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文 琦
(西北大学 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西安710069)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按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领导下，于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广泛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游击队，摧毁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相继建立了渭北革命根据地(以三原武字区、辛字区为中心，涉及渭北部分地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以耀县照金、华池南梁为中心，在陕西、甘肃边界地区建立了十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安定为中心，在延安、榆林建立了十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涉及汉中部分县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以商洛为中心，涉及陕西的商洛、汉中、西安部分市县及河南、湖北部分县)等，其中渭北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在1933年夏、1935年由于红军主力的转移而先后陷落，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于1935年初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迎来了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接着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亦到达西北根据地，结束了寻找落脚点、艰辛转战的历程，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1]150。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先后背叛国民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面对中国革命进入低谷的严重危机，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决定在全国各地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李子洲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议明确提出“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决定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加紧农村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创造农协政权。[2]3从此，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燃起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熊熊烈火，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红色政权在三秦大地崛起，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其中之一，具有特殊意义。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陕北，尤其是在榆林、绥德地区广泛传播，1924年11月中共组织就在绥德建立。[3]16经过大革命运动的洗礼，到1927年7月，中共绥德地委先后下辖有5个特别支部、11个支部，党员196人；
中共榆林地委先后下辖3个特别支部，4个支部[4]52。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共组织的普遍建立，为在陕北建立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一)打响西北土地革命第一枪——清涧起义
1927年10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精神，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发动中共陕西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旅部分官兵在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清涧武装起义部队建立了党的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1928年初在韩城发动第二次起义后北上陕北，在保安(今志丹县)豹子川一带被打散，剩余人员分散隐蔽。清涧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建立了工农革命军，震慑了国民党当局，鼓舞了陕西人民的革命斗志；
成立中共军委，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为以后举行渭华起义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此后唐澍、谢子长等参与了渭华起义的领导。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1928年5月爆发了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渭华起义。渭华起义中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刘继曾等汲取了清涧起义的经验教训，将军队的武装起义与农民起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相结合，在西北工农革命军中设立了政治委员，首开人民军队建立政治委员的先河，比南方红军提前了一年多；
首次宣布工农革命军是工农子弟兵；
首次在工农革命军中设立骑兵部队；
首次提出开展游击战的28字战术：“出没无常，聚散无定，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流窜乡村，动作神速，团结坚固。”[5]65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高克林、霍世杰等总结经验教训，前往陕北开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二)顽强拼搏创建革命根据地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陕北地区的领导，192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建立了中共陕北特委，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创建红军。1929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刘志丹等总结了开展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提出利用“红色、灰色、白色”[3]75三种方式创建红军的策略和方针，为在陕北地区乃至西北地区创建红军指明了道路，丰富了毛泽东建军思想。按照此种方针，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动员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前往榆林以及宁夏、甘肃、晋西北等国民党部队，开展军事工作。1931年9月，以陕北青年和共产党员组成的红军晋西游击队来到陕北，改称红军陕北游击队，后又收编了几支保商武装，改称红军陕北游击支队。11月，红军陕北游击队在甘肃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先后建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红军陕甘边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开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给予策应和配合。为加快陕北地区游击战争，中共陕北特委先后召开了合龙山会议、高起家坬会议、寨子沟会议、南坬村联席会议、神堂沟会议、寺墕里会议等，将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中共北方局、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精神，与陕北地区的实际相结合，作出了一系列创建游击队，扩大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决定，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指明了方向。1932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成立(队长刘善忠、政委高朗亭)，翌年改编为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到1934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领导陕北各县相继建立了8支游击队，红色武装割据区域迅速扩大，形成了大片巩固的根据地和游击区。1934年7月8日，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在安定(今子长市)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任总指挥，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任政治委员，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一、二、五支队。为粉碎国民党当局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军事“围剿”，1934年7月25日，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率部来到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南梁，与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同时决定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红三团的配合下，经过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清涧河口镇等战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在中共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领导下，到1934年冬，陕北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20多支，为建设一支正规红军打下了坚实基础。1935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将陕北红军各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治委员张达志。至此，中共陕北组织领导的武装力量有主力红军一个师，先后下辖四个团和十多支游击队。随着武装力量的不断扩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迅速发展起来。1935年1月下旬，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接着赤源、秀延、仲远、延安、横山、清涧、吴堡、绥德、佳芦、延川、延水、靖边、米东、米西、神木、府谷等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纷纷建立。
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还形成了以神木为中心，包括府谷、佳县、榆林部分地区的神府苏区，先后建立了三支队、二十一支队、十一支队、六支队等游击队。1934年9月18日，红三支队改编为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治委员杨文谟。同日，神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改为神木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呼子威(后叛变)，副主席王恩惠。1935年11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成立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
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同时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于1935年2月5日在陕北革命根据地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惠子俊、崔田夫代理)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中共组织和军队，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撤销中共陕北特委。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成立，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指挥下，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团结一致，联合作战，先后攻克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数万军队的第二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从此西北苏区北部之敌不敢轻易进入苏区，使原陕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9月中旬，奋战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3 400余人先期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延川永坪镇，与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9月16日，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政治特派员朱理治主持下，建立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成员程子华、戴季英)。17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中共鄂豫陕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领导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会议，决定统一西北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撤销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
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下辖三个师，七十五师(原红二十五军)、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军)、八十一师(原红二十七军)。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后，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权机构，只建立了筹备委员会，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依然分别领导着原29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或革命委员会)。同时，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4]148,153
在红二十五军未到陕北之前，国民党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对西北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军事 “围剿”。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立即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先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但是，中共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执行左的错误路线，搞宗派主义，在西北苏区错误地发动“肃反”，关押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一批领导干部，并错误地残害了二百余名干部，使西北苏区处于危机之中。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及时制止了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关押的干部，从而挽救了西北苏区干部。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阶段。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西北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团结一致，联合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
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后，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重新调整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行政区划，以洛河川为界，分设陕北、陕甘两个省和神府、关中、三边3个特区。1936年5月，又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设立了陕甘宁省，统一由中共西北中央局(即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领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中旬成立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苏区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历史地位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陕西、甘肃、宁夏边界地区先后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后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由于陕北革命根据地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延续至全民族抗战时期，其历史地位与贡献很难完全与西北革命根据地分开，因此在评价其历史地位中本文大多称陕北革命根据地，个别地方无法完全分开则写为西北革命根据地，但是一般不涉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内容。鼎盛时期，这块根据地包括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北靠长城，南至渭北平原，西倚六盘山麓，东临黄河，先后建立了陕甘边、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及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其中陕北省、陕甘宁省、三边特区、神府特区、陕北东地区位于原陕北革命根据地，其区域之广泛，坚持时间之长，斗争之艰苦，可谓独树一帜。陕北革命根据地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样，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保留完整的一块苏区，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源地，是各路长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出发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民族解放斗争的总后方，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做出了重大贡献。
长征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犯过的几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1]185。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6]2971947年7月21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评价西北革命根据地时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名干部。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
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
第三，人民是好的；
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7]521毛泽东这个评价，是对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权威评价。
(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贡献
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它的前身陕北革命根据地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4个时期中的3个历史时期，这在中国革命根据地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中，它的前身之一陕北苏区贡献巨大。
陕北革命根据地完整地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老区中绝无仅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它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根据地。全面抗战时期，原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拱卫着边区的北大门、东大门，守卫着千里河防，既要抗击日军侵略，又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同时组织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解放战争中，陕北解放区中共组织带领人民支援、支持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为其提供兵员和战勤服务，保障了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8]843。
提供了坚实的落脚点，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陕北红军英勇作战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辖区最大时设有赤源(安定)、清涧、神木、佳县、吴堡、绥德、赤光(延川)、秀延、延水等9个苏维埃县治，形成神(木)府(谷)和绥(德)清(涧)两块苏区。神府苏区包括今神木、府谷大部、佳县和榆林(今榆阳区)结合部的农村。绥清苏区包括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子长、延川大部、靖边、安塞、米脂东部和横山、子洲南部的农村。[9]1两个苏区相互配合，相互策应，使陕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在苏区内，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使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深入人心。广大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红军第二十七军下辖4个团，兵力近千人。[4]126到1935年秋，红二十七军兵力发展到近2 000人，连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总兵力达4 000余人，游击队5 000余人。由于两支红军的英勇奋斗，连克6座县城，形成了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策应了各路红军长征。
西北红军英勇作战，捷报频传，增强了中共中央北上的信心，为中央提供了正确决策依据。西北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当局的数次“围剿”，使国民党当局惊呼：“目前陕北各县……几无地无匪，各乡村民众均已受极严密之组织与训练。其严重之形势实不亚于赤匪过去盘踞之江西，至其活动办法亦多仿效昔日江西赤匪。”[9]1同时，《大公报》《晋阳日报》《西京日报》也不断有消息报道，这才使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在哈达铺看到这些过期的报纸，得悉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存在。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曾经7次选择自己的落脚点，一直没有实现，此时毛泽东等决定到陕北去，将其作为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中央红军)、红十五军团(由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及先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组成)。25日，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歼灭了东北军一个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做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150
积极支前，壮大红军力量。在“扩红”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争先恐后报名参军，出现了不少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场面。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到达西北根据地时已由8.6万人，减员到不足7 000人。为了进一步扩大主力红军，将陕北省大部分地方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第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将陕甘省部分地方红军编为红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政委朱理治)，三个军近3 000人，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统一指挥。还有神府独立第三、四团、红军抗日独立第一师。这样不算前期的红十五军团，就为红一方面军增加了4 000余兵力[4]170，184。红军力量的迅速壮大，为中央组织东征、西征战役，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奠定了军事基础。1936年初，陕北省接受中央下达扩大红军7 000人的任务。中共陕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动员所属各县3个月时间就动员9 400人报名参军，超额完成2 400人；
安定县(今子长市)玉家湾村有七八十名青年参军。短短几个月，红军和地方武装就发展到近3万人，仅渡过黄河参加东征的正规红军就有1.4万多人[9]521。
积极为中央红军提供军需。陕北的自然条件差，灾害频繁，加上军阀井岳秀的盘剥，群众生活十分艰苦，但苏区人民勒紧腰带，节衣缩食，积极缴粮捐草，支援中央红军。陕北省在中央红军刚进入西北苏区在“完成970余石捐粮任务后，从1936年4月19日至5月24日，布置各县共卖粮5 850石，借粮3 550石，捐粮960石。仅秀延县在几天内就卖粮130石，借粮40石”[3]162-163。1936年3月间，集中驻在神府地区贺家川、贾家沟、沙峁头等村的红军部队、干部、担架队、水手工人等2 000多人，每天就得用小米或其他杂粮1 000多公斤。广大群众节衣缩食的全力支援，保障了前方红军的用粮。东征期间，各县都在沿途设立兵站，运输粮食、军需物资和伤病员。各县还专门成立了运输队，集中骡、马、毛驴，把后方的东西运到前方，把战利品运回来。陕北省妇联还发动妇女共做军鞋8 446双，缝袜子1 553双。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地。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时提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解放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和扩大红军力量的方针。经过与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多次谈判，逐渐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逼蒋抗日的合作局面。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积极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终于实现了两党第二次合作，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土地革命战争的终结地、八路军东征抗日的出发地，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长期的斗争实践，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北地区共产党人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始终坚持武装斗争，坚持从西北革命的斗争实际出发，正确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著名领导人。其中，有著名的群众领袖刘志丹、谢子长，有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汪锋，有一大批担任地方省部级和大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如马明方、阎红彦、张秀山、王世泰、张邦英、郭洪涛、崔田民、崔田夫、张达志、贺晋年、刘景范、吴岱峰、赵启民、张策、李启明、高锦纯、黄罗斌、王兆相、高朗亭等，还有一批为创建和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献出宝贵生命的著名烈士，如李妙斋、王泰吉、强世清、金理科、杨重远、拓克宽、王兆卿、杨森、杨琪等。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会议，陕北革命根据地有多位代表参加，仅清涧县就有17位代表，绥德县6位代表，子长县13位代表出席。他们不仅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成为延安精神的源头之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等一批共产党人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动力。这种革命传统，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的求实态度、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者，从实际出发，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在领导群众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出路；
在军事战略上，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
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创建武装的“红、白、灰”三种方式。红军长期转战深山老林，风餐露宿，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党政军人员，没有房住，自己动手挖窑洞、造土炕。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所有这些，都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