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祥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广谱哲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45)
广谱哲学是1996年由我国学者正式提出的一门交叉型的哲学学科[1]，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充分吸取了系统科学(特别是泛系方法论)、现代数学(主要是离散数学)、现代科学技术(主要是科技革命的成果)、中西方哲学等的有关成果，构建了有一定特色的哲学体系。在学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讲话”)过程中，对照讲话中的几个重要论点，联系广谱哲学的相关研究，笔者就广谱哲学的构建依据和主要工作进行初步的概括和总结。
关于哲学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广谱哲学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国经典哲学教科书的定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定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标准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有以下两个界定。
第一，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世界观。这里的“理论形态”即以概念、命题、原理等形式表达的世界观问题。虽然人人(指正常的成年人)都有世界观，但不是人人都是哲学家，原因就在于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世界观。
第二，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个定义涉及到“自然、社会和思维”，因此哲学具有跨领域性。这个定义还涉及到这三大领域的“一般规律”，因此哲学具有普遍性。据此得到的结论是，哲学的概念和命题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内涵)、最广的跨域性(外延)。因此这个定义也被称为“普遍规律说”。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中，多次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在自然、社会和思维中的普遍作用。又如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明，对立统一规律在数学、力学、物理、化学中是普遍存在的[2]407。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引用过相同的例子，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也有相似观点。他认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3]177。
(二)“广谱”两字的含义
如果接受了上述的“普遍规律说”，就容易理解“广谱”的概念了。
第一，“广谱”指哲学的概念、命题、原理等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最广的跨域性。英文broad-spectrum(广谱)=broad(广泛的)+spectrum(范围、系列)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因此，Broad-spectrum Philosophy(广谱哲学)就是指适合于广泛知识范围或知识系列的哲学理论。按照上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这正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应有的含义。
第二，这个概念恢复了哲学应有的“广谱性”，因此具有纠偏的意义。
这里所谓“纠偏”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流行的哲学观念，例如“哲学是政治”“哲学是社会科学”“哲学是人学”“哲学是意识形态”“哲学是反思之学”“哲学是思辨之学”等。在哲学的“广谱性”面前，这些说法都暴露了诸多问题。这里只举几例。
例一， 社会科学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中多次讲过，吸引排斥规律(无机界普遍适用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等，早在没有地球、没有人类之前，就在自然界中发挥着作用。因此把哲学归结为社会科学、人学等是以偏概全。现在所有的官方文献都把哲学和社会科学并列，称之为“哲学社会科学”，正是反映了哲学不等于社会科学、人学等的事实。
例二， 意识形态说。首先，按照上例的说法，辩证法的规律早在地球、人类产生前就在自然界发挥着作用，而辩证法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至少说明把哲学归为“意识形态”这种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不妥。其次，虽然按照历史唯物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属于其中的一部分)迟早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革，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如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等)都没有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这进一步说明把哲学归为“意识形态”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当然，哲学基本理论虽然本身不是意识形态，但被不同的阶级、政党所利用而带有了意识形态性质，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例三，反思说。科学史表明，一切科学都在不断的“反思”本领域核心概念的“本性”，因此，把哲学归结为“反思之学”是罔顾科学事实。例如微积分创立后，当年几乎所有的数学家、科学家、哲学家都无法理解无穷小概念，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就是数学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数学危机”，这次危机逼得数学家们不得不反思哪里出了问题。又如正是反思牛顿力学的时空概念，爱因斯坦才提出了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也一样。在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后(原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时)进行系统的、深刻的反思，是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可见认为只有哲学才是反思事物本性的学问有多么片面。
广谱哲学充分论证了，只有“广谱性”(即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广的跨域性)才是哲学和具体科学的最后界限。上述所有其他哲学的界定都无法把哲学和具体科学区分开[4]。广谱哲学也用这个观点分析了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社会历史哲学等，指出它们反映的是各自领域的“广谱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5]8。这里谈几点广谱哲学如何坚持和落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背景参照系
广谱哲学是如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的呢？这里只简单地介绍几个方面。
第一，广谱哲学的结构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有同构性或同态性。
“同构”和“同态”本来是数学概念，通俗地说，这里的“同构性”即具有相同的结构，“同态性”既具有相似的结构。广谱哲学的理论体系由六个板块构成，其中每个板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都有对应部分。例如“广谱存在论”对应唯物论的物质观，“广谱联络论”对应辩证法的联系观，“广谱阴阳论”对应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广谱类变论”对应量变质变规律，“广谱映像论”对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广谱价值论”对应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等。这表明广谱哲学在理论构造上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
第二，广谱哲学的概念和原理都有或明或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
例如，广谱存在论的核心概念是客观存在，它是列宁著名的物质定义的广谱形式。列宁的物质定义可以简化的表达为“通过人的意识而又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其中“通过人的意识”被精准地翻译为“存在某个广义的观控方式”，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被精准地翻译为“使得观控的结果具有不变性”(在广谱哲学中，这种不变性又和变换群的数学结构联系起来)[6]。在这个定义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质(实物和场)、过程、事件、客观规律等，都是它的特例[7]。又如，广谱映像论中的广义映像概念，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能动反映概念的广义量化形式。能动反映有两个特征，一是反映性，即承认人的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二是这种反映不是简单镜像关系，而是通过实践途径的复杂加工改造的结果。这在广义映像理论中得到了精确的刻划。
第三，在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坚持彻底的唯物论，二是坚持彻底的辩证法。它的体现就是揭露各种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错误。广谱哲学的优势在于它使用广义结构分析和广义量化方法，在不失一般性的前提下，精准地揭示各种唯心主义学说、形而上学观点的失足之处。
例如客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则有二程(程颢、程颐)的“义理之学”、朱熹的“理本论”等，广谱哲学把他们归结为“理念本体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割裂了事物的特殊性和共性的辩证关系，并把事物的共性夸大为独立的客观存在。广谱哲学通过为特殊性和共性的关系建立结构模型和广义量化模型，精确地揭示了这些客观唯心主义的失足之处。又如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贝克莱、休谟，中国哲学史上的陆九渊、王守仁等，广谱哲学把它们归结为“心灵本体论”，广谱哲学同样通过为它们建立结构模型和进行广义量化分析，揭示他们在哪里失足的[8]138-158。
(二)用辩证唯物主义扬弃结构主义
广谱哲学吸取了结构主义流派的优点(广义结构观、模块组合法等)，同时揭示了它们的主要缺陷(唯心倾向、静止孤立地对待结构等)，并把结构主义发展成辩证结构主义。
第一，用能动反映论阐发“广义结构”。
这里的广义结构主要指一般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各种组合，包括“精神事物”(如概念、命题、原理等)的内外关系及其组合。很多结构主义流派都把结构看成是“心智的产物”，不承认人们创造的各种结构都是客观事物的结构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广谱哲学则处处揭示了各种结构的现实原型。例如广谱哲学揭示了诸多数学结构(隶属关系、包含关系、集合运算关系、等价关系、半序关系、映射、变换等)的现实原型。举个特殊而重要的例子，当年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曾对纤维丛结构(一种抽象的数学结构)与规范场论的密切关系感到迷茫。他对纤维丛理论的主要奠基人陈省身教授说“非交换的规范场与纤维丛这个美妙理论—数学家们发展它时并没有参考物理世界—在概念上的一致，对我来说是一大奇迹，这既是使人震惊的，又是使人迷惑不解的，因为你们数学家是没有依据地虚构出这些概念来的”[8]。陈省身教授虽然否定了杨振宁教授的“虚构说”，但没有给出纤维丛结构的现实原型。广谱哲学则具体地给出了从自然界的光滑曲线、曲面到n维空间的扬弃过程[9]59，从而在现代数学一个典型结构上贯彻了辩证唯物论的能动反映论。
第二，把辩证法思想引入到结构分析中。
大部分结构主义流派(特别在早期)，忽视或排斥结构的流变性、转化性、结构的动力机制(辩证矛盾)，广谱哲学则处处揭示结构的辩证性质。其中一大类例子是它对数学结构(集合运算、二元及多元关系、变换群、同构、同态等)的辩证解释和改造。例如在数学中，自同构是指一个数学结构自己与自己同构(满足同构性的条件)，广谱哲学把它解释成一个客观结构在时间的流变中，前后两个结构具有不变性，因而自同构可以刻划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等命题。又如数学上有等价关系和等价类的概念，广谱哲学把它们改造成自等价关系和自等价类的概念，从而可以在广义量化的意义上模拟量变质变规律和一般系统的演化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5]16。这里谈谈广谱哲学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吸收。
(一) 充分吸收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
中国古典哲学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从辩证结构主义视角予以发掘、扬弃和改造，不仅可以使古典哲学获得新的形态，而且可以从中吸取新的营养。例如在《庄子·知北游》中，庄子对东郭子“道在哪里”的形象回答，如果把老子的“道”理解为万事万物通用的法则(即哲理)，那么道家哲学实际上表达了“普遍规律说”。用当代的语言说，这就是道家的“泛在说”(无所不在观点)。又如，《周易·易传》中的阴阳相互作用造成事物运动变化思想，不仅是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使用阴阳概念比使用矛盾概念更有优越性。例如，“矛盾”这个词容易与逻辑矛盾混淆(国外不少科学家、哲学家反对矛盾学说就是因为他们把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混为一谈)。又如，“矛盾”这个词虽然不能分开使用，但阴阳概念可以分开使用，如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阳平衡等。广谱阴阳论(相当于广谱哲学的矛盾论)正是在批判的基础上(例如它剔除了阴阳理论神秘化、迷信化、阴阳风水理论等成分)，吸收中国古典哲学阴阳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发展而来[10]60-66。
(二)充分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哲理
在谈到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首先要学习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5]16。这里就广谱哲学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一些说明。广谱哲学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认真探讨其哲理意义，并运用广谱哲学的结构分析法和广义量化法进行系统的发掘。例如，在改革开放初，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据此，广谱哲学给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偏序结构和这种偏序结构的自同构运动模型。又如，邓小平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状，提出了“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构想，广谱哲学把这一思想推广到管理系统的广义偏导结构、广义偏导程序以及宏观控制模型，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模拟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有所为有所不为”“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等管理理念与方法，也为复杂大系统的广义运筹学提供了一个模型[10]189-194。其他如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等[11]，广谱哲学均给出了广义结构模型和广义量化模型。
在“5·17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5]20。他特别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当前存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5]7。这里谈谈广谱哲学如何实现理论创新。
首先，广谱哲学选择了哲学中长期存在而又没有引起重视的两对矛盾作为研究对象。这两对矛盾即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5]20。“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5]20。由于这两对矛盾的发现，不仅使广谱哲学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且成为推动广谱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12]。
其次，由于广谱哲学用精确的数学模型处理哲学问题，给出了哲学问题清晰的界限和条件，因此消除了诸多似是而非的争论[13]。这里的数学模型是指广义量化模型，其中广义量是指用抽象的集合(任意事物组成的集合)做成的关系、关系的组合、关系的关系等数学结构。虽然哲学问题一般不具有数量关系，不能采用狭义的数学模型，例如代数方程、微分方程等数量关系模型，但可以采用这里讲的广义量化模型，由于它可以给出哲学问题精确的前提条件和数学推理过程，因此可以解决似是而非的争论。例如真理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它是指对同一个客观事物，人们对它的真理性的认识究竟是一个还是多个？通常的观点认为只可能有一个。广谱哲学则揭示了，当指定确定的观控方式(确定的条件，它可用特定的满射表示)时，任何人或任何次的观控结果一致(在数学上对应一个等价类)，因此真理只可能有一个。当改变观控方式时，在新的观控方式下，任何人或任何次的观控结果一致，人们将获得另一个真理。据此广谱哲学提出了多叶真理观(这里的每个“叶”对应一个等价类)。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再如“一分为二”与“一分为多”之争。改革开放之后，系统科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少的学者认为，一个系统至少需要三个要素(例如水分子H2O，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组成)，因此，“一分为二”至少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了。广谱哲学揭示了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现象层面(即一个系统由多少个要素组成)，这些学者不理解唯物辩证法讲的“一分为二”的“二”不是“要素”(或实体)，而是指的对立统一关系。例如，水分子的结构虽然由三个要素的组成，但在辩证法的意义上，水分子的稳定和瓦解仍取决于氢氧原子之间的吸引和排除力量的对比，即唯物辩证法讲的“一分为二”的“二”是指对立统一的作用或关系，而不是实体。把一个一般事物系统要素的“多”转化为阴阳关系(矛盾关系)，这就是广谱哲学的系统阴阳化理论。
再次，由于广谱哲学采用了广义的公理化方法，因此跳出了“原理+实例”的窠臼。“原理+实例”指的是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和著作中，先讲哲学的一个观点或原理，然后再举大量的例子证明该概念或原理的正确性。这个做法的问题在于，哲学的概念或原理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即都是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全称命题，因此无论举多少例子(例子是不可胜数的)，都不能证明该概念或原理的正确性。因此，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针对对立统一规律对普列汉诺夫提出了批评[2]407。事实上，列宁的观点不限于对立统一规律，而是涉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因为从前苏联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一直是“原理+实例”的做法。为什么哲学界跳不出这个怪圈呢？根本原因是哲学界不了解或根本不知道走公理化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公理化是指先选定一组原始概念，由这些原始概念组成一组前提(称为公理)，然后由这些公理(前提)推出全部结论。广谱哲学的一个基础工作正是走的(广义)公理化道路(注意：此外再无别的出路)，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列宁的构想。例如，传统的哲学教科书讲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先讲世上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然后举大量的例子说明这是普遍适用的。广谱哲学则给出了两条公理，即最小联络公理和性状非固有公理，然后推出客观联系的系统性、开放性、环境性、嵌套性、整体性、非自在性、因果性、动态性、非加和性等等[14]。又如传统哲学教科书讲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先讲什么是量变，什么是质变，什么是度，在一定条件下量的变化会引起质变，然后举大量的例子论证这一规律的正确性。广谱哲学则提出了两个看似复杂其实非常朴素的公理(前提)，即类聚性公理和类性质公理[15]259，据此不仅推出了(广义的)量变和质变规律，而且推出了诸多值得重视的诸多认识论结论。例如，个性和共性、特殊和一般、现象和本质等的诸多结论。
最后，由于广谱哲学采用了广义的程序化方法，因此为诸多哲学原理建立了可操作的广义程序。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一直在讲“世界观就是方法论”“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其原意是说，我们有了某种世界观(对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普遍观点)，然后用这个观点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这就叫世界观转化成了方法论。这其实只是视角的转换。例如，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且现象反映本质，本质决定现象，因此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方法论要求)。给定任何一类现象，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有无(不失一般性的)可操作的程序？传统哲学是没有的。广谱哲学把解决“哲学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因此，它采用广义公理化方法，为诸多哲学原理建立了广义量化的、可操作的程序，从而在哲学原理和现实问题之间建立了由此达彼的桥梁。例如，在不丧失哲学原理普适性的前提下，它为“全面地看问题”(“俯瞰全局法”)、“异同法”(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抓主要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等，建立了不失一般性的程序。例如，按照辩证法的辩证异同观，任何两个客观事物之间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因此要善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广谱哲学把这个方法论要求转化为下面的程序：
异同法=原系统问题*相容的系统*置换原系统
式中的符号*表示顺序连接符，若a*b表示先a后b，一般有a*b≠b*a(即不可交换)。这个程序是说，给定一个难以处理的系统问题(例如曹冲称象问题、爱迪生测量灯泡容积问题、麦克斯韦统一电磁场方程问题等)，需要找一个与原系统相容的另一个系统(例如曹冲想到了石子，爱迪生使用量杯，麦克斯韦把电磁现象与流体现象联系起来)，然后用该系统置换原系统，从而解决原系统的问题。其中的“相容”是个数学概念，它表示在某些方面相同。例如石子与大象都有重量、量杯与灯泡都有容积、流体与电磁现象都有流势等。因此，从原系统到寻找相容系统是“异中求同”，而用相容的系统置换原系统是“同中求异”。
在不丧失哲学原理应有的“广谱性”的前提下，广谱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原理建立了可操作的广义量化程序。
本文依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几个重要论点，总结梳理了广谱哲学的守正与创新，就广谱哲学如何落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如何在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体系等，作了较系统的梳理和概括。本文对于如何贯彻和落实“5·17讲话”精神，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等，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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