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形态取代另一个社会形态的深刻变革在于整体性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转换。制度变革可能是剧烈的，甚至迅速的，而文化价值系统转换则是深刻的、缓慢的。社会主义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超越，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才会展现其全面的制度优越性。笔者以为，这种超越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用以劳动幸福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去全面扬弃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价值体系。
所谓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就是全社会共同采纳并持久践行的主导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体系。虽然没有每个人都赞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但大多数人较长期地信奉和践行，是社会文化价值的基本要求。与单个人的价值观不同，社会文化价值是多数人较长期地采纳的价值观。社会文化价值通常会产生代际影响，文化遗传成为其传播的主要途径。社会文化价值稳定地存续、继承、沉淀和光大，才会形成相应的文化传统。社会文化价值系统既包含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大众价值评价体系，也包含支撑核心价值和大众评价体系背后的理论信仰。任何先进的社会制度要彻底超越旧的社会制度，就必须全力打造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并竭力将其普遍化、大众化、全民化、稳固化，从而最终取代旧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
社会文化价值往往需要有基础性的支撑，才能安全地传承下去。依靠这个基础性的支撑才能保证整个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保持安然无恙；
缺少这样的根基，文化价值体系就极为容易土崩瓦解。同样，为了某种需要，针对文化价值体系的根基进行价值摧毁，那也是相当有破坏力的。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了根基性的批判，强调了其所具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违反劳动幸福的根本宗旨，带给工人和整个社会以诸多的苦难和悲剧，导致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自己却越贫困的尴尬局面。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试图超越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体系，用共产主义的全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在共产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中，劳动幸福是核心。我们要克服异化劳动，实现自由劳动，让劳动成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展现，并以此为基础去建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劳动幸福的最大化①何云峰：《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散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3 期。。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超越既包含政治经济制度的超越，也包含从观念形态和精神深处的彻底解放。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战胜封建主义，除了其相对先进的生产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倾心建构了一套新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封建社会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之核心是君权神授和等级世袭制，其所具有的价值评价观念和标准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建构起来的。为了与封建阶级的这种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相对抗，资产阶级打着“平等、自由、民主”等旗号，主张人生来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要求政治平等，反对专制制度，提倡个性自由。资产阶级的这些价值主张所依据的是“天赋人权”理论和“社会契约”思想。而“天赋人权”实质上是把人与人的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归根于神。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里，人与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是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是平等的；
人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人本来就是自由的，比如人之所以要有言论自由，是因为人被造出来的时候天生就是会说话的动物。所以，离开神和造物主，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是无法得到终极解释的。更加不符合正义要求的是，以资本为根本的社会是以劳动异化来压榨劳动者的奴役社会，“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②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35 页。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资产阶级用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但仅仅反对的是君权，是要用民权代替君权，实际上是主张“民权神授”。这样，在文化价值系统的设计上有一种巧妙的大众基础：一是主张民权，二是继续承袭神授的观念。这两点恰恰是资产阶级能够很快深得人心、迅速发展的社会文化价值基础，具有非常好的大众共识度。它基本上可以不破坏封建社会大众的宗教信仰，而直接倡导民权。这双重的根基，使资产阶级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可以迅速被接受和广泛践行。但是，这双重基础虽然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起了巨大的作用，却给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带来致命的缺陷：它导致民权无法离开“神授”而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如果被破坏了“神授”根基，自然而然就土崩瓦解了。一旦人们离开对上帝、神、造物主的信仰，资本主义就没有了魂。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死穴”。
既然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之“死穴”是民权靠“神授”，那么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关键，就不单单是要用社会主义民权取代资本主义民权，而是要用社会主义的民权根基彻底取代资本主义的民权根基。只有根基性的彻底超越，社会主义才有可能真正在社会文化价值系统方面超越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所追求和主张的就是要基于劳动创造去再造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劳动的科学理论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从而彻底否定了民权“神授”的资本主义价值根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1）“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988 页。；
（2）“‘劳动的绝对自由’是劳动居民幸福的最好条件”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 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491 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基本假设，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具有奠基石的意义。劳动创造人，意味着人的类本质是劳动。而“劳动的绝对自由”并不是“劳动任性”或者“劳动逃避”意义上的那种自由，而是指消除了异化劳动、回归到人的类本质的那种劳动。马克思在很多场合提到“自由劳动”的概念，应该都要理解为克服异化的劳动。
基于“劳动创造人”和“自由劳动是幸福劳动”这两个科学假设，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人在自由劳动创造中获得人的本质，展现人的价值，从而实现幸福。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幸福理论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它构成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根基，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的民权神授理论假设。与资本主义强调天赋人权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强调劳动赋予每个人平等而自由地获得幸福的权利。所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是以劳动幸福为基础而构筑起来的。离开劳动幸福的精神呐喊，社会主义本身也就没有了凝聚力。致力于在劳动幸福论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观念系统和精神家园，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价值再造过程，也是实质性的话语体系建设过程。社会的一切合理性均要有劳动作为依据，社会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劳动幸福。
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价值系统首先是一种用劳动创造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观念系统。追求劳动幸福，崇尚劳动，敬畏劳动，因劳获义①何云峰、张蕾：《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续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3 期。，是这个系统的核心。人人皆以诚实的创造性劳动为理据，享有不可转让的劳动幸福权利。“因劳称义”“劳有所获”“让劳动成为享受”等是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必然要坚持的基本主张。这种“劳赋民权”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之所以真正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原因在于它把以信仰为前提的“神授”变成了人人必然离不开的“劳动赋予”。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离开劳动而生存，人的幸福、体面和生活都必须依赖于劳动。所以，用劳动赋予人的权利，所能获得的共识基础要更加科学和牢靠。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等民权价值观不同于并高于资本主义的地方在于它有劳动根基，而“劳动创造人”是有科学依据的理论。
主张劳动幸福是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归根结底，社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劳动幸福的最大化。因此，个体的生存不能仅仅靠个体单打独斗，而是要靠社会化的方式求得更好的生存。这也意味着，个人不能仅仅为自己而劳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7 页。不过，这不仅需要制度设计，需要法律法规和道德律令以之为基础去进行整体建构，而且更需要将劳动幸福确立为整个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普遍地需要确立这样的信念：离开劳动幸福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愚蠢的和错误的。由于个体的劳动幸福跟社会的共同奋斗和奉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衡定幸福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考虑是否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马克思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
经常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③同上。
在以劳动幸福为根基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里，一切合理性、公平性和正义性的判断依据都是劳动幸福。离开劳动幸福，社会就无法运转，无法有制度和理性的合理架构。只有这样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得到真正的确立，社会的公平正义才会有保障。那个时候，围绕劳动幸福应该有一系列的普遍信念得到大家共同认可。其中包括：所有劳动都能受到足够的尊重；
劳动价值得到充分的保护和承认；
人们的劳动以幸福为先在的目的，劳动为了幸福，在劳动中追求幸福；
劳动创造幸福，劳有所获，获必有劳；
任何人都应该有尊严地劳动，消灭任何损害劳动尊严的要素；
劳动应该成为最光荣的事情，一切荣誉均应该来自实实在在的劳动价值贡献；
要创造崇尚劳动的社会氛围，劳动幸福不是个人感受，是社会整体的自由程度。诸如此类的各种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的全面采信，劳动幸福的信念彻底地渗入每个人的血液和骨子里，社会文化价值革命才算完成。这是一种意识革命，也是一种价值革命，更是一种人性的革命，是社会最深刻的革命和整体价值体系转换。劳动幸福理论的时代价值也正在于此，它主张的是彻底的心灵变革。说到底，劳动幸福是以劳动为荣耀的社会文化价值氛围。
当今世界面临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从观念的多样性中展现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态特征。但在多样化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观念中，总有某些不变的最根本的东西。这些始终保持不变的具有恒常性的精神支点，就是时代的核心，也是多样性中间的共同性。在诸多不变的精神支点中，劳动的价值意蕴是最要害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的是劳动创造人类本身。人在劳动中展现本质，在劳动中实现自我，因劳动而得到尊重，因劳动得到尊重而产生幸福感。正如许多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工人两字连成一起就是‘天’字，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劳动创造了世界”。①王婕：《京汉铁路工人的精神驿站——劳动补习学校》，《武汉文史资料》2003 年第1 期。所以，我们要大力倡导崇尚劳动的基本行为取向和观念正能量导向。一个社会有很多美德值得提倡和推崇，并且世代传下去。美德使社会更美好，也使多样化的个体价值具有彼此兼容性和公约性。在各种美德中，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劳动幸福等劳动美德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劳动美德的独特性在于劳动本身是其他一切美德的根源和理据。没有劳动美德的坚守，任何其他美德和个体价值选择都将缺乏合理性。
劳动幸福源于劳动展现人的类本质，因此劳动幸福感也是一种荣耀感，也就是常说的“劳动光荣”②何云峰：《尊重劳动是当代青年必备的基本品格》，《青年学报》2017 年第3 期。。劳动光荣作为一种自身荣耀感，体现的是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感到自豪。与为了面子而劳动不同，劳动光荣是对劳动付出本身有荣誉感、欣慰感。如果说为了“颜面”而劳动，这带有“动机不纯”的性质，那么劳动光荣就是强调动机与效果一致的令人欣慰的那种结果。它是一种真正的幸福感，那种光荣感真正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有人看不起劳动，甚至把诚实的劳动看作一种嘲笑的对象，那就是是非颠倒了。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普遍地崇尚劳动光荣，而是错误地把劳动看作一种可耻的事情，把人们的诚实劳动看作“没有本事”，那么这样的社会就绝对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社会。
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应该获得一种光荣感，获得一种光环，而不是变成一种可耻的事情。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更应该成为一种光荣的事情。如果勤勤恳恳劳动，诚诚实实做人，却得不到这样一种荣耀感，那绝对是这个社会上的本末倒置，道德上的一种黑白颠倒。如果劳动不被普遍地看成是光荣的事情，劳动甚至变成一种自卑的事情，那就会导致负能量远远超过正能量。一个良善社会应该形成一种氛围，即让人们普遍地有劳动光荣感；
应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正能量，即人们不应该去炫耀金钱，或者炫耀他的衣着，而应该炫耀诚实的劳动，炫耀在劳动中做了什么，付出了多少，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哪里，劳动的贡献在哪里。如果一个社会把这样的东西炫耀出来，那这个社会才是正常的。人们普遍炫耀的应该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才会展现劳动幸福①何云峰：《从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视角看劳动幸福问题》，《江汉论坛》2017 年第8 期。。马克思曾经就劳动付出与劳动幸福的关系进行过精彩的分析，他指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
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7 页。
劳动幸福并不是单个人的幸福，而是一个崇尚劳动的社会文化氛围。劳动幸福不是一个个人体验，而是整体的社会氛围，整个社会崇尚劳动，整个社会对劳动者的尊敬，整个社会让劳动者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样的劳动，才是真正的幸福劳动。如果一个社会整体的劳动氛围得到展现，普遍地对劳动者都很尊敬，任何人的劳动价值创造力都能得到有效保护和最大限度的发挥，人们才会感受到劳动幸福。正如李大钊所说：“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③李大钊：《李大钊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58－159 页。无论是非常正规的劳动组织形式的劳动，还是非正规的劳动形式，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劳动价值创造性都能展现，劳动就不会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在政府部门工作，还是普通的清洁工劳动都应该是同等的令人高尚的事情。所有的劳动都是同样高尚的，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应该有荣誉感的差异性。
社会整体的劳动文化氛围影响人们的劳动幸福感。有的人错误地以为某些职业是“低贱”的，另一些职业是高尚的。这种根据职业划分人的地位和等级是对劳动本身的极端亵渎。人为贬低某一种职业，看不起某种职业，实际上是贬低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的人格，也是贬低这些劳动者群体的尊严，对其人格不尊重。所有的劳动应该一律平等，都是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体现人的价值。不同的职业人群的划分仅仅是因为分工的需要而已。一个社会中每种劳动都需要人来做，因为社会需要这些劳动，否则社会无法运转。良善的社会治理就应该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劳动工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通过不同的分工，各个劳动人群自动协调好，有的工作，有的休息，有的休闲。如果整个社会有良好的劳动文化氛围，普遍地崇尚劳动，对劳动者普遍地给予劳动尊重，那么劳动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如果有些工作／职业被错误地看作比另一些工作高等，那么从事被矮化的工作的人，就必定会觉得不幸福。这样的不幸福不是合理的，没有正当性，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是对劳动幸福感的不适当损害。
也有另外一种不正确的幸福观念以为，吃饱饭穿暖衣，就是幸福了。实际上，劳动幸福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社会状态。不挨饿的状态并不是幸福，仅仅是幸福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在批评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将温饱等同于劳动幸福的时候，就有过非常明确的阐释：“幸福生活的标准是相对的。在文明的社会中，幸福生活并不在于单个人所消费和支配的商品的实际数量，而在于相对数量，也就是单个人在本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中占有多大的数额，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员的单个人的份额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现行制度的拥护者无视这一点，而提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标准。他们认为，卖苦力的人，只要不挨饿，就是过幸福生活。”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78 页。也就是说，不挨饿算不上是过幸福生活。真正的幸福生活是要消除异化劳动，实现自由劳动，亦即要实现劳动幸福。社会只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才真正符合人类的文明进步标准。
任何人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就应该没有任何可耻的地方，哪怕他／她吃的没别人好，穿的没别人好，但他／她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别人就应该竖起大拇指点赞。如果整个社会能够这样普遍地崇尚劳动，那么尊重劳动的社会文化氛围就会建立起来。不管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劳动，抑或为了服务他人而进行劳动，他／她都应该得到社会的褒奖。社会需要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即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应该给予贬斥，受到社会舆论的制约。只有这样，社会的风气才会改善。也就是，社会文化空气的正能量应该体现这样的特点，即劳动普遍受到尊重，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幸福、劳动创造幸福，劳动尊严得到维护而具有体面性，普遍地以诚实劳动为荣，社会形成整体的崇尚劳动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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