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醒，赵立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纵览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高地争夺战已然打响。为了实现弯道超车，“我们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1］。也就是说，我们要牢牢把握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资本、元宇宙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技术，抢占高水平技术发展的高点。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领域如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相关技术已居于世界前列，这些技术以快速民用化的方式全面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拉近了尖端技术与人们的距离。面对技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国内学界得以充分捕捉与审视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进而展开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探索并由此生发出批判反思，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但是，我们也需要驻足反思，技术批判应走向何方？对中国而言，我们应立足技术发展的现实立场，为技术发展留足时间，真正把握技术的内在逻辑，进而建构中国特色的技术批判话语。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机遇与挑战共存、发展与风险同在。中国深刻把握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契机，在诸多高水平技术领域已走在前列。到2021年，中国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量子信息等新兴技术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数字经济也达到45.5万亿元的巨大规模［2］。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最新信息技术已经深刻融入生活中，成为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和接触的对象，新一轮技术已经嵌入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路径。此外，新技术实体的出现也为我们的技术批判提供了具体的对象，进而使我们的技术批判因时而变，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从“隔山打牛”到“有的放矢”的历史变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在技术领域的追赶地位导致了技术批判理论对象的贫乏现象。具体来说，以往中国的技术发展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在技术批判时缺乏现实可感知的对象，因而只能借鉴西方的技术批判理论对观念中的技术进行理论思考。随着中国高水平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终于摆脱了此窘迫情境。二是从“紧随其后”到“后来居上”的视角变化。近代中国曾处于努力追赶西方技术发展的状态。如今，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的调查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半导体、软件、电信设备、大型机和数据库等方面谋求自给自足，并在过去几年取得长足进步［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此时我们就不能再局限于以往的学徒身份，而应在实践中直面技术的最新进展并以此展开批判性反思，走向技术批判从“跟跑”到“并跑”直至“领跑”的视角转变。
由此，我们看到，面对国内新技术不断突破的最新发展状态，学界对技术的批判性反思也不断走向繁荣，其总体特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国内学界对技术批判的研究成为热点，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目前国内学界以技术批判为主题的研究已成为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当前的技术热点概念为例，在中国知网输入检索词“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资本”，时间限定在2013年（德国首次提出工业“4.0”的时间）至2022年，学科选择“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新闻与传媒”，期刊来源类别以“CSSCI”为要素进行检索，共得到1563篇文献。去除重复文献、会议类文献以及实证研究类等与技术批判无关的文献，共得到981篇论文。总体来看，关于技术批判的发文趋势从2013年到2022年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在2018年后更是出现了研究的持续高峰，表明学界对技术的关注与日俱增。此外，我们以Refworks格式导出数据，再使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看到相关研究的关键词涵盖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伦理”“科学主义”以及“人机对立”等。这表明学界的技术批判始终着眼于前沿技术领域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
第二，国内学界的技术批判紧跟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我们看到，在国务院2015年印发《中国制造2025》之前，2014年的7月份就已经有文献将“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对照起来展开研究与分析［4］。2020年2月5日诞生了健康码的第一个版本，在同月中国知网上就已经有相关文章发表，并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治理”“数字鸿沟”等各个维度进行了批判性思考与探讨［5］。这充分表明国内学界在中国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所拥有的紧追技术前沿的强大生产力。但是，我们同样能够看到，批判反思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部分观点认为，在研究中如果不去“批判反思”一些热点话题，似乎就已经与时代“脱节”，无法跟上学界的节奏了，类似的情况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与警惕。
通过对国内学界技术批判文献的剖析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涌现的高水平技术的批判反思有待进一步深化。具体而言，一方面，学界的部分技术批判缺少了历史向度；
另一方面，部分技术批判未能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内在维度出发走向反思深处，而是陷于西方技术批判理论的话语不能自拔。
第一，相当部分的研究只是在技术发展尚未成熟时的“匆忙”批判而显得“为时过早”。国内学界的部分技术批判存在操之过急的情况。众所周知，无论是人工智能技术还是生物工程技术等，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相当部分技术正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技术本身、围绕技术建构的产业链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与政策并未完全落地，尚待发展与深化，此时围绕技术展开的批判可能是徒劳无功的，也可能是片面的。回顾技术的发展史可以看到，1981年创立的美国圣丹斯协会（Sundance Institute）首次将数字技术与电影相结合，探索多元化的叙事方式，但这创新性的举措却不被人们看好。圣丹斯协会始终坚持这一理路，在2012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更是播映了集合VR（虚拟现实）与3D建模技术的纪录片《饥饿的洛杉矶》，进一步拓宽了技术与电影艺术交融的边界。如今在艺术创作中引入技术以达到沉浸式视听影像效果的行为已屡见不鲜，而之前的相关批判已经无人问津了。因此，我们的技术批判应审时度势，切勿以浮躁心态写下“急就章”。首先，技术的诞生、发展与应用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6］。一项新技术的诞生首先是契合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一开始有可能会显得与现有的社会相关领域结构不契合，因而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指出，电脑的逻辑运算能力很强，但是感知与行动能力却很孱弱。到了今天，新材料领域的硬件与人工智能领域的软件相结合，使得以电脑为核心的智能机器，不仅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行动性与灵活性，更能模拟人的感知，进行识别、深度学习等行为。故我们不能只是站在历史之外抽象地批判技术。其次，我们要注重实现超越视角与现实视角的统一。正所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才起飞”［7］，对现代技术的批判自然要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这毫无疑问是技术批判的内在要义，但只有到技术落地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们才可能在尽量把握其内在机理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的、深度的批判。否则就有可能会出现阿玛拉（Amara）所提出的“人们总是高估一项技术所带来的短期效果，却又低估了它的长期影响”［8］的情况。当现代技术的潜能尚未完全实现，其发展趋势与实践效能等各个维度都不甚清晰之时，给非线性发展的技术留下日常认识磨合和社会情境实践的空间与时间是必要的。
第二，相当部分的研究未能深入技术批判的内在理路而止步“外在主义”。正如《启蒙辩证法》所指出的，对技术问题的克服需要对启蒙进行再启蒙，而这需要走辩证法的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道路［9］，也就是从技术本身内在的规范与标准出发来揭示相应的问题并寻求解决路径，亦即马克思所说的“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0］。我们看到，国内学界的部分技术批判存在一种“外在主义”的态度，表现为仅就理论谈理论，缺少现实维度，对技术发展历程、应用情境以及技术与社会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技术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实体或工具，施瓦布强调：“技术是通过社会机制开发出来的解决方案、产品和举措，它包含一整套假设、价值观和原则，服务于人民和社会制度，反过来又能够（并确实）影响社会权力、结构与地位。”［11］这充分说明，我们对技术批判的思考要从技术的更迭以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维度入手，避免“蜻蜓点水”式的“隔靴搔痒”。
对技术批判的“外在主义”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对技术发展存在着过度肯定与过分否定的两种态度。对技术发展持过度肯定的态度又包括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这两种认知方式。实证主义遵循的是显性的技术决定论逻辑，它们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从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中剥离，认为技术的发展可以解决社会中的一切问题，将其视为物质精神财富增加与人类解放的“万能药”。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完全能解决以前人类不可企及、无法解答的物理问题，对新技术采取一种简单的非批判的诠释路径。而持有工具主义观点的学者则仅把新技术看作一种工具，这种孤立看待技术的观点同样具有隐性的技术决定论倾向。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是教学、物流运输或资本增殖的工具，而忽视技术本身的社会文化性。在对技术发展持过度否定态度的学者中，有的学者持技术实体论的态度，他们把技术视为具有文化本性的不可违抗的天命而带有恐惧与悲观态度。这种类型的批判更多地表现为，在资本批判视域下针对席勒（Schiller）提出的“数字资本主义”［12］以及特拉诺瓦（Terranova）提炼的“数字劳动”［13］等概念展开，他们认为人会沦为数据人，元宇宙会颠覆人的本性导致人的符号化，以及人工智能会通过技术座驾式的倒逼影响教育、社交沟通等问题。这种在技术实体论的视域下对技术自身带来问题的预设本身就是基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想象与推演结果，而并非就表征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与现实。而有的学者则是抱持着浪漫主义的态度与情怀。一方面，他们对技术发展带来的进步与未来发展潜能视而不见，认为“元宇宙”“区块链”等众多概念都是在“炒作”，是虚幻的泡沫；
另一方面，他们多是从古典理论中“挪用”理论资源，以此为理论凭依，宣扬回归前技术社会的自然状态。其二，我们也可以看到，针对可能的技术问题，众多学者基于古典的、保守的或者是激进的理论资源开出不同的“药方”。比如，要求通过传统哲学的人本立场消解概念炒作的虚无，要有技术可能对人类造成不可逆伤害的最坏打算等。但正如辛普森（Simpson）指出的，技术哲学的理论奇点就是要辨别技术“究竟是指一种具有动态机制的自治现象呢，还是指一个总体来完全服从于人类需要的价值中立的工具之集合”［14］。这说明，无论是技术实体论还是工具论都需要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学界的担忧与反思为我们更好地切入与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问题拓开了一条思想路径，但无论是自由主义式的本真价值悬设，还是浪漫主义式的“悠然见南山”，这些“药方”对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来说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第三，相当部分的研究仅对西方技术批判理论照搬照套而陷于“教条主义”。部分研究仅就技术批判谈技术批判，忽视了技术批判理论也是社会历史产物。马克思指出：“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15］正因为社会历史的异质性，全盘认同并不假思索地“借鉴”西方的技术批判理论是有待商榷的。首先，纵览西方的技术批判理论史，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技术批判是个经久不衰的议题。马克思直面19世纪的社会现实，也就是工业大生产时代的社会背景，那时的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如火如荼的“上升期”。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6］此时马克思除感受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压制外，更感受到其蕴藏的巨大潜力。与马克思不同，自韦伯以降，无论是卢卡奇所强调的工具理性还是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更多强调了技术对人的生活世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显然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卢卡奇遭遇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历史现实，他为我们展现泰勒制应用后，从劳动生产部门延伸的，政府、企业等各个领域适应合理化思维而导致物化现象渗透进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现象。马尔库塞身处北美发达工业时代，更具体地说是以20世纪中叶美国为典型的消费主义社会，其理论所回应的是这一社会的生产组织模式及人的生存境况。其次，我们需要在变化了的当代社会环境下考量技术问题。我们看到，在国内学界近十年来的技术批判中，简单运用西方技术批判理论进行生搬硬套的现象依然存在。比如，在运用“拜物教”“异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技术批判时，部分学者并没有把握到其丰富内涵。具体来说，在当下热门的“数字拜物教”“智能拜物教”等马克思主义语境的批判理路中，较少见到对“物”的具体诠释，比如“物”（ding）与“事物”（sach）［17］，而只是将其当作一个既定的概念，以异轨的方式直接挪用语义，并且忽视了新的社会背景下“物”的概念变迁以及经典理论中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内在逻辑。再如，部分学者使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四重“异化”概念［18］来诠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引起的部分社会现象，却又忽视新的社会条件下技术的社会属性与技术属性带来的组织模式、生产范式等维度的变化，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到后期历史现象学的发展［19］。根据斯蒂格勒（Stiegler）的观点，现已经是超级工业时代（hyper-industrial age）［20］，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社会的组织模式、技术的应用方式及人的生活方式、思维广度与深度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方技术批判理论对于今天的我们当然还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但就其具体论断则不能生搬硬套，而应结合发展了的社会背景对概念本身加以反思，在深刻领会其思想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有选择性地加以吸收与利用，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批判理论体系，这也是国内学界技术批判的应有之义。
技术的革新能为“中国制造2025”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展开技术批判的出发点是为技术发展服务，而其落脚点就是具体的中国现实，即基于中国技术发展的现实情况，以技术批判之维审视中国社会与技术的融合与贯通。而要实现这个愿景，我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探索性思考。
第一，技术批判的出场应当等待恰当的时机。对技术的批判应该是在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再进行的反思。首先，在新一轮技术的潜能尚未完全展现，其发展趋势与方向等各个维度都不甚清晰之时，对技术的反思要“慢”一点，不过，这个慢并非维希留（Virilio）、罗萨（Rosa）等人在面对技术对生活的介入时所强调的生活节奏［21］，而是要求我们等待合适的时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19世纪中叶的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22］一样，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问题只能在技术在社会中“落地生根”后才会彻底“浮现”在我们面前。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例，1956年，麦卡锡（McCarthy）等人制造的初代人工智能耗费的计算量和数据过于庞大，未来应用前景也不甚明朗，美国政府遂停止了资助。时过境迁，随着数字技术与生物科技等技术的更迭，如今人工智能已是炙手可热的新星。据统计，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企业融资共计247起，融资总额达549.9亿元，B轮融资之前的初创项目投资总数更是占到53.4%［23］。马克思强调：“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4］等待技术落地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成熟时期的批判才更具价值。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弗雷（Frey）在深度研究了工业革命的历史之后，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也有了类似的判断：“只有在长期的延迟后技术才能提高生产率，而且在技术研发初期，主要影响是成本的增加。通常在新发明出现很多年后，它的原型才开始在生产中变得经济可行。”［25］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给技术发展以时间，在超越视角与现实视角的统一中解决技术问题。其次，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很多时候都伴随着争议，有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再到逐步推广的过程。1989年戴维斯（Davis）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探讨个体在面对技术时持欢迎或反对的态度的因素［26］，证明了不同主体间认知范式的差异使得其对技术的接受度也不同。随着现代社会总体信息与资源的扩大，技术对人的交往、自我发展等各个维度的影响是复杂的，因而人们接受技术的程度、速度都也不同，技术诞生初期出现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技术的社会文化性决定了技术是在实践中被淘汰或被逐渐接受的。正所谓“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7］，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我们走向现代化更高阶段的必由之途，而技术则是我们前进的“助力器”，我们应当对其多一点耐心。
第二，技术批判应遵循内在路径，摒弃应然维度的外在价值批判，深入技术发展的现实。2020年11月，教育部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要“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入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实现文科与理工农医的深度交叉融合”［28］。复合型人才方能把握多领域融合的高水平技术，而这也就要求我们要摆脱以往技术批判中，仅将批判理论简单比照技术应用的外在理路，应深入社会的具体情境，直面技术引发的复杂问题。正如芬伯格所强调的：“批判理论必须比人文科学中的通常做法更直接地面对技术问题。技术批判理论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29］无论是荷兰技术哲学家克罗斯（Kroes）与梅耶斯（Meijers）强调的技术哲学的价值论转向，还是维贝克（Ver-beek）等人从内在关系存在论对道德物化的诠释路径［30］都部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以元宇宙为例，剖析元宇宙背后的技术发展史与应用史，我们发现其并不只是简单的热炒概念或是资本附庸。作为新兴概念，元宇宙早已成为社会领域的热点话题，而背后则有着技术发展的深刻印记，需要网络和算力技术、人工智能、电子游戏技术、显示技术、区块链技术的交叉互动与深度融合，包含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等各领域之间的交互。因此，我们对元宇宙的认识就不应只从资本逻辑、文化逻辑展开，而要充分理解其背后的技术意涵，全面分析元宇宙的“来龙去脉”，如此方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认识与实践。因此，总的来说，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我们要对技术的发生史和发展史进行考察；
从共时性的维度来看，我们必须了解理论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之间的作用与关系，打破学科壁垒，避免单维度的思考。
第三，技术批判应“立足国情”，是凸显中国特色的批判反思。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宝库，为我们当代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养料。但在运用这些理论资源时我们必须审慎待之，换言之，对理论进行外在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是必须警惕及避免的。我们的理论之足应该始终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首先，我们要有取舍地汲取国内外经典理论成果的精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历史进程以及文明等各维度的差异，使得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技术的思考与问题的捕捉具有异质性与同构性。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思想家，对技术发展中相应问题的揭露与批判，自然能够为时代发展与技术更迭提供理论借鉴与反思经验；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技术批判的主旨、问题与相应的方式方法并不能无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前提直接挪用，我们不能将属于某一时代的理论思考当作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从话语中孤立地分割开某个片段的章节、字句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是要将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创新而不断在场的理论精髓与不同的具体现实相结合。其次，我们要从中国高水平技术的发展实践中提炼中国表达。一方面，理论除了代表它自身，也包含着相关的思想范式或是在建构的过程中就存在的显性或隐性的意识形态，所以完全按照西方技术批判理论的范式去言说与诠释可能会掉入思维“陷阱”。我们看到，只有中国式表达才能更好地在中国语境中达成“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31］的理论旨趣。另一方面，理论要顺应时代潮流，更要为现实服务，那么就更应该从中国的技术发展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进行更深度的思考，这就要求我们要基于中国技术发展的实践来提炼话语，用彰显中国特色、风格与气派的话语去表达中国的技术批判理论。最后，我们要从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科学地把握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如今中国正昂首阔步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因此，紧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潮流，始终瞄准高水平技术的发展前沿是必然要求。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其普遍性与同质性，一方面它是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单一的，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模式，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与文化、文明等各种因素有关。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尽量减少技术“分娩”的痛苦。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深入研究西方技术批判理论的得与失，进一步吸收经验教训，汲取理论启迪；
又要立足中国国情，在把握中国社会技术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技术批判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