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宏亮 蔡媛媛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7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是最关键的条件，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1]80多年前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在于党高超的形势研判力，在于党能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看清大局、把握大势、引领前进方向的智慧和能力。毛泽东曾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2]党正确研判革命形势、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并据此作出科学决策，是长征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前提条件。一部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不断正确研判形势并适时作出和执行正确决策的历史。
(一)长征战略转移决策作出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
第五次反“围剿”时敌我力量对比、革命形势发展对党和红军极为不利，国民党的“围剿”来势汹汹，其兵力远远大于红军力量。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兵力100万，亲自担任总司令，部署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首先以50万兵力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起进攻。此时的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一改过去的作战思路和战略战术，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中央根据地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对此，后来党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指出：“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第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3]显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面临的形势和敌人与前四次有着很大的不同。1934年4月下旬，广昌失守后，形势更加严峻，红军面临的形势愈加被动。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4]
(二)长征战略转移决策作出时党和红军自身的情况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受到排斥。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遭受排挤的，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被安排到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65年8月毛泽东在和外宾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5]毛泽东的这段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他当时受排斥、被冷落的艰难处境，但也流露出他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魄和胸怀。二是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军事路线大行其道。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和蒋介石新的战略战术，不是采用“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澈底粉碎敌人的‘围剿’。”[6]而是“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7]这就是以阵地对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和敌军拼消耗，恰恰是以己之短对敌之长。这就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对此，毛泽东说：“‘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8]这样的军事原则和军事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9]三是红军实力受损和中央根据地缩小。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不仅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而是损兵折将、丢地失城。仅广昌会战就伤亡5600人。至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10]
(三)基于形势研判党中央作出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之久，红军和根据地陷入绝境。1934年9月下旬，国民党“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从当时的军事形势发展来看，中央红军完全丧失在苏区内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迅速撤离中央根据地已是迫在眉睫，也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舍此已经没有别的选项。对此，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作出战略转移决策的当时情势和原因。毛泽东指出：“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1]从毛泽东的分析来看，当时打破敌人的“围剿”不是没有希望、没有办法，至少有两计可用，但遗憾的是均没有被采纳，所以长征是被迫的、是没有更好选择的选择。对此，邓小平后来曾说：当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12]
(一)遵义会议召开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离不开党对当时党和红军面临形势的正确研判。从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使党和红军已经不可能执行原定战略转移计划，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做出新的调整和部署。党和红军从江西出发时，原定计划是到湘鄂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图，在红军转移既定路线的前方部署了严密的封锁线。从当时情势看，“蒋介石及其参谋团觉察中央红军主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命令‘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以阻止中央红军主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军很快布好一个口袋阵，企图让红军主力进入包围圈。”[13]如果党中央和红军再继续按既定的路线转移，无疑将钻进蒋介石已经部署好的口袋。危急时刻，毛泽东等人力主放弃原定转移路线，在湖南通道转兵贵州，从而避免了党和红军彻底覆灭的命运，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创造了条件。二是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赢得短暂的休整机会。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城。”[14]攻占遵义城，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鼓舞了士气，此时正是讨论和梳理红军转移方向和路线的一个绝好机会。
(二)遵义会议召开时党和红军自身的情况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也是建立在党中央对党和红军自身情况的科学把握和全面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从自身情况看，一是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领导人在战略转移中犯了逃跑主义错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15]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变成了几万人的大搬家式的行动，行动迟缓，贻误战机，结果被动挨打。二是红军伤亡严重。红军转移在突破国民党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中，付出了巨大牺牲，特别是湘江战役，堪称惨烈。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控制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但因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与国民党军发生激战，部分部队被敌军截断，损失惨重。”[16]至湘江战役结束，中央红军“从西征开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多人。”[17]三是迫切需要解决党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1934年12月上旬，“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18]在红军转移方向问题上，毛泽东立足实际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方案被博古、李德拒绝，形势发展也给党和红军提出改组领导层的紧迫问题。仗是不能照旧打下去了，领导层也不能照旧领导下去了，让毛泽东走进最高领导层和领导红军转移已是刻不容缓。
(三)基于形势研判党中央决定召开遵义会议
基于内外形势的考虑，党中央决定召开遵义会议，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从党和红军当时面临的外部形势看，必须跳出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把战略转移的被动局面迅速转变为主动局面，让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彻底破产，为党和红军开辟出革命的新路线、新方向，为党和红军构建起有能力、有智慧、有办法胜利实现战略转移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党和红军内部看，必须选择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从红军翻越老山界开始，先后经过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至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已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赞成。1935年1月15日-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19]遵义会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在组织上改组了中央领导层，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进行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20]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标志着党驾驭复杂局面、正确研判形势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飞夺泸定桥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
飞夺泸定桥决定作出时，从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赢得了暂时的战略主动。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至此，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金沙江以南，中央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二是蒋介石企图让中央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5月10日，蒋介石由贵阳飞抵昆明，急令川军扼守大渡河沿岸等地，又令薛岳、周浑元及滇军向金沙江边尾追，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5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冕宁县松林地区，中革军委发布为抢渡大渡河给各军团、纵队首长的训令。训令指出：“蒋介石企图利用大渡河天险、彝民与红军的隔阂，以薛岳、刘湘等部夹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部在北岸扼阻，破坏我渡江计划。”[21]三是赢得彝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支持。5月19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临行前，毛泽东要先遣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结盟修好。他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22]5月22日，刘伯承在袁居海子(今彝海子)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随后，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
(二)飞夺泸定桥时党和红军自身的情况
从当时党和红军自身情况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必须尽快渡过大渡河，才能赢得战略的主动。5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训令指出：“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即汉源)、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23]二是中央红军控制了安顺场渡口。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占领石棉县安顺场，随即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这为中央红军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仅靠一个安顺场渡口远远解决不了红军快速渡河的问题。红军先遣队顺利渡河后，大部队渡河缺乏工具，当时共有3只木船(缴获的1只、在渡口下游找到2只)，最多只能坐40人，往返一次需要几十分钟，几万大军如果只靠3只木船来渡河，不知要多少时日，而架桥在时间和条件上也都不允许，情况十分危急。[24]“同时,蒋介石正在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坚堵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被清兵最后消灭的。蒋介石也梦想着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25]四是必须另寻渡河的捷径和渠道。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了解到，距离安顺场上游160公里的泸定桥是另一个红军渡河渠道的选项。但时间紧、距离远，如何抉择，考验着党中央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研判力。在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正是这个伟大的抉择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通道。
(三)基于形势研判党中央决定飞夺泸定桥
党中央决定火速抢占泸定桥，赢得过河的更大主动。1935年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认为必须另寻过河通道。综合多方面情况和信息，党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上游160公里的泸定桥，由林彪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右岸前进；
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第一师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互相策应，限期夺取泸定桥。5月29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二十二名勇士抢占泸定桥。四团随即攻克泸定县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26]飞夺泸定桥的决策和壮举，再次以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在当时的决策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据杨成武在《飞夺泸定桥》一文中回忆：“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翻出了一份刘文辉拍发的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我军已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
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覆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27]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曾说：“这是蒋截住红军的最后一次机会。”[28]但这个所谓的“最后一次机会”蒋介石没有抓住，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高超的形势研判力和非凡的战略决策力。
(一)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确立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随着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后来党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29]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30]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当然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确立时，从外部形势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史称“一·二八”事变。1933年1-5月，日军先后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二是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作为，首先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国土沦丧，1932年5月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在热河沦陷和长城抗战失利后，国民政府于1933年5月又同日本签订出卖华北主权的《塘沽协定》。三是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大肆“围剿”。党和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应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这就是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双重军事斗争任务。
(二)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确立时党和红军自身的情况
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最终确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形成并最终确立的。从党和红军当时的自身情况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要成功应对国民党的进攻和围追堵截，把革命的火种保留下来。北上是生存战略。红军“行程二万”、长途跋涉“到长城”首先解决的是自身的生存问题。北上是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1935年5月12日会理会议“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31]二是积极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高举抗日的大旗。早在1934年7月即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此举“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32]。红军长征途中坚持宣传北上抗日的方针，播撒革命火种，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后，党中央于1935年6月15日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33]宣言的发表更加坚定了全党全军北上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极大鼓舞了士气。三是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就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国民党军阀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针对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1932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痛斥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坚决地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解放。”[34]
(三)基于形势研判党中央确立了北上抗日政治路线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面前，党中央最终确立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充分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形势和果敢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和能力。一是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对日作战。这是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引领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和使命，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肩负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立党为公、一心为民的人民型政党。1935年6月29日，在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讲：“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35]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原则和根本利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之后，毛泽东曾讲：“我们东进及长征都是为着抗日。”[36]二是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摆脱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为党和红军的生存发展找到一条光明的充满希望的正确道路。三是最好能把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转化到对日作战上来。这样既能化解党和红军面临的危机，又能尽快组织起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北上抗日是充满战略智慧的一个政治决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个战略决策。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确立，“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37]
随着历史事件的不断沉淀，历史背后的道理愈发清晰。没有对形势发展的正确研判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抉择，长征的胜利断然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党高超的形势研判力成就了伟大的长征。这种能力是一种具有特定立场站位、特定价值取向、特定内涵构成、特定发展规律的政治大智慧和实践大能力，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实践性、突出的辩证性、深邃的历史性、非凡的前瞻性。对于这种智慧和能力，中国共产党人充满着坚定的自信。回望过去、展望未来，中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党高超的形势研判力，进而正是党坚强的正确领导，成就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伟业，也必定成就百年强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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