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曈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上海 20006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新时代赋予了教育国际化新的内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推进和发展，教育对外开放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和宽广境界。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意见，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提出要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教育工作做出了重大部署，提出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优化教育开放全球布局[2]。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与2018年相比，出国留学人数增加4.14万人，增长6.25%。从1978年到2019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3]。除了传统主流留学目的国之外，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学历互认，使得这些国家成为新的留学增长点。2017年我国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人数为6.6万人，比上年增长15.7%，超过整体出国留学人员增速[4]。
高等学校肩负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使命，是境外留学人才的输出基地。作为高校毕业生的出口方向之一，境外升学不仅承担了一定的就业率指标，更重要的是，其比率和质量已成为评估高校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指标，对高校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2017年至2021年，本科毕业生境外留学深造的比例分别是16.0%、17.5%、15.3%、14.29%、10.53%，留学目的地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5-9]。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部分国家疫情防控不利，世界抗疫局势面临长期的、艰难的局面，对我国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政客和媒体将疫情政治化，加快对华政策的调整，致使国际形势趋于紧张和复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留学政策日趋收紧，不断反复，中国学生境外留学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10]。在此背景下，我国高校毕业生境外留学将出现哪些可能的变化趋势、高校应怎样应对就业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为进一步探索后疫情时代高校毕业生境外留学可能出现的趋势变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面向华东师范大学二年级至四年级本科生进行调研。
问卷设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调研对象的性别、年级、专业背景、政治面貌等个人信息进行收集。第二部分通过单选、多选、排序等一系列问题，对调研对象的境外留学意愿(变化)、境外留学目标区域(变化)、境外留学影响因素及困难等进行调研。
问卷发放通过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华东师范大学包括学部、书院、学院在内的6个实体单位，向本科生发放问卷，共计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79份，回收率96.5%，具备一定的样本规模。
问卷分析通过SPS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统计显示，在调研对象中，男性占比13.5%，女性占比86.5%。从年级分布来看，主要以高年级为主，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占比分别为19.2%、50.3%、30.5%。从专业背景来看，文科类占比46.6%，理科类占比45.8%，工科类占比5.2%，艺术、体育类占比12.4%。从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预备党员)占比3.6%，共青团员占比90.2%，民主党派占比0.5%，群众占比5.7%。
基于问卷调查对毕业生境外留学可能出现的变化趋势进行展望，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毕业生境外留学比例或将持续降低，但幅度不会很大
对于“您是否有毕业后境外留学的意向”这个问题，选择“有，并且作为唯一选择”占比7.2%，选择“有，但也考虑其他选择”占比33.7%，选择“没有，完全不考虑”占比59.1%(见表1)。在选择“有，但也考虑其他选择”的195份样本中，调研对象根据意向将境内保研、境内考研、境外留学、就业、自主创业进行优先级排序，结果显示境外留学的整体优先级较高(见表2)。对于“全球疫情以来，您毕业后境外留学意向的动态变化”这个问题，选择“意愿值不变，一直很坚定境外留学”占比10.9%，选择“意愿值上升”占比2.1%，选择“意愿值下降，但会考虑境外留学”占比28.0%，选择“意愿值下降，曾经有境外留学打算，现在不考虑”占比14.5%，选择“意愿值不变，一直都不考虑境外留学”占比44.5%(见表3)。
表1 毕业后境外留学意向
表2 保研、考研、留学、就业、创业优先级
表3 毕业后境外留学意向的动态变化
以上结果表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境外留学的意愿下降，占比42.5%，且有14.5%的学生表示“曾经有留学打算，但现在不考虑”。“一直很坚定境外留学”的学生占比10.9%，“把境外留学作为唯一选择”的学生占比7.2%，与华东师范大学近年来本科生境外留学比例有一定差距。由此可见，在后疫情时代，毕业生境外留学的意愿和信心呈下降趋势，未来本科毕业生境外留学的比例也会持续走低，这与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境外留学的趋势整体吻合。
然而，仍然有40.9%的学生毕业后有境外留学的意向，对于将留学作为选项之一的学生而言，境外留学的整体优先级较高，有29.2%的学生仍将境外留学作为第一优先选择。这说明，疫情更多的是导致毕业生对境外留学的不确定性，在疫情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毕业生境外留学的比例不会大幅度降低。
(二)北美西欧国家依然为毕业生境外留学主流区域，但赴美留学的比例或将显著降低
对于“如果您有毕业后境外留学的意向，您的目标区域是哪里(可多选)”这个问题，学生留学目的区域排在前三的依次是英国、法德等其他西欧国家、美国，占比依次为32.8%、15.3%、14.8%(见表4)。对于“全球疫情以来，您毕业后境外留学目标区域的动态变化”这个问题，绝大部分学生选择没有变化(见表5)。但在备注中，有学生明确表示“现在不会考虑去美国”。
表4 毕业后境外留学目标区域(可多选)
表5 毕业后境外留学目标区域的变化
由此可见，学生毕业后在留学目标区域的选择上，也呈现出一些变化。第一，目标区域依然集中于北美西欧等国家。根据统计数据，这一比例占74.5%，与华东师范大学近年毕业生赴欧美国家留学的比例相当[5-9]。第二，意向赴美留学的比例大幅度降低，赴英留学的热情高涨。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到美国留学的比例一直稳居第一，每年均超过30.0%，但2020年和2021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赴美留学比例分别为27.5%、21.8%，落后于英国[5-9]。而在本次调研中，将美国作为留学目标区域的只有14.8%，可以预见，受疫情影响，高校毕业生赴美留学将呈下降趋势。同时，与近年来的统计数据相比，选择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比例有较大幅度攀升，尤其是英国，已然成为目标区域的首选。此外，选择东南亚国家的比例也有一定增长。第三，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不是境外留学的主流国家，但仍有7.6%的学生表示，现在更多会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未来几年将会有越来越多学生赴“一带一路”国家留学，成为新的留学增长点。
(三)毕业生境外留学受疫情影响明显，影响因素多元化
在前面的调研中，有42.5%的学生表示境外留学的意愿值降低，基于这部分样本进行调研，了解全球疫情对他们意愿值降低的影响因素(可多选)。结果表明，疫情对于毕业生境外留的影响呈现多元化，主要影响因素为生命安全、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对华留学政策(见表6)。由此可见，除了受疫情本身的影响，境外留学还受到政治、文化等的影响。
表6 毕业后境外留学意愿降低的影响因素(可多选)
对于“如果您有毕业后境外留学的打算，在当前疫情环境下，主要困难有哪些(可多选)”这个问题，学生们面临的主要困难仍然是“国际形势复杂，对境外留学的信心降低，不安全感增加”“留学政策紧缩，申请难度增大”(见表7)。
表7 毕业后境外留学的主要困难(可多选)
以上表明，当前毕业生境外留学意愿降低及所面临的困难，主要还是源于疫情的影响。首先，在疫情全球蔓延的情况下，美国等国家并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抗疫政策，导致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可以想见，如果疫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甚至持续恶化，毕业生境外留学将遭受重大挫折。其次，疫情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和考验，部分西方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对华留学政策紧缩，使得毕业生境外留学的信心降低。
(四)毕业生境内升学压力增大，高校就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在调研对象中，有84份样本表示“境外留学意愿值下降，曾经有境外留学打算，现在不考虑”。对这部分调研对象新的去向目标进行调查(可多选)，结果显示，有35.2%的学生选择境内考研，有24.1%的学生选择事业单位就业，希望成为公办学校教师(见表8)。
表8 新的去向目标(可多选)
由此可见，在毕业生境外留学比例降低的趋势下，境内升学的竞争压力，尤其是考研的竞争压力将会明显增加，这也会给高校的就业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同时，在转向就业的学生中，意向为公办学校教师的比例明显较高。
以上调查问卷实证研究表明，全球疫情的蔓延将对本科毕业生出境留学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会给高校就业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高校应当积极探索后疫情时代就业工作的特点和难点，增强对国内外形势的敏感程度，超前制定相关的应对政策。基于以上实证研究和已有工作经验，本文将初步探索以下几点应对策略。
(一)落实全方位育人，从求职指导拓展到升学指导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是高校育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方位育人方面，高校应构建层次丰富、内容系统、形式多元的指导体系，从传统的求职指导拓展到升学指导。在追求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同时，升学率和升学质量的提升，也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必然要求。2017年至2021年，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升学率(包括境内升学和境外留学)分别为46.8%、48.1%、46.5%、33.23%、44.92%[5-9]，而就目前来看，学校针对本科生升学的专业指导微乎其微，因此，加强升学指导刻不容缓。
第一，加强系统化、专业化的考研指导。近年来，“考研热”备受关注，后疫情时代这一现象很可能持续加剧。根据本文的调研，对于“曾经有境外留学打算，但现在不考虑”的调研对象来说，有35.2%的学生转向考研，排名第一。对于“有境外留学意向，但也考虑其他选择”的调研对象来说，选择考研的整体优先级排序是较高的。因此，面对日益扩大的考研“蓄水池”，高校应针对这部分学生加强系统化、专业化的指导，帮助学生解决备考中的问题和困难，从而提升考研成功率。
第二，加强系统化、专业化的留学指导。据了解，目前学生申请境外留学主要依赖校外留学服务机构，学校没有针对这部分学生的专业化服务。高校应当综合利用校内外资源，通过专题讲座、日常咨询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学生留学申请、留学预警、政策和信息咨询、文化适应、身心健康等各方面的指导，减少学生走留学弯路、落留学陷阱[11]，从而为学生境外留学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二)探索在地国际化发展，推动“一带一路”新的留学增长点
后疫情时代，在地国际化将成为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新模式。高校应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在地国际化，通过合作办学等方式与境外高校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为留学受阻的学生提供在国内接受国际教育的机会，拓宽就学选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往来日益紧密，包括国际学生的流动，未来将会有更多中国学生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学习，成为新的留学增长点。高校应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顶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拓展更多的国际交流项目，让更多学生在读期间就有机会赴“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访学交流，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欧美国家，从而加强学生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了解，加深学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积极引导留学向“一带一路”国家倾斜。在这样的背景下，毕业生在毕业后境外留学的选择上就有更多的参考依据，留学目标区域也会更加多元化。
(三)关注被动就业群体，加强就业困难的精准帮扶
根据本文的调研，针对“将境外留学作为选项之一”的195份样本，调研对象根据意向将保研、考研、留学、就业、自主创业进行优先级排序，结果显示有50.8%的学生将就业排在第四优先级。针对“曾经有境外留学打算，现在不考虑”的84份样本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有55.6%的学生转向升学，44.4%的学生转向就业。这表明对于相当一部分本科生来说，他们毕业后的优先选择是升学，就业的意愿并不高。然而，随着保研、考研竞争压力的增大，考虑到疫情对境外留学造成的困境，必然有部分学生被动就业，即他们自身就业意愿并不强烈，但迫于现实不得不选择就业。根据近年来的工作经验，本科生被动就业群体在逐年扩大，做好对该群体的就业指导工作，对高校的整个就业工作至关重要。
高校应加强对被动就业群体的精准帮扶，充分调研他们的意向，加强对他们的个性化指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求职观，帮助他们确立更加明晰的定位、目标和路径，帮助他们减轻迷茫感和焦虑感，提升他们在求职过程中的自信和综合竞争力。
(四)稳固教育人才输出，引导毕业生树立多元化的求职观
一直以来，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师范类高校在教师教育人才输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2017年至2021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就业群体中，进入学历教育(幼小、初、中、高等教育，不包含教育培训)行业的毕业生比例分别为47.3%、48.1%、40.7%、45.58%、42.94%[5-9]。然而，这一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对教师岗位的青睐也在日益攀升。高校应进一步扩大与各类学校的合作，建立实习基地，积极引进招聘资源。在此基础上，高校还应针对教师岗位招录笔试、面试等环节，加强专业化的指导。
另一方面，针对“考研热”“考公热”“考编热”等现象，高校还应引导毕业生树立多元化的求职观。尤其对于本科生而言，与硕博研究生相比，在教师岗位的竞聘上不具备优势，学校应当鼓励他们充分挖掘自身的潜质，探索更多的可能性。通过挂职锻炼、实习实践等项目，让更多的学生更早地体验职场环境，从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定位。
(五)加强对毕业生的心理疏导
后疫情时代，高校应特别关注毕业生的心理健康，加强对毕业生的心理疏导。全球疫情对毕业生境外留学造成困境，也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进而可能会导致学生自卑、自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高校应形成育人合力，加强多部门、多层次联动，做好心理预警和辅导工作，保障毕业生顺利毕业和就业。
首先，高校心理健康辅导部门应在大学生健康择业心理教育方面有所作为，开展专门面向毕业班群体的心理健康辅导。可通过系列讲座、工作坊、个体咨询、团体咨询等方式，加强对毕业生心理问题的干预。其次，院系导师、辅导员应从学生个体出发，做到精准帮扶。在分类指导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个性化指导，通过谈心谈话等方式，深入了解学生的困境，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自我定位、自我调适，从而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压力。最后，充分发挥朋辈教育的作用。可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新媒体社群的力量，发挥朋辈之间“传帮带”和互助的效能，从而尽可能帮助毕业生答疑解惑，消除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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