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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传》《郑笺》是解释《诗经》的经典之作，历来备受重视，(1)历代《毛传》、《郑笺》研究情况参见陈锦春：
《毛传郑笺研究史纲》，山东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探索它们的学术渊源是众多研究的取径之一。(2)参见梁锡锋：
《郑玄以礼笺〈诗〉研究》，郑州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刘毓庆：
《〈毛传〉的“战国遗孤”角色及其理性精神》，《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潘季英：
《〈毛传〉说诗探源》，重庆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孙海龙：
《郑笺对三家诗的接受、融合与创新》，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谷丽伟：
《〈毛传〉与河间古文诸经关系考》，《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1期。以上诸作都致力于《毛传》或《郑笺》学术渊源的研讨。以“古者”为辞引出对《诗经》的解释，这是《毛传》《郑笺》多次采用的表述方式，而“古者”是古籍中习见的词语，它引发的内容究竟只是泛指和假托之辞，还是确实于文献有据、于古有征，这是一个有待厘清的问题。考察这个问题，大体可以归入探索学术渊源的范畴。本文希望考述清楚《毛传》《郑笺》以“古者”为辞的切实情况，进而揭示它们建构起来的“古者”的形态和文化内涵，以及由此承载的尊古观念。尊古观念在先秦两汉时期已构成绵延不息的文化传统，在秦朝曾引发灾难性的“焚书”事件，对后世的《诗经》阐释、文学观念、文化建构等而言也是一项重要的传统资源。
以“古者”为辞对《诗经》进行阐释，这是《毛传》采用的引人注意的一种解经方式。确切而言，这种方式见于对《周南·葛覃》《召南·羔羊》《邶风·静女》《鄘风·干旄》《郑风·子衿》《齐风·东方未明》、《小雅》的《鱼丽》《车攻》《正月》、《大雅》的《生民》《烝民》《瞻卬》12首诗的解释。辨析《毛传》以“古者”为辞的具体内容，大体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种一共有8则，从表达的意思到文字表述都有早期文献与之相应，这些文献在时间上要么早于《毛传》，要么与《毛传》约略同时，这意味着《毛传》所述“古者”的内容或者以它们为据，或者同属一个系统来源，应有早期文献作为依据。
《毛传》对《小雅·鱼丽》一诗的一段解释值得注意，这段“古者”之辞与各种早期文献都存在交叠，其文曰：
古者不风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兽然后杀，獭祭鱼然后渔，鹰隼击然后罻罗设。是以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隐塞，庶人不数罟，罟必四寸，然后入泽梁。故山不童，泽不竭，鸟兽鱼鳖皆得其所然。(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07页。
以上文字与《礼记》多有重合，其文为：“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
豺祭兽，然后田猎；
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
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4)孙希旦：
《礼记集解(上)》卷一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9年，第334—335页。两者在内容上互相呼应，存在明显的亲缘关系，相似的文句还见于《礼记·曲礼》《月令》。贾谊《新书》的《礼》篇也有文字与此高度近似，他是汉初礼制改革的草创者，其礼学继承荀卿一脉，而《荀子·王制篇》论圣王之制不失时就与《毛传》有相同之处。《吕氏春秋·孟春纪》《季秋纪》也有部分文字和观念跟《毛传》相应。可以推断，《毛传》的“古者”之说有充分的文献依据，这些早期文献之间交错分合，形成互相呼应而又复杂的面貌。
关于《小雅·车攻》一诗，《毛传》也有一段较长的解释，但不是以“古者”引领整段文字，而是把它放在最后一句，其文为：
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达于右腢，为上杀。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达于右，为下杀。面伤不献。践毛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择取三十焉，其余以与大夫、士。以习射于泽宫，田虽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虽不得禽，射中则得取禽。古者以辞让取，不以勇力取。(5)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第765页。
“古者以辞让取，不以勇力取”虽然被置于末尾，但这显然是对前面田狩之事的概括，整段内容都属于“古者”统摄的范围。陈奂《诗毛氏传疏》说：“经言‘庖盈’，传因推广乾豆、宾客，此《礼记·王制》及《春秋》桓四年《公羊》《穀梁传》田狩之事，皆有其文。”(6)陈奂：
《诗毛氏传疏(贰)》卷一七，滕志贤整理，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65页。这三处文献与上引《毛传》确实可以互相印证，但不能涵盖《毛传》的主体内容，与《毛传》相似的其实还有另一段记载。《穀梁传》昭公八年云：“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过防弗逐，不从奔之道也。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7)钟文烝：
《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下)》，骈宇骞、郝淑慧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第615页。不只描述田狩的文字与《毛传》相近，而且用以概括田狩活动的结尾“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与《毛传》的总结性文字“古者以辞让取，不以勇力取”意思基本一致。将《穀梁传》桓公四年和昭公八年两处文字结合起来，差不多就是《毛传》解释《车攻》所述“古者”的主体内容。
《穀梁传》昭公八年与《毛传》相应的这段文字出现“古之”这样近似“古者”的词语，类似情况还见于《毛传》解释《周南·葛覃》两次以“古者”为辞及其相关文献。其一为：“古者王后织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内子大带，大夫命妇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8)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第38页。孔颖达《毛诗正义》揭示此处用的是《国语》所记敬姜之言。其二为：“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祖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祖庙既毁，教于宗室。”(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第40页。孔颖达认为这是来自《仪礼·昏礼》和《礼记·昏义》，陈奂《诗毛氏传疏》又补充《周礼·天官》作为其来源。《国语》所记敬姜之言是一段较长的文字，其主体部分以“昔”字引发，以“古之制也”收束，而《礼记》原文则直接以“古者”引出。
这样看来，《毛传》关于《大雅·瞻卬》的一段解释就格外引人注意，其文为：
古者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藉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积，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岁既单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曰：
此所以为君服与！遂副袆而受之，少牢以礼之。及良日，后夫人缫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缫，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10)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八，第1480页。
孔颖达揭示这段文字出自《祭义》。按之《礼记·祭义》，其中有三段相连的文字，分别以“昔者天子为藉千亩”、“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开头，(11)孙希旦：
《礼记集解(下)》卷四六，第1222—1223页。抽掉中间一段即可组成《毛传》的样子。《礼记》的三段文字分别出现“昔者”、“古者”这样的词语，不仅整体内容与《毛传》一致，连以“古者”为辞这样的方式都是相应的，可见彼此关系之密切。既然和《毛传》的“古者”之辞相应的早期文献有时也有“古者”或与此类似的表达，那么，《毛传》以“古者”为辞不仅于文献有据，而且，这些互相关联的文献很可能存在一个更为久远的渊源。
《毛传》解释《郑风·子衿》《齐风·东方未明》《大雅·生民》也都以“古者”为辞而有早期文献与之相应。其文分别为：“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古者，有挈壶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时于朝。”“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12)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四，第367页；
卷五，第395页；
卷一七，第1239—1240页。孔颖达、马瑞辰、陈奂已揭示这些“古者”之辞各有依据，不是虚泛之说。
第二种一共有3则，以“古者”为辞的《毛传》呈现出有所不同的情况，目前没有发现从文字表述上可与之直接对应的早期文献，但是它们所述之事能够找到相关的记载，大体可以判断《毛传》所言还是有所依据的，不是假托之辞。
其一是《毛传》解释《邶风·静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
既御，着于右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1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二，第205页。以“古者”引领的女史彤管之法相当详细，不像是《毛传》泛述。虽说无法找到更早的直接对应的文献，但孔颖达引述《周礼》“女史”之职以证女史记事确有其事，陈奂引刘向《五经要义》关于“女史彤管之法”的一段话，内容与《毛传》相似，认为“此亦西京旧说，与毛传互有详略”。(14)陈奂：
《诗毛氏传疏(壹)》卷三，第139页。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引董仲舒之言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载笔，故以彤管，用赤心记事也。”从而推论：“仲舒去古未远，所闻必有据。又武帝时，《毛诗》未行，而仲舒之论‘彤管’与《诂训传》相合，不足为确据乎！”(15)陈启源：
《毛诗稽古编》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6页。女史之职和彤管记事其来有自，《毛传》称举的“古者”情形应是一个曾经存在的传统。其二是《毛传》解释《鄘风·干旄》：“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孔颖达疏：“《左传》曰：‘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16)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三，第244—245页。所引为《左传》隐公八年的内容，文字与《毛传》有所不同，但表现的是相同的制度。其三是《毛传》解释《小雅·正月》：“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则役之圜土，以为臣仆。”(17)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二，第829页。孔颖达引述《周礼·大司寇》和《司圜》说明《毛传》所述“古者”情形，文字上无法直接对应，而从《周礼》描述的内容看，确实存在一致性。圜土是早期监狱的名称之一，《竹书纪年》有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18)王国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三集》石印本，1928年，第9页。的记录。《墨子》记载：“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19)孙诒让：
《墨子间诂(上)》卷二，孙启治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01年，第68—69页。傅说此时的身份是胥靡，被罚服役筑城，圜土就是拘禁他的地方。可见，《毛传》以“古者”为辞解释《正月》虽然在文字上找不到直接对应的文献，但所述之事有所依据。
第三种一共有2则，《毛传》虽以“古者”为辞，但找不到直接或间接与之相应的线索。一是《毛传》解释《召南·羔羊》：“古者素丝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二是解释《大雅·烝民》：“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20)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第99页；
卷一八，1438页。两者分别涉及服饰和城邑制度，从《毛传》其他以“古者”为辞皆有所据的情况看，这么重要的环节可能不是凭空虚设，而是渊源有自，暂且存疑。
以上分析可见，《毛传》以“古者”为辞解《诗》，大部分带有引述的性质，不是泛泛的假托之辞。《毛传》引述的“古者”有如下早期文献与之相应：
《周南·葛覃》(《国语》《仪礼》《周礼》《礼记》)、《邶风·静女》(董仲舒《答牛亨问》)、《鄘风·干旄》(《左传》)、《郑风·子衿》(《墨子》《礼记》)、《齐风·东方未明》(《周礼》)、《小雅·鱼丽》(《荀子》《吕氏春秋》《礼记》《新书》)、《小雅·车攻》(《礼记》《穀梁传》《公羊传》)、《小雅·正月》(《竹书纪年》《墨子》《周礼》)、《大雅·生民》(《礼记》)、《大雅·瞻卬》(《礼记》)。“三《礼》”和“《春秋》三传”是与《毛传》引述“古者”关系最密切的经典，尤以《礼记》最为突出。《毛传》和《礼记》多有契合之处，这很可能与河间献王及其周围的儒生群体有关。(21)参见谷丽伟：
《〈毛传〉与河间古文诸经关系考》，《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1期。该文探讨了《毛传》与《左传》、《周官》、《礼记》的密切关系，认为彼此的结合点正在河间献王对古文诸经的重视与整理。河间献王好古文，以其为中心形成西汉前期研习古文诸经的重镇。毛苌传承的《毛诗》在河间立为博士，而河间儒生群体又整理了大量的古文《礼》文献，两者之间正相交叠。很巧的是，与《毛传》以“古者”为辞相应的早期文献中也不乏“古者”之类的表述，而《礼记》正是这些文献中使用“古者”一词最多的，达到30多次。相比之下，“三《礼》”的另外两《礼》与之明显不同，《仪礼》很少使用“古者”、“古”这样的词语，也没有出现像“昔”这样表示往日、久远的词汇。《周礼》完全不见“古者”一词，“古”也只用到1次，“昔”出现了4次。这是一个耐心寻味的现象，似乎意味着《仪礼》《周礼》本身记载的就是较为古老的内容，或者是有意要以自身为准则，所以无须称述更早的礼制。
东汉郑玄笺注《毛诗》，对《毛序》《毛传》和《诗经》本文都有解释。他在《六艺论》中自述宗旨说：“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22)皮锡瑞：
《六艺论疏证》，《师伏堂丛书》，光绪乙亥刻本，第24页。既尊崇毛公的解释，以发挥毛公之义为主，又适当表明自己的不同见解。《毛传》以“古者”为辞解《诗》的方式在《郑笺》中得到延续，运用上既有继承也有所变化。《郑笺》以“古者”为辞见于对《召南·采蘋》《王风·大车》、《魏风》的《十亩之间》《硕鼠》、《豳风》的《七月》《东山》、《小雅》的《采薇》《菁菁者莪》《大东》《鼓钟》《楚茨》《甫田》《大田》《裳裳者华》《鸳鸯》《采菽》《都人士》《緜蛮》《何草不黄》、《商颂·玄鸟》20首诗的解释。
既然《郑笺》尊崇毛公对《诗经》的解释，这里就先说郑玄以“古者”为辞解《诗》延续《毛传》的一面。与《毛传》一样，《郑笺》所述“古者”从文字到意思的表述有多处与早期文献相应。郑玄笺释《召南·采蘋》《魏风·十亩之间》《魏风·硕鼠》《豳风·七月》《小雅·菁菁者莪》《小雅·楚茨》诸诗，分别有云：“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
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之祭，牲用鱼，芼用蘋藻，所以成妇顺也。”“古者一夫百亩。”“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古者货贝，五贝为朋。”“古者于旅也语。”(2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第86页；
卷五，第431页；
卷五，第436页；
卷八，第593页；
卷一○，第736页；
卷一三，953页。孔颖达已逐一指出这些内容与《礼记》《周礼》《司马法》《左传》《仪礼》相应，陈奂也引许慎《说文解字》和《淮南子》高诱注以证《郑笺》所述“古者”之事。关于《小雅·楚茨》，《郑笺》还说到：“古者先王之政以农为本。”(2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三，第947页。马融《阳嘉二年举敦朴对策》云：“臣闻《洪范》八政，以食为首，《周礼》九职，以农为本。”(25)严可均校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北京：
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567页上。他以《尚书》《周礼》为据，说明古时王者为政，以农为本。郑玄是马融的学生，此处的“古者”之说可能受到老师的影响，或者直接源于《尚书》《周礼》等早期典籍。《郑笺》的“古者”之辞还涉及读音问题，郑玄笺释《豳风·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及《毛传》说：“古者声窴、填、尘同也。”(26)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八，第609页。这三个词被放在一起的直接契机是围绕“烝”字展开的训释。结合《毛传》对《豳风·东山》《小雅·常棣》《大雅·桑柔》《大雅·瞻卬》和郑玄对《小雅·南有嘉鱼》相关词语的训释，烝、尘、填都有“久”的意思，“窴”同“填”，足见“窴、填、尘”是同声兼同义。这还能从《尔雅》找到依据，《尔雅·释言》有“烝，尘也”之说，其《释诂》又云：“曩、尘、佇、淹、留，久也。”(27)邵晋涵：
《尔雅正义(上)》，李嘉翼、祝鸿杰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17年，卷三，第225页；
卷二，第131页。《东山》还有一句“烝在栗薪”，《郑笺》云：“古者声栗、裂同也。”(28)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八，第612—613页。虽然未能找到相应文献线索，但从同一首诗相类的解释看，应该不是假托之辞。
以上9则以“古者”为辞的《郑笺》有8则可以找到文字和意思表述上直接与之相应的文献，继承的是《毛诗》的解《诗》方式。更需要注意的是，《郑笺》以“古者”为辞在于典有据的同时，还融合了郑玄对汉代流行的政治观念和现实政治的体验，加入自己的时政之感，(29)王承略先生认为郑玄阐释经典的总体特点之一是“时事特色”，“郑玄有一种力矫时弊、针砭现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既做一代博学大儒，又在治学中关注现实政治和国计民生”。参见王承略：
《郑玄与今古文经学》，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8—111页。这是《郑笺》援古为证中承载的新变，郑玄甚至通过加入个人的阐释而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古者”。以下6则《郑笺》具体呈现了以“古者”为辞笺释《毛诗》既于典有据又融入时政之感的情况。
郑玄笺释《王风·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及《毛传》曰：
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国，而决男女之讼，则是子男入为大夫者。(30)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四，第314页。
此处认为诗句描写的对象是“子男入为大夫”，引述“古者”的内容是为了给这个判断提供依据。《周礼·春官·司服》载：“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31)孙诒让：
《周礼正义(六)》卷四一，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1660页。子男入仕天子，任为大夫，依然可以按子男身份穿着毳冕，这估计就是《郑笺》的思路。陈启源认为《毛传》《郑笺》应是渊源有自，他说：“毛谓服毳冕以决讼，当本于师说，或古制尔耳。康成好以礼释《诗》，而不易此《传》，必有见也。”(32)陈启源：
《毛诗稽古编》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册，第397页。《礼记》即有“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33)孙希旦：
《礼记集解(上)》卷一六，第445页。之说，《史记》也载：“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34)司马迁：
《史记(修订本)》卷三四《燕召公世家》，第5册，北京：
中华书局，2013年，第1866页。汉代也有遣使巡行的制度和举措。郑玄笺释《大车》所言“古者”既融合他对各种早期文献的理解，又包含他关于汉代现实政治的经验。
关于《小雅》的《采薇》和《何草不黄》，《郑笺》都有“古者师出不踰时”(35)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九，第689页；
卷一五，第1111页。之说。这种说法已见郑玄之前的多部典籍。《荀子》曰：“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36)王先谦：
《荀子集解(下)》卷一○，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8年，第279页。《榖梁传》隐公五年载：“伐不踰时，战不逐奔。”(37)钟文烝：
《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上)》，第47页。用语不完全一致，但表达的意思相同。《韩诗外传》有“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踰时”(38)韩婴撰，许维遹校释：
《韩诗外传集释》卷三，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第102页。之语，又引《周颂·酌》为说，将“师出不踰时”之意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盐铁论》载：“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为作也。”(39)王利器：
《盐铁论校注(定本下)》卷九，北京：
中华书局，1992年，第520页。这是昭帝时文学之士与大夫论辩所说的话，已经把《采薇》的创作与“师出不踰时”对接起来，和《郑笺》相近。《白虎通》载：“古者师出不踰时者，为怨思也。天道一时生，一时养。人者，天之贵物也，踰时则内有怨女，外有旷夫。《诗》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40)陈立：
《白虎通疏证(上)》卷五，吴则虞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94年，第209页。此处所引诗句出自《采薇》，而且“古者师出不踰时”在文字上与《郑笺》完全一样。《盐铁论》《白虎通》和《郑笺》谈到“师出不踰时”这种情形都以“古者”为辞，彼此关系密切，这种关于兵役制度的说法其来已久。《盐铁论》《白虎通》分别是西汉昭帝、东汉章帝两次重要会议的记录整理，“师出不踰时”可以视为汉代流行的政治观念。郑玄身历的正是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时期，对这种观念自有更为深切的体会，他笺释《诗经》两次对此加以揭示，足见其关切。
汉代流行“阴阳和”、“风雨时”的美政观念。《汉书》载汉武帝元光五年策诏诸儒：“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
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公孙弘对策说：“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41)班固：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倪宽传》，第9册，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2613、2616页。“阴阳和”、“风雨时”两者被君臣视为上古至治的体现。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对策说：“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42)班固：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03页。元光元年，董仲舒《雨雹对》也说：“此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43)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257页上。“阴阳和，风雨时”是汉武帝时上下一致的对美好政治的理解。这种观念在汉代一直延续，汉元帝初元二年诏书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44)班固：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1册，第281页。郑玄对此也有所表述，他笺释《小雅·大田》“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云：
古者阴阳和，风雨时，其来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后私，令天主雨于公田，因及私田尔。此言民怙君德，蒙其余惠。(45)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四，第996—997页。
这里的“古者”是郑玄针对诗句直接做出的解释，他将《大田》这几句诗看成对古时生活的呈现。郑玄之所以有此解释，并非完全由《诗经》文本而来，而是同时融入早已流行的“阴阳和，风雨时”的观念。至于“公田”、“私田”之说，除《诗经》本身已有体现之外，《孟子·滕文公上》、《春秋榖梁传》宣公十五年和《汉书·食货志》都写到古代的井田制，对公田、私田皆有论述。郑玄笺释《大田》，一方面从《诗经》文本出发，将诗句内容解释为古时生活的呈现，另一方面，所述“古者”之事从文字到观念都受到已有文献和汉代流行的政治观念的影响。
郑玄解释《小雅·緜蛮》及《毛序》说：
古者卿大夫出行，士为末介。士之禄薄，或困乏于资财，则当赒赡之。(46)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五，第1093页。
“卿大夫出行，士为末介”在其他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从《仪礼·聘礼》《礼记·聘义》中找到相关依据。郑玄精熟“三礼”并为之做注，此处所述“古者”应是他根据礼书内容推演、概述而来，有他个人的阐释存于其间。关于士禄问题，《礼记》载：“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47)孙希旦：
《礼记集解(上)》卷一二，第314页。相似说法又见《潜夫论》：“其班禄也，以上农为正，始于庶人在官者，禄足以代耕，盖食九人。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48)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
《潜夫论笺校正》卷四，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166页。虽然写到士禄的标准，但没有出现郑玄所说的士禄薄少或困乏应加以赒赡的情形。只能从最低级的士获得的俸禄足以代替耕作进行推想，正常情况下士禄不至于薄少或让士陷入困乏之境。《潜夫论》说“明君临众”要做到“务节礼而厚下”，“使皆阜于养生而竞于廉耻也”，(49)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
《潜夫论笺校正》卷四，第172页。既然要“阜于养生”，那么士禄要是寡薄或士陷于困乏，应该做的就是提高待遇。俸禄太少正是郑玄面对的现状，与他同时的崔寔、仲长统都谈到这个问题。崔寔的《政论》反复强调俸禄太少的危害和提高俸禄的重要性，其文有云：“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讼狱、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50)崔寔撰，孙启治校注：
《政论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146页。仲长统的《昌言》谈到君子居位应该得到厚禄，不能要求君子清贫自守，只顾道德约束而没有财富支持，文中说到：“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51)仲长统撰，孙启治校注：
《昌言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297页。士禄问题关系士人切身利益，局中人常有深切体会，郑玄关于士禄的表述，一方面有文献可据，另一方面结合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现状，其中也不乏他自身的生活经验。(52)《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郑玄在诫子书中也说：“吾家旧贫，……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参见范晔：
《后汉书》卷三五，第5册，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7—1210页。郑玄特别强调家贫以及后来经济相对好转，显然体会到经济状况对个人的影响，他对士禄问题的注意，与自身的这种体验不乏关联。
《郑笺》的“古者”之辞甚至在阐释中存在自我作古的情况。郑玄解释《商颂·玄鸟》及《毛序》曰：
古者君丧，三年既毕，禘于其庙，而后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自此之后，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谓之大事。(5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二○，第1696页。
孔颖达指出郑玄在笺释《玄鸟》《周礼》《礼记》时有三次关于禘祫之礼的说明，其中两处直接认为这是春秋鲁国的礼制，郑玄以《春秋》记事为依据，推演成《鲁礼禘祫志》。郑玄的禘祫之说缺乏经典的成文记载，带有明显推演和建构的因素，成为礼制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钱玄的《郑玄〈鲁礼禘祫志〉辨》分析《春秋》7则鲁君祭事，认为：“郑氏《禘祫志》中所举禘祫之事，大部分为推测不实之辞，《春秋》并无其文；
即《春秋》有其文，亦大都非记丧毕禘祭。”(54)钱玄：
《郑玄〈鲁礼禘祫志〉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5期。他考辨出郑玄的禘祫之说受到《公羊传》和《礼纬》的影响，两书所记禘祫之礼，西汉时已有多人信从，到东汉成为官方施行的礼制。与郑玄所述“古者”禘祫相关的内容见于《公羊传》鲁文公二年和《礼稽命徵》，除了“五年而再殷祭”一句相同，其他只能说是讨论的事情相应。郑玄此处所用“古者”之说既以早期文献和现实政治经验为基础，又加入个人的阐释，已是后来者的一种建构。
整体而言，《郑笺》以“古者”为辞解《诗》，一方面延续《毛传》于文献有据、于古有征的引述性质，一方面又有新变，有时加入郑玄对汉代政治观念的理解和现实政治体验，形成一种既于典有据又不乏时政之感的认识，有一部分蕴涵建构的性质。以带有引述性质的“古者”而言，与之相应的早期文献如下：
《召南·采蘋》(《礼记》)、《王风·大车》(《周礼》《礼记》《史记》)、《魏风·十亩之间》(《周礼》《礼记》《司马法》)、《魏风·硕鼠》(《周礼》)、《豳风·七月》(《左传》)、《豳风·东山》(《尔雅》《毛传》《周礼》)、《小雅》的《采薇》《何草不黄》(《荀子》《穀梁传》《盐铁论》《白虎通》)、《小雅·菁菁者莪》(《说文解字》、《淮南子》高诱注)、《小雅·楚茨》(《尚书》《周礼》《仪礼》)、《小雅·大田》(《孟子》《穀梁传》《汉书》)、《小雅·采菽》(《周易》《礼记》)、《小雅·緜蛮》(《仪礼》《礼记》《潜夫论》)、《商颂·玄鸟》(《公羊传》《周礼》《礼记》《礼稽命徵》)。《郑笺》引述的“古者”依然以“三《礼》”和“《春秋》三传”为重，《礼记》仍是表现最为突出的经典，但《周礼》上升到与《礼记》同样显著的地位。郑玄对《周礼》的重视跟他整体的礼学认知有关，华喆就认为：“郑玄将《周礼》奉为礼学圭臬，依据《周礼》确定周礼，成为其礼学的核心，也是他注经时主要的文献依据。”(55)华喆：
《礼是郑学：
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0页。虽然从《毛传》到《郑笺》中间隔着三百多年，可供郑玄参考的文献范围扩大，而且郑玄及其老师马融又是东汉日渐兴起的今古文兼通、融汇诸子新学风的典型，但是与《郑笺》的“古者”之辞相应的早期文献却基本没有溢出儒家范围，博通的郑玄眼中的“古者”终归是以儒家为宗。
《毛传》《郑笺》所谓的“古者”涵括多方面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不同阶层，所谓的“古者”指向的不是一种原始、素朴的状态，而是从个人到国家、天下都处于高度文明的水平。以“古者”为标志，《毛传》《郑笺》在对《诗经》的解释中建构的是一种礼乐昌明、制度完备的文明典范，这种典范承载着儒家所尊崇的理性精神与人文教养。
先看《毛传》描述的“古者”内容，概况如下：
1.王后至庶士之妻的服饰之制，以及准备成婚的女师教育和女子修养(《周南·葛覃》)。2.大夫的服饰之制(《召南·羔羊》)。3.女史的记事之法与后妃群妾进御君王的礼节(《邶风·静女》)。4.有功之臣的食邑制度(《鄘风·干旄》)。5.诗乐之教(《郑风·子衿》)。6.挈壶氏管理时间的职能(《齐风·东方未明》)。7.夫人恭敬的德行(《齐风·鸡鸣》)。8.山林川泽的管理和渔猎之制，范围涉及天子到庶子(《小雅·鱼丽》)。9.天子和诸侯的田狩之礼(《小雅·车攻》)。10.圜土劳役制度(《小雅·正月》)。11.天子和后妃主导的郊禖之制(《大雅·生民》)。12.王者迁徙诸侯的城邑制度(《大雅·烝民》)。13.天子、诸侯的藉田之制，夫人、世妇的蚕桑之制(《大雅·瞻卬》)。
再看《郑笺》描述的“古者”内容，概况如次：
1.准备成婚的女师教育和女子修养(《召南·采蘋》)。2.大夫巡行邦国与讼狱之制(《王风·大车》)。3.田亩制度(《魏风·十亩之间》)。4.户口和财物等的考核制(《魏风·硕鼠》)。5.藏冰及其使用(《豳风·七月》)。6.文字声韵(《豳风·东山》)。7.兵役制度(《小雅》的《采薇》《何草不黄》)。8.货币制度(《小雅·菁菁者莪》)。9.赞美天子施予之恩(《小雅·大东》)。10.礼乐得宜，君子守信(《小雅·鼓钟》)。11.王政以农为本和乡射饮酒之礼(《小雅·楚茨》)。12.丰年农政(《小雅·甫田》)。13.天气物候与政治，田亩制度(《小雅·大田》)。14.指称明王的时代(《小雅》的《裳裳者华》《都人士》)。15.君王的马政措施(《小雅·鸳鸯》)。16.天子赐命诸侯之礼(《小雅·采菽》)。17.卿大夫聘问之制和士禄问题(《小雅·緜蛮》)。18.禘祫之礼(《商颂·玄鸟》)。
上述内容涵盖从天子、后妃、诸侯、夫人，到大夫、士、庶人等各个阶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多个环节，很难归入到相对简明的某个领域，只能说它们主要体现的是礼乐、制度的各种规定和状况，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理性与人文因素，这是一种文明的典范形态。蒲慕州认为战国各种文献的论述中，“‘古人’可以等同于圣王贤君，‘古者’一词则已成为一个抽象的、渺不可稽的理想时代”。(56)蒲慕州：
《历史与宗教之间》，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96页。由于“古者”指向的是久远的过去，这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不管是基于真实的历史或者虚幻的想象，各人所谓的“古者”样貌未必一致。同样是以肯定、赞美的姿态描写往昔的生活，也完全可以像《庄子》所言：“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57)郭庆藩：
《庄子集释》第2册，王孝鱼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61年，第357页。这是吸收《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而成，呈现的是一种自然的、素朴的社会形态。如果说此处是以“昔者”而非“古者”引领，那么不妨再看《庄子》另一段话：“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58)郭庆藩：
《庄子集释》第4册，第994—995页。这是以“古者”树立起来的另一种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显得原始、简单，没有复杂的职业和工作分化，也没有复杂的人际礼仪、社会网络，人与人、人与万物处于天然和谐的状态。道家崇尚自然无为，重视素朴寡欲，《庄子》以“古者”为言树立起来的正是体现这种精神的社会形态，而这显然与《毛传》《郑笺》以“古者”为辞体现的文明典范处于相对立的两极。虽是对立的两极，但在彼此那里，却各是被肯定和赞美的典范。
与此不同，也有将“古者”描述成原始、素朴的状态，但不是从肯定和赞美的立场出发的，《管子》和《韩非子》都有很典型的表述。《管子》云：“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59)黎翔凤：
《管子校注(中)》，梁运华整理，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第568页。这样的“古者”显然是一种较为原始、野蛮的状态，它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为等级有别，讲究人与人之间各种礼仪和法度的社会。《韩非子》论述古今异势，不能执古以御今，谈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
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60)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第443页。“古者”被描写成人口少，生存资源丰富，生活简单的状态，《韩非子》不是在对此进行肯定，而是为了揭示往昔社会的简单自有其条件，不足以作为当今治理国家的依据。
概言之，先秦两汉以“古者”为名义至少树立起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毛传》《郑笺》的“古者”是一个具有理性精神与人文教养的社会，树立的是一种文明典范，代表儒家的观念。与儒家相反的是一正一负两种看法，《庄子》描述的“古者”是一个简单、素朴的社会，它以赞美的态度肯定其中体现的自然和谐、清静无为，代表道家的观念；
《管子》《韩非子》也是将“古者”描述成一个原始、素朴的社会，但关注的是其初级、野蛮的特点，带有贬抑的意思，代表法家的观念。
《毛传》《郑笺》把“古者”树立为文明的典范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做法。首先，《毛传》《郑笺》鲜明地表达了对“古者”的赞美。《毛传》解释《大雅·瞻卬》时写到古者之制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又说：“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61)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八，第1480页。两次把描述的“古者”情形判定为“敬之至也”，采取的是充分肯定的态度。《郑笺》解释《小雅·大东》，一则云：“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于天下厚。”二则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
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视之、共之无怨。”《小雅·鼓钟》的笺释又说：“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礼乐，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62)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三，第912、941页。还有《小雅》的《裳裳者华》《都人士》两则《郑笺》都清楚地将“古者”看成是“明王时也”。
其次，以“古者”为文明的典范在《毛传》《郑笺》中还表现为陈古刺今。谭德兴《汉代〈诗〉学研究》论及“两汉《诗》学方法”，第一项就是“陈古讽今”的方法。他一方面以《毛序》为例揭示“陈古讽今”是汉儒对《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解读，一方面从两汉用《诗》方式入手，指出汉代诏书和汉儒称引《诗经》多为陈古讽今。(63)参见谭德兴：
《汉代〈诗〉学研究》，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9—279页。《毛序》对陈古刺今的观念确实有多次明晰的表述，例如“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等，(6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四，第314、344页。“古”与“今”不仅是时间差异，而且有优劣是非之别，“古”被视为正面的典范，成为否定“今”的一面镜子。《毛传》《郑笺》承继《毛序》的观念，其陈古之所以能刺今，正在于“古者”是以文明典范的身份出现。《毛传》以古者诗乐之教解释《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将“嗣”训释为“习”，(65)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四，第367页。古昔的诗乐之教与现今的不习音乐构成否定式的对比，“古者”诗乐教育的兴盛显然是一个正面的参照系。《毛传》以古者挈壶氏之职解释《东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同时写到：“折柳以为藩园，无益于禁矣。瞿瞿，无守之貌。”(66)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五，第395页。古者挈壶氏守职，而今则狂夫无守像柳枝难以起到藩卫作用，古者正以其正面形象构成对今日的批判。《郑笺》的表现更加鲜明，郑玄解释《十亩之间》，直接以“古者一夫百亩”和“今十亩之间”进行对比，得出“削小之甚”的认识。关于《何草不黄》，《郑笺》以“古者师出不踰时”和“今则草玄至于黄，黄至于玄”对比，揭示诗歌表达的是对当时兵役繁重、行役超期的批评。《毛序》《毛传》《郑笺》承载的是先秦两汉《诗》学的一种重要解读传统，(67)王洲明先生认为“《毛序》是从先秦至秦末汉初，经过不断累积形成的通过论《诗》体现儒家思想的一部典籍”，“追求《诗》的本事化和政治化”，“基本完成者为鲁人大毛公亨”。《毛传》主要作者是毛亨，而毛苌对之有所补充、修订。参见王洲明：
《关于〈毛诗序〉作期和作者的若干思考》，《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它们多次以陈古刺今的观念解《诗》，显然是有意识地将“古者”树立为文明的典范。
以“古者”为文明典范体现了《毛传》《郑笺》的尊古观念，这种观念在《诗经》里已经存在。《雅》《颂》对祖先光荣往昔的追述和赞美就不乏尊古的意思，而像《烝民》“古训是式，威仪是力”，《载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68)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一八，第1434页；
卷一九，第1599页；
卷二○，第1686页。诸如此类的文字已经是直接的尊古表述。《毛传》《郑笺》的尊古观念可以溯源到《诗经》自身，但又不能仅至于此。谭德兴探讨两汉《诗》学的“陈古讽今”时指出：“崇古在两汉时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69)谭德兴：
《汉代〈诗〉学研究》，第278页。这个判断可以扩展开来适用于先秦两汉，诚如蒲慕州《先秦两汉的尊古思维与政治权威》所论，尊古思维西周时已经出现，至春秋战国成为流行观念，到两汉而“尊古与好古的传统由建立而巩固”。(70)蒲慕州：
《历史与宗教之间》，第184—224页。《毛传》《郑笺》以“古者”为辞主要是吸收并且参与了此种观念的建构。先从与《毛传》《郑笺》所述“古者”关系密切的《礼记》和“《春秋》三传”说起，《礼记》30多次提及“古者”，主要是以之讲述理想的礼仪制度。《春秋》尊古，如董仲舒所言：“《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71)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92年，第14页。“《春秋》三传”继承了这种观念，经常以“古者”为据谈人论事。再扩大范围看，《尚书》多处以“曰若稽古”、“古人有言曰”成文，显然是尊古的典型。先秦诸子也多有尊古的体现，《论语》数次记载孔子自述个人“好古”的特点，《墨子》常以“古者圣王”行文，构造的是古昔的理想。延至秦汉，以古为尊的言行更是一股强大的潮流，仅以《史记》《汉书》所记以“古者”为辞论政、追摹古昔的言论就不在少数。《秦始皇本纪》记博士淳于越的话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种师古的观念代表当时不少儒生的看法，引起秦始皇的重视，在李斯的建议下产生焚书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灾难性后果。(72)司马迁：
《史记(修订本)》卷六，第1册，第321、322页。王充在《论衡》中尖锐批评当时风气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73)黄晖：
《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北京：
中华书局，1990年，第395页。可见，《毛传》《郑笺》以“古者”为辞解《诗》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尊古观念环境在起作用。
以“古者”作为提示性词语引出有所依据的内容，这样的解《诗》方式实际上带有形式化的修辞功能。同样是有所依据，《毛传》有两种表述方式，一种是以“古者”为辞，一种是直接采用已有的资源加以解释，没有任何提示性的标识。后者在《毛传》中并不罕见，像《毛传》采用《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的文字解释《鄘风·载驰》，以《孟子·告子下》的文字解释《小雅·小弁》，用《左传》襄公七年公族穆子之语解《小雅·小明》等，都是既没有以“古者”引出，也没有点明来自何种典籍。与《毛传》相比，《郑笺》多出一种表述方式，即具体写清楚依据的典籍名称。明确援引经典在《郑笺》中随处可见，这是汉代经学盛行下引经据典风气在经典解释中的反映。王逸《楚辞章句》、赵岐《孟子章句》、高诱《吕氏春秋注》和《淮南子注》等差不多产生于郑玄所处的时代，也都喜欢引经据典，同时，也都存在有所依据地以“古者”为辞解释经典的情况。在汉代的经典训释中，所言有据至少表现为三种方式，一是以“古者”为辞，二是明确引经据典，三是直接援用而没有任何提示。《毛传》《郑笺》以“古者”为辞不仅含有表示引述的形式化修辞功能，而且，它们突显的是“古”的性质而不是具体依据的典籍，这是尊古观念在经典训释中的典型体现。
总之，《毛传》《郑笺》以“古者”为辞解《诗》不是泛辞和假托，而是一种具有引述功能的形式化修辞，借此引出的内容大多于文献有据、于古有征，《郑笺》还在其中加入时政之感，它们实际上赋予“古者”这个习语以充实的内涵和可信度。《毛传》《郑笺》把“古者”树立成一种礼乐昌明、制度完备的文明典范，表现出鲜明的尊古观念，寄寓的是儒家的社会理想。由于《诗经》在经学和文学方面都具有崇高的地位，而《毛传》《郑笺》在经典阐释史上又是典范之作，所以，这种以“古者”为辞解《诗》的方式既参与和推动先秦两汉时期尊古、陈古刺今观念的流行，又为后世的《诗经》阐释、文学创作与批评、文化建构等提供尊古、复古观念等重要的传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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