位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成功推进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回答了“人类社会怎么了”“世界往何处去”等重大时代命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化提供可行的“中国方案”，对推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时代意义与价值。[23](p28)
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或苏联的现代化模式等现代化方案相比，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深刻总结中国的现代化奋斗历史经验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放眼全球局势、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发展与全球繁荣统一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兼顾起来、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结合起来，真正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在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伴随着钢铁、石油等传统工业产业的衰弱和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产业、新能源、数字创意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坚持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前提下聚焦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的现代化建设，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的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发展动能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质量发展，这为人类社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了现代化典范。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把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冷战”思维，以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向世界展现了开放包容的新时代中国形象，而且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在和平发展主题下的现代化目标实现。[24](p20-21)总体来看，中国为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展示了后发国家如何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可行性，进一步验证了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多样性与民族性，为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可参照借鉴的中国方案。
从大历史观的历史视角多元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过程，历史文明的传承延续、世界历史的深刻影响、近代民族革命运动的实践检验，以及现代化的历史实践，都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多重历史因素交织和影响下最终的历史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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