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权时
岭南价值哲学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种富有岭南特色的价值理论。它是岭南文化本质和特征最集中、最深刻的反映和表现，是岭南文化区别于我国其他地域文化的根本标志，也是岭南文化富有活力的根本所在。
岭南价值哲学是对以往价值意识、价值思想的哲学概括、总结、升华。它来源于岭南先民、古越族的哲学意识、百越族的哲学观念、中原哲学思想和外国哲学理论，历史悠久，渊源深远。
古代岭南开发较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战国时期，古南越各族仍处在蒙昧之中，“人如禽兽，长幼无别”，“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未进入文明社会。但岭南先民在实践中，努力创造文化，形成具有价值意识的文化现象和事物。这种价值意识最早通过自然崇拜、神鬼崇拜表现出来。“南蛮，蛇种”，“越人断发文身”，“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断发文身，以象麟虫”，“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赤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1]岭南先民这种对自然的崇拜和神鬼的崇拜，是古代岭南人价值意识的觉醒和萌芽。
古代岭南的原始、直观、朴素的价值意识转为自觉的抽象的价值理论是秦汉以后的事情。这一转变是在岭南原始的价值意识基础上，吸收百越文化圈文化，特别是荆楚文化的价值意识、思想，中原价值理论、外国价值哲学的结果。在统一的汉文化形成前，岭南文化接受岭外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临近岭南的百越文化圈文化的影响。秦汉以降，中原文化逐渐成为影响岭南文化的主要因素。秦汉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岭南“士”的阶层的形成和学校的兴起，中原文化大量传入岭南。汉代“三陈”“四士”引进岭外的儒学，西晋南海太守鲍靓和其女婿葛洪引入岭外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汉越文化的融合，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等学术思想的传入，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等诸子百家的价值思想、理论也大量传入岭南，并融入和构成岭南价值思想体系。岭南价值思想、理论在汲取百越文化、中原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大量汲取外国文化的积极成果。岭南是我国最早、最广泛接受外国文化的地区。自秦汉之后，岭南不仅从海外引进了农业物品，也为外国文化的传入打开了方便之门。明代之前，以南亚、东南亚、北非和中东等的文化传入为主，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先后传入。清代中期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大量传入岭南，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西方的价值观念、思想和价值哲学大量涌进岭南。正是岭南的古代价值意识、思想不断与百越文化、中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价值意识、思想、理论和价值哲学的相互碰撞、兼融，促进岭南价值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岭南价值哲学在形成和发展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早期比较关注自然价值，中期突出人的价值，后期着重社会价值。早期是原始社会至唐代，中期为唐代至鸦片战争，后期为鸦片战争之后。
岭南地区原始社会至唐代是岭南价值哲学萌发与形成的时期。岭南价值意识最早产生于岭南先民原始的“工艺”活动中，这是一种“对个别有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2]其具体内容是自然崇拜、神鬼崇拜。岭南价值思想理论的出现是秦汉之后，“三陈”、“四士”、牟子、康僧会和鲍靓、葛洪等在研究、引进中原文化、佛教文化、道家文化中，也引进了儒学、道学、佛学的价值思想理论，并与原始价值意识融合，使其由朴素的价值意识上升为自觉的价值观念理论，这是一种飞跃，有力地促进岭南价值思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一时期，岭南价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聚焦在自然价值上，根本原因是岭南先民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生存问题。一是来自自然界的凶险，先民无时无刻不面临自然界对人的身心和生命的侵害。二是来自自然界生活物质资料的索取。无论是人的安全问题，还是人的物质生活资料问题，都来自自然界，都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因此，处理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岭南先民们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根本问题。于是，把握自然界的本质，揭示自然界的规律，弄清自然界同人的关系以及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就成为古代岭南先民不能不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岭南开发较晚，自然环境又较恶劣，岭南先民在对自然的关系中，处于极端的软弱地位，其生存和发展基本建立在依赖于周围自然环境基础上。岭南先民这种对自然的依赖性，受自然的制约性比起中原地区的依赖性、制约性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更大。这就不难理解，岭南早期的价值意识、理论比较集中在自然价值论上。
唐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汉越文化融合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岭南文化自汉武帝时期基本形成之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的不断演进，至唐代已进入全面繁荣发展时期，岭南文化基本定型、成熟，达到一个历史新的高度。岭南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包括岭南价值理论在内的岭南哲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的惠能佛教哲学标志着我国主体性哲学的产生。主体性哲学中心是讲主体，讲人，讲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人的地位和作用。此时，岭南价值思想理论的重点从关注自然价值转为关注人的价值上，这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使然。一方面，在“盛唐”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业和交通运输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给城乡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底层平民要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当时佛教比较消沉，人们要求改革佛教的呼声四起。于是，惠能这种主体性哲学的思想便顺应而生，人及其价值的思想理论，成为盛唐时期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岭南思想家陈白沙、湛若水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唐代岭南的主体性哲学思想和人的价值理论，把岭南文化的发展推进到近、现代阶段。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考虑我们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广东，作为西方列强入侵的前沿和通道，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大批岭南贤人志士纷纷起来抗争，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救亡图存上，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出现了大量的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新学派。朱次琦、陈澧的新学，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洪仁轩的建国方略，郑观印、容闳、何启、胡礼垣、黄遵宪等的早期改良主义，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思想理论，无不指向社会变革、富国强兵、民族复兴。一时间，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重点。随着社会变革理论的四起，社会价值的思想理论也大量出现。这一时期，岭南社会价值理论的凸现，是全国，特别是岭南社会矛盾聚集的反映，是时代问题的集中表现。
岭南价值理论是一个体系，由诸多的要素、成分构成。它们在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我们在把握岭南价值思想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中，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及其重点，没有顾及其他内容，旨在更好把握其主线的内容和特点。事实上，每一个阶段，其他的内容也在不断发展。
岭南价值哲学是一个理论体系，结构复杂，内容丰富。它由诸多的要素、范畴和规律构成，本文仅从范畴方面作些介绍。
（一）岭南自然价值论
中国文化对天地自然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独特认识，认为天生万物都是为了人，所谓“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这是一种自然的价值观念。岭南文化对天地自然的看法，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奉行的是自然主义哲学，但它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岭南人对天地自然的看法，有一个历史过程，它经历过“人格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等不同的认识。岭南自然价值论的内容非常丰富：一是“天本元气而成”的自然本源理论。“天”（自然）不是从“神”中来，也不是上帝所创造，而是由物质所构成。二是“道出于天”的自然是人类之母的理论。人从“天”（自然）出，物从“天”（自然）生，神（精神）从“天”（自然）来。世界万事万物都从自然中产生，“元气塞天地，万古常周流”，“谁能天地外，别去觅乾坤”[3]。三是“天人同气”的自然与人关系的理论。天（自然）与人的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天人一体通”，“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安能为造化之主耶？”[4]“天地民物一体者也，一体故亲。”[5]四是人造物质的“自然再生”理论。葛洪认为，人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还可以创造物质，再生自然。这是葛洪很有创见的一个思想。
（二）岭南人的价值论
人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问题。岭南人的价值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人文主义的传统，重“人”、重“已”，重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形成富有岭南特色的人的价值理论，张九龄的“国本”说、崔与之的“宽民”说、丘睿的“养民”说、陈白沙的“救民”说、湛若水的“畏民”说、海瑞的“惜民”说、康有为的“公民”说、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理论都在讲人和人的价值。人的价值的思想和理论非常丰富，集中表现在六个方面：“天地精英”人的本质，“自信自度”人的自由，“宇宙在我”人的地位，“心开万物”人的作用，“率情由之”人的品格，“自任自为”人的发展。
（三）岭南经济价值论
岭南开发后，发展比较快，后来居上，先进的生产力和厚实的经济基础催生出经济价值理论。一是“民以食为天”的经济理念。“食为性命之基”[6]，湛若水把“食”提到人性高度，说：“男女饮食，其欲呼？凡欲皆性也。”[7]孙中山认为：“食饭问题，关系着国家之生死存亡。”[8]二是德本财丰的经济取向。在德与财的关系上，中原文化是德本财末，而岭南文化则是德本财丰。唐甄明确提出要“藏富于民”，“立国之道，唯在于富”[9]。杨起元认为，人要求利益，增加财富是人心的欲望，有其自然性和合理性。三是重农兼商的经济路径。岭南受“重农抑商”的影响较轻，既重农又重商，农商共进。四是富国强兵的经济思想。张九龄的“经术济朕”的思想，崔与之的“胸中经济学，为国好加餐”的“济世说”，郑观应的“商战救国论”，康有为的“物质救国”“以商立国”的理论，洪仁轩的“建国方略”，孙中山的经济建设理论等，无不指向富国强兵。五是重生产促分配的经济思路。在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上，中原文化往往是重分配轻生产，而岭南人则是把生产和开拓放在首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近代，岭南思想家的目光都投射在如何发展生产、如何开拓、如何富裕的问题上。六是注重消费的经济方式。岭南人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中，不像中原人那样“重积累，轻消费”，而是“重消费，兼积累”。他们追求舒适、快乐，享受美好生活，消费主义在岭南盛行。七是经世致用的经济价值。岭南人非常务实重用。朱次琦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10]，要“以经世救民为归”[11]。郑观应有一句名言，“士夫宜实践，经世耻空言”[12]，他要求“崇事实，去浮文”[13]。
（四）岭南知识价值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知以养心”，把道德置于知识之上。岭南知识价值论深受中国传统知识价值论的影响，但有自已的特点，主要内容有：一是“养子不读书，不如养条猪”的知识价值观。岭南人比较崇尚知识，把知识看作安身立命、富国强兵的基础，涌现出诸多的“知识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论。康有为认为：“科学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做。此必不可缺者也。”[14]二是“以心统物”的知识路向。岭南文化受中原文化“反省内求”理论思维模式的影响，知识路向走的也是“内求”的路线，注重“心”的作用，惠能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同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的佛性说，陈白沙的“求之吾心”的心性论，湛若水的“理即吾心”的“心性图说”，无不突出“心”的求知作用。三是直观觉解的认知方式。这一点在牟子、康僧会那里已有所表现，在惠能、陈白沙那里尤其突出。惠能的“顿悟说”，白沙的“静坐说”，都是强调主观领悟、觉解。四是经验科学的认知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一直存着“重道轻技”“重道轻器”的观念，而岭南经世之用的科技观却重视技木和工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实用性技术的发展。岭南比较重视经验科学，余靖的《海潮图序》，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对经验性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做了很好的介绍、阐述和总结。邹伯奇的实验科学，比“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要早得多，“开实验科学之先河”[15]。五是岭南科学哲学。岭南科学技术不仅重视技艺和应用，而且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给予理论的说明。康有为的科学哲学，梁启超的科学宇宙论，孙中山的科技哲学，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六是士人的出路，也是知识的出路。士人是有知识之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古代中国的士人，特别是中原的士人走的路往往是读书做官之路，而岭南的士人并不把读书做官作为唯一的出路。
（五）岭南道德价值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以道德价值为核心，岭南道德价值论也深受影响，但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一是“亲亲”与“孝”的道德核心。古代岭南与全国一样，以“家”为本位，家庭、家族是一切社会组织的中心，由此产生的道德也以家族为其凝聚点。岭南人非常讲究血缘关系，重视家庭、家族，宗祠文化与家谱文化非常发达，讲亲疏，重孝道。二是自然真诚的道德特质。岭南受道家文化影响较深，自然主义较流行。葛洪“顺任自然”的观点，惠能“法迩自然”的理论，陈白沙“以自然为宗”的学说，湛若水“理便是自然”的思想等，都在敬畏自然，因而在道德领域比较真朴、真实，真诚，白沙说：“天地之大，此诚且可为”，“一诚所为也”[16]。三是利义并重的道德取向。中国传统文化有过多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规范，而岭南人则是理直气壮地重义求利，利义并重。张九龄的务实求利的思想，陈白沙的“滔滔终夜心，四海皆名利”[17]的诗句，湛若水“利济天下”说，海瑞的“利民论”，康有为的“求乐利生”理论，梁启超的“为群之利”的理想等，无不重视人的利益，人们“求利乃人之本心”[18]。四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价值。孙中山喊出的“天下为公”这一口号，是我国先贤们道德理想和道德价值的最集中表现。五是求乐利生的幸福追求。康有为的“去苦求乐”、梁启超的“乐利主义”、孙中山的“国民幸福”等理论，都把幸福作为人的重要价值和人生目标。六是“顿悟”“静养”的道德涵养。惠能的“顿悟成佛”，陈白沙的“静养端倪”，湛若水的“随处体验天理”，都是突出心性的作用，在精神世界中实现。
（六）岭南审美价值论
自然主义一直是岭南审美价值理论的主线，贯穿其历史发展的始终。岭南道家的“纯任自然”的审美思想，禅宗顿教的“随缘任远”的审美意境，岭南心学的“自得于自然”的审美情趣，岭南画派的“法师自然”的审美路向等，说法各异，但它们的审美本质都是自然主义，其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一是崇美重善，美善统一。“以美养善，美善统一”，是儒家美的评价标准，而岭南文化却是“崇美重善，美善统一”。二是自然观照，物我一体。岭南这一审美价值理论，来自道家的“观照自然”，“物我合一”的审美价值观。三是寓情于景，情景相依。岭南文化在处理情与景的关系中，重景又重情，触景生情，把景与情有机结合起来，“景为心所映”[19]。四是形神兼备，形似神生。岭南人在审美活动中，重形、重感觉，但又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既真实、生动、活泼，又有很浓的文化品味。五是平民意识，世俗感情。岭南人的审美情趣弥漫着平民社会底层的气息，充满着“土”味。
（七）岭南平安价值论
历史上，岭南比较安定，在长期的安定社会环境中，孕肓出丰富的平安文化。一是岭南平安价值的文化生态。岭南古代比较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后来比较宽松的商业精神对岭南平安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二是“平安是福”的价值理念。从底层的人民群众到高层的政治精英，都期盼平安。他们祈盼国泰民安、城乡平安、社区平安、家宅平安、事事平安、人人平安。三是国泰民安的政治理想。洪秀全要建立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实现“天下为公”，追求“世界大同”，都是把国泰民安作为治国安邦的目标。四是“事事平安”的不懈追求。岭南人对平安的追求，不是一时一事，而是时时事事，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种平安的价值观念，在岭南的民俗文化中反映尤为实出。
（八）岭南和谐价值论
“和”是岭南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和”文化在岭南很丰富。一是“和气生财”的价值理念。“和气生财”“和气吉祥”“家和万事兴”“以和为贵”等“和”的观念，是岭南人的重要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葛洪、惠能的“与自然亲和”的思想，洪秀全“地下太平，人间恩和”[20]的观点，康有为“大同”的“和”设想，孙中山“共和”的建国方略等，都非常重视“和”的范畴。二是岭南“重和”的历史传统。岭南人不仅在思想上重视“和”的理念，而且在行动上积极践行“和”的规范，形成了很好的历史传统。赵佗实施“和辑百族”的政策，有力促进外迁人与原居人的团结与融合。冼夫人“和亲各民族”的关系，使汉人与俚人和睦相处，安定团结。苏东坡在海南流放中，同海南各民族友好相处，开办学校，传授文化。他们为岭南“和”文化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三是“世界大同”的和谐社会。这是岭南“和”文化的最高境界，孙中山等先贤为实现这一社会理想而不懈努力。
上述八个价值范畴是岭南价值哲学的主要范畴，除此还有其他的价值范畴。
岭南价值哲学，本质是行动哲学、实践哲学，就其理论属性来说，实用主义色彩很浓。实用主义是岭南价值哲学的核心，贯穿整个岭南价值哲学发展的始终。它的实用性、功利性、工具性非常突出，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有机统一，三为一体。
岭南价值哲学的实用主义与其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相比，有相同之点，又有不同之处。实用主义是以经验论为基础，以价值论为核心，以工具论和实践论为手段、工具的哲学体系。从经验论到价值论，再到工具论、实践论，就是实用主义的基本逻辑。岭南价值哲学的实用主义，基本遵循了这一逻辑，但它又有自己的特色。第一，岭南价值哲学的实用主义，不仅承认经验论是其哲学的基础，而且承认经验之外的自然的客观存在，这一客观存在是经验的来源，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实用主义，是实用主义的典型代表。它认为经验之外的自然只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不属于经验的对象和经验的内容，这就为唯心主义留下了空间。第二，岭南价值哲学的实用主义最大的亮点，就是突出了价值的主体，突出了主体人的价值，突出了“是谁在用”“对谁有用”和“为谁而用”，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和人民性。第三，岭南价值哲学的实用主义，轻认识，重实践；
轻过程，重结果。岭南价值哲学的实用主义同美国等的实用主义不同，它很少讲认识，很少讲真理，也很少讲过程，更多的是讲行动，讲结果。在这种价值理念的影响下，“拿来主义”在岭南盛行。第四，岭南价值哲学的实用主义，充满着平民意识和世俗感情。岭南文化是世俗文化，它的价值理想、目标和情趣，更多体现在“活在当下的平常”，一日三餐，一盅两件，充满着市民的生活气息，悠然自得，其乐融融。
岭南价值哲学的实用主义这一本质规定着和外显为下列的八个基本特征:重人、重用、重道、重利、重乐、重安、重和、重行。
一是重人。人的价值范畴是岭南价值哲学的中心范畴。岭南古代先民形成的哲学意识、葛洪的道家哲学、惠能的禅宗顿教、白沙的江门学派、朱次琦的九江学派，以及近代的康梁哲学、孙中山哲学，人的价值范畴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其他的价值范畴直接或间接从这一价值范畴中产生，并受其制约和影响。
二是重用。用、实用、效用是岭南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丘睿“通经之用”的思想，陈白沙、湛若水注重日常生活，不为教条束缚的学风，陈建“实学”的理论，黄佐“知本务实”的观点，陈澧“实用”的论述，朱次琦“经世致用”的主张等，都在强调“用”。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更是把“用”放在改革和革命的高度上。岭南的百姓众生非常崇尚“用”，把是否“有用”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凡是“有用”的东西，视为珍宝，凡是没有“用”的东西，不管说得多么漂亮，一概斥之为“没鬼用”。
三是重道。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泛道主义的社会。岭南价值哲学与中原价值哲学相比，受泛道主义的影响比较轻，但也非常重视道德价值。岭南所有思想家都涉足有关道德的问题。不过，岭南的道德价值没有像中原文化那样一直被置于至尊的地位，也没有一直成为规范、统领其他价值的统帅者。
四是重利。岭南人自古以来就讲实惠，不薄利。“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21]。“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饶”[22]。在“趋利”意识的支配下，岭南人不再恪守“君子不言利”的信条，不再鄙视“为利”的商人，以至把商人摆在“四民”之首。他们把“利”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目标。这种重利的价值观念，在岭南诸多思想家的理论中有不少论述。梁启超把人追求利益的想法和行为，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他说：“夫利己者，人之性也。”[23]何启、胡礼垣则为人的利益大声疾呼：“人之能利于己，必能利于人，不能利于己，必致累于世。”[24]
五是重乐。岭南的社会是一个重乐的社会，重乐表现为三个层面：自然之乐、入世之乐、出世之乐。自然之乐展现的是岭南人在自然环境中生息、生养、作息的乐趣追求。入世之乐是岭南价值哲学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社会层面所表现出的道德旨趣。出世之乐是岭南价值哲学所具有的超越政治层面乃至自然层面而追求精神快乐的伦理道路。岭南人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崇尚幸福生活，重享受，图快乐，时时想乐，事事寻乐，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也想方设法去乐。康有为“去苦求乐”、梁启超“利乐主义”的思想，就是岭南重乐社会生活的反映。陈白沙“今古一杯真率酒，乾坤几个自由身！”[25]的自由自在的、悠然而生的“自得”之乐，更是岭南人重乐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六是重安。“重安”是岭南价值哲学的重要特征。岭南人用至诚的追求化解人生历程中的灾厄，以今天充分的准备应对明天的万般变幻，以达到防灾避难，化凶为吉，万般安全的目的。在岭南人看来，平安是人生中最根本的福址所在。人们拥有平安，才是真正拥有幸福。因此，岭南人总是把“安全第一”放在生产和生活的首位。这种平安的观念，在岭南人的思想意识中特别牢固，沉淀为一种历史文化，成为他们的习惯和风俗。
七是重和。未开化的古代岭南，人“好相攻击”，不很和谐。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岭南人重“和”，以和为贵，特别是赵佗主政岭南之后，注意尊重当地的社会习俗，使中原迁民和越族人能和睦相处，甚至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人好斗的风俗。对此，刘邦给予充分的肯定：“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26]赵佗的“和亲”政策开启了岭南“和”文化的先河。“和”不仅成为岭南百姓众生的共同信念和行为准则，也成为岭南精英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在他们的思想理论中，经常出现“中”“和”“合”“同”“融”等范畴。
八是重行。重行务实是岭南人重要的重要的价值取向。惠能的禅宗顿教全面肯定现实日常生活事务，使平民百姓日常的平庸的繁琐的生活和行为获得价值论的意义。陈白沙倡导的“以自然为宗”的“自得”之学，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注重日常事务，重行务实的新学派。朱次琦提倡经世之用，反对脱离实际，“明理以处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郑观应更是明确反对只说不做，指出：“士夫宜实践，经世耻空言。”他要求“崇事实，去浮文”[27]。在近代中国，岭南这种重行务实的价值理念显现为务实的政治行动，康有为、梁启超等率先走出传统士子读书仕进的巢臼，成为中国著名的改革家。孙中山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终生致力于改革中国的政治革命。
岭南价值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仅从理论和实践的两个层面做些分析。
（一）理论层面的贡献
在理论的层面上，岭南价值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创新了一些价值范畴，构建富有岭南特色的价值哲学。一是提出了一些新的价值范畴，一是建构了有自己特色的价值理论体系。在价值范畴方面，如“人造自然”“顿悟”“自得”“体认”和人的本质、地位、作用、人的自由以及“道”“理”“欲”“义”“利”“乐”“安”“和”等，有的首次提出，有的赋予新的意涵。在价值理论体系方面，以人的价值概念作为理论逻辑起点，人的价值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从这一核心价值范畴出发，衍生出其他的价值范畴，构成了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
第二，重人的价值哲学，有利于文化发展范式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范式，是以道德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岭南价值哲学的出现，有力推动着我国传统文化发展范式由以道德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岭南价值哲学以人为中心，把人置于中心的地位，文化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都服从和服务于人，实现人的目的和价值。岭南重人价值哲学的产生，对推动我国传统文化发展范式的转变，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促进文化转型，改变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沿着儒家文化发展的路向和轨迹前行的。儒家文化本质上是农业文化，它在中国农业社会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中国的文化发展路向也必然转型。这一文化转型，是由岭南等比较发达地区首先完成的。岭南价值哲学的产生，特别是岭南近代哲学的出现，涌现出许多近、现代性的文化因素，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促进中国古代文化向近、现代文化转变。
第四，率先与西方价值哲学兼容，促进哲学创新和对外开放。在古代，外国文化比较早传入岭南。“西学东渐”首先在广东发生，广东成为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近代思想的策源地。岭南的思想家在学习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大量引进了西方哲学的价值理论，并与中国价值理论兼容，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哲学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二）实践层面的贡献
在实践的层面上，岭南价值哲学的贡献，主要是：
第一，为人的价值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促进人的发展。岭南价值哲学是重人的价值哲学。它不仅把人作为价值活动和价值理论体系的中心，而且对人的价值做了深刻的阐述，对人的本质、地位、作用，以及人的意义、目的，实现人的价值的具体途径和道路，都做了具体的说明和规范。这种聚焦于人身上的价值理论，无疑会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岭南价值哲学的重人、重利、重乐、重和、重行等特征，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岭南价值哲学的实用性、功利性、工具性的文化特征，为人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土壤和强大动力，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为安定团结提供思想保证，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岭南人崇尚“和”，把“和”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指导原则和行为规范，大家和睦相处，团结合作，使岭南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处于和谐发展之中。在古代，岭南与中原地区相比，战乱比较少，社会比较和谐安定，这是岭南发展比较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局限性
岭南价值哲学既有历史贡献，也有历史局限，其局限主要是：
第一，过于强调有用，容易导致“有用就是真理”的错误。我们判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确实需要考虑是否“有用”，但“有用”不一定是真理。岭南价值哲学，重视“有用”，有积极的意义，但过于强调“有用”，以至把“有用”泛化，作为是非的标准，这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第二，过量索取，往往造成自然界的失衡和破坏。岭南价值哲学聚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于一身，把人的欲望、需要、功利、享乐固化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集中指向自然界，往往会破坏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使自然界受到破坏，生态失衡。
第三，急功近利，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岭南的功利观，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在功利问题上，岭南人往往是“窄视”“短视”，看得窄，看得近，过于着重眼前的利益，缺乏世界眼光，没有长远的战略思维。
第四，偏重当下，文化难以沉淀。岭南的价值论偏重当下的价值，“活在当下的平常”，对“当下”非常认真，至于明天、后天，还有更远的将来，往往考虑不够。这种多顾眼前，少顾长远的价值观念，对文化的沉淀是不利的。
第五，过度享乐，消费主义盛行。岭南人崇尚快乐主义，其主导方面是好的，但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过于追求享乐，以至追求刺激，必然导致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
岭南价值哲学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为了弘扬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文化强省，我们要深化改革，加快建设，实现岭南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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