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燕
宋代以降我国科举制度评价的负面化研究
刘海燕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古代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调动了古代社会人士的读书积极性，促进了中国社会流动的有效实施。它同时兼具正式组织和文化观念两种组织机制，提供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基础，维护了古代社会的稳定。但在整个考试制度的施行过程中，其制度本身违背了选拔优秀人才的初衷，遭到了历代人士的质疑与批判。他们认为科举制度存在考试内容与选材标准的错位、考试标准与选才途径的悖论、科举选拔与人才培养异化、科举之“封建糟粕”的符号化等弊端，从而导致选才制度的僵化，造成真实人才的缺失。当下，我们应该辩证地、全面地看待科举制度，批判地继承与发展。
科举制度；
选拔人才；
培养人才；
负面化；
符号化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人才选拔关系到国家兴衰治乱，隋唐以前先后出现过贵族士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等选拔制度。由于这些选拔制度使得“门阀”不断加强，选拔功能趋向异化，最终被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选才标准的科举制度所取代。科举制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调动了全社会人士的读书积极性。士人通过考试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实现阶层间的相互流动。有学者曾对清代五十七名状元的出身进行了统计，其中，出身官僚等级和出身平民几乎各占一半。其中出身最下层的农民及商人和寒士之家者为十二人，约占百分之二十一。[1]这一定程度上畅通了下层民众流向上层社会的通道。“科举制度为帝国官僚体制的人事管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上达皇权意图，横联官僚体制各个环节，下及士绅阶层、宗法组织。自隋唐以来科举考试用来实现安邦治国，保持社会稳定”。[2]因此，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3]，科举制对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但在以考试为主的科举选拔过程中，由于其本身内容、形式的僵化、选拔功能的异化等，遭到了历代人士的质疑与批判。
宋朝以诗赋为主进行取士，这样既不能考查应举者真实的道德水平，也无法选拔出真正有才学的士子。因为诗赋、帖经、墨义这些考试内容很难考查学生对儒学经典的研究程度，更不能使人通经致用。从明代开始，科举考试的形式规定用八股文取士。科举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固定化，对士人的思想束缚逐渐加深。考试内容总体不符合实际的选才标准，选拔的人才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考试形式与选才途径相矛盾，禁锢了士人的思维。伴随而来的是它的工具性意义的逐步增强，从而演化为控制士人思想和加强专制主义的工具，失去了选拔人才的初衷。
（一）考试内容与选材标准的错位
无论什么朝代，选拔人才首要考虑的就是选拔的标准和内容，这两项被看作是选拔人才的关键。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以儒家学说为主，从唐朝开始，科举以诗赋取士；
宋初考试内容大致如唐，开始考“经义”，主要是从《五经》中出题；
元代开始考“四书义”，主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作答的标准；
明朝开始，科举考试的内容相比前朝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以四书五经作为考试的标准。
科举考试内容随每朝的政治要求而不断改革，但其考试内容总体呈现出不符合实际的选才标准。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宋初考试内容大致如唐，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贴《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范仲淹最早对这种专以辞赋、墨义为考试内容的取士形式进行了批判：“今诸道学校，得名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而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之人，如此将何以救”？[4]到了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也明确指出了专以诗赋取士的害处。他对当时科举考试科目内容提出了不满，“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进士”等是选拔不出真正的人才。他认为一个人应该多讲求天下实际有用的事理，却教他去闭门学诗赋。即使诗赋学好了，科举考试得中，顺利地进入官场。但他们却对世事一无所知，缺乏经世致用的能力。这就背离了选拔优秀人才，以便办理好国家政事这一最初的标准。
到了明朝，科举考试的内容相比前朝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以四书五经作为考试的内容，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朝。不少仁人志士意识到四书五经也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导致真实人才的匮乏，背离了最初的旨归。龚自珍曾在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
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
既穷既极，阁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为之初，上书乞盖功令，以收真才”。[5]他对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科举考试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样难以选拔出真实的人才。魏源也认为科举专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选拔人才，培养不出社会所需的真实人才。王韬对此也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当下国家选士，以时文为主。却不知时文并不是内圣外王之学、不是治理国家的途径、不是强兵富民的策略，这样就造成了天下选拔人才的无用性。这样的选士之法，数百年来一直如此。天下之人才必须由此进身，这就败坏了人才，使得天下无真才”。[6]在王韬看来，时文可以玩赏，但绝不能致用。以时文取士既不能治国，也不能使国民富强。这些批评者都认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国家选材标准相错位，不能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不能选拔出真实的人才。
（二）选士标准与选才途径的悖论
从古至今，考试都是选拔人才的主要形式。只有保证整个考试过程中形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实用性，才能考查学生多方面的才能。科举考试随着朝代的更替和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政治功能渐趋凸显。从创立之初选贤任能的主要功能变为统治者选拔政权的拥立者和实施者，考试形式也不断僵化，对士人的思想束缚逐渐加深。
从明代开始，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形式取士。这一选才的形式采用固定的文体、格式、步骤、字数令应试者做文章，这引起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提出了质疑。明初的宋濂就意识到科举尤其是八股文对文人思想的束缚，“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7]他描绘了八股文对有识之士的摧残，造成知识分子“两目澄然视，舌木强不能对”的窘态。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也曾对八股考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八股对士人的危害甚至超过焚书坑儒，极其反对明朝的以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
到了近代，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质疑、先进文化的冲击，尤其是以八股文式为固定格式的科举制度更是成为“众矢之的”。这一固定的考试方式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总体趋势，遭到先进人士的质疑与批评。
在《改制科举》中，冯桂芬阐发了对科举、八股的批评。他认为八股文体的取士“败坏了天下的人才，而非造就天才之人才”[8]，这就深刻地批评了晚清科举制度败坏人才的弊端。此后，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在维新变法期间都对整个科举制度持全面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集中体现了他对八股、科举的观点。“诸生荒弃群经，唯读‘四书’；
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9]他认为科举制度限制了士人的思维，对学子的思想造成了局限，并且从国家兴亡的高度上对科举进行了批判，“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10]
康有为进而指出八股是导致国家贫弱乃至灭亡的主要根源。他的弟子梁启超也认为近代社会残破的局面，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八股取士制度。在此基础上，严复最早系统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并以此来反对传统儒家学说，反对纲常伦理。然而，他认为以八股取士为核心的科举考试对人心的危害超过了封建纲常伦理。八股取士的危害不仅是摧毁人才，更是对整个世道人心的全面侵蚀。严复认为八股考试至少有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全面指出了科举、八股取士的弊端。他们强烈批判了以八股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虽没有直接提出废除科举制度，但都提出废除以八股取士的考试形式，废除学习科举之下僵化的知识内容，进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概言之，这些知识分子都认为以八股取士为考试形式的科举制度，禁锢了士人的思维，因而不能考察出学子多方面的才能，与实际选拔途径相悖论。
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传统思想资源迅速贬值。反之西方的政治、社会、教育制度和学说地位急剧提升，对我国传统教育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其中教育改革在他们心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其他各项改革的基础。而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场所，是开启民智的必经之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由选拔人才的机制决定的。科举制度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对培养人才的学校教育有重大的影响。学校教学的内容随着科举考试的内容发生变化，这使得学校教育完全服从于科举考试的要求，导致学校人才培养的异化。
首先，科举考试内容的不切实际，对于选拔和培养人才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学校养成了空疏的学风。其次，科举考试作为读书和做官的中间环节，严重影响了求学者对于读书的认识。最后，科举考试录取标准多以权势门第为标准，有失公平性，破坏学校的风气。
（一）束缚学子读书的隐喻性
科举考试将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地维系在一起，成为封建知识分子读书的本质和进入官场的门路。因此，学子进入学校学习的目的即为以后进入官场做官做准备。这种人生哲学支配了学校教育培养人才的观念，严重束缚着后世知识分子的思想。
科举得举是下层人进入官场的主要途径，这一观念给民众带来了渴望、羡慕之情。宋真宗时，公开把儒学推崇为“帝道三纲”，诏令科举取士须以儒学为宗旨，宋真宗强调儒家经典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甚至亲自作了一首《劝学诗》，论述了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暗含了通过读书就能获得一切。可见当时以名利作为诱饵，宣扬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达到升官发财的理念。随着书院的发展，尤其是以朱熹为代表具有程朱理学观念的书院，强调“心”与“理”的哲学观，这就必须要消除追求功名利禄的欲望。因此朱熹对以科举选拔人才下的官学提出了批评：“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11]朱熹批评科举重视功名利禄，轻视道德品质的弊端。当时的科举只注重提升官职，竟不知学习的内在精髓，不能选拔真实优秀的人才。恽代英批评当时以科举考试的应试教育使学生学不到真正的知识，考完就忘得一干二净，而且还使学生劳神伤身。将之看成一种敲门砖，使学生们完全沉浸于其中，没有工夫学真知识、学做人。[12]韦伯曾指出过在中国中举儒生的头上有种卡里斯马的光环，这一点从《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对中举前后范进判若两人，以及在壮胆打了喜极而疯的范进一掌以后，马上就觉得自己的手“隐隐地疼将起来”也可以得到旁证。科举在当时就是士子取得高官厚禄的途径，读书即是为了“十年寒窗，一举成名”。这样的目的支配着学生求学的精神，束缚了他们对读书的深刻认识。
（二）遮蔽人才培养的真实性
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经典章句和辞赋，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考试形式以僵化的八股文为主。到了明朝，朱元璋首先以政治权力提高儒学的地位，用封建礼教控制民众的思想舆论。他严格规定，把朱熹的四书五经作为学校教学的主要教材和考试的主要内容，并且要求以形式死板的八股文进行取士。这样就使得读书人整日揣摩如何做八股文章，突出了统治者从形式和内容对士人思想的禁锢。从而使得科举的工具性意义逐步增强，成为控制士人思想和加强专制主义的工具，这使学校失去培养人才的最初旨归。
郑观应认为科举取士方式过于狭隘，因此出现“为师者类皆迂儒老生，终身从事于章句之学，帖括之艺。试问以五洲形势，列国政治，历朝史鉴，诸子百家，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对”的情形。[13]他认为这种人才培养机制实在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认为“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13]272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培养近代化人才，必须废除八股制艺。王韬就曾对当时学校教育现状提出尖锐批评，指斥教授们整日以空谈道德为事，“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6]24而学生们则死读经书，“以无用之时文为进身之阶”。[7]55为此，他强烈要求“以有用之时，讲有用之学”。康有为也认为科举取士制度使得学校教育进一步脱离实际：“今沿宋、明之旧，以科举选士，士咸在学校中；
课‘四书’‘五经’之义以为文，士皆在义理中”。[14]梁启超提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在于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5]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学校的教学工作随之也注重文辞而忽略实学，注重记诵而忽略义理。这就使得年轻人埋头吟诵，所学知识脱离实际。学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由此养成了空疏的学风。
（三）违背人才选拔的公平性
人才选拔应坚持注重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在选拔过程中要注重形式的公平性和实质的公平性。科举制自确立起，就确定了一种公开招考、士民可以自由报考的原则，选举不再仅仅局限于上层地位的人士。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把机会和标准交到了被举者的手里，使得他们更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一种社会分配和社会流动机制的科举制度，几乎使所有读书人的生活都卷入到科举考试中，造就了一种“考试生涯”。可以说，读书人是除了统治者以外数量最大、对科举制度最关切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内部存在年龄、功名、职位、家庭、地域等多方面的差异，科举对存在差异的群体并不都能给予平等，呈现出不公平性。例如隋文帝开皇七年规定工商不能入仕，唐宪宗规定如有轻狂、缺礼教、州府小吏、被科罚等便不得送进士。明洪武十七年公布的科举程式规定：“其学校训导考教生徒及罢闲官吏、倡忧之家与居父母者，不得入试。”又《明会典》卷七十七“科举、科举通例”载：“洪武四年，令科举，凡词理平顺者，皆予选列；
唯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清代基本承袭了明代的限制，“凡出身不正，获罪之人、服丁忧者以及娼妓、僧侣、工商之类均不准应试”。[16]可见科举主要限制的正是一些被称作“贱民”的人们，这就把一部分人排除在科举之外。这就造成了考试机会的不公平性。
张仲礼1955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著作《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认为：“科举制度确实使某种‘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但是实际上它对于那些有财有势者更为有利。富人进入绅士阶层有一种特殊的便利。他们可以捐例监生或例贡生，由此而跃过‘童试’直接参加考举人的乡试。在童试和乡试中，对盐商也另设单独的商额，以示某种恩惠。这就使这些另立的学额使盐商子弟应考中式的机会比其他平民要多得多。乡试中对高官显贵的子弟也给予了特殊的恩惠，他们的试卷与其他人是分开的，并表明为‘官卷’”。[16]105张仲礼所批评的正是形式机会的不平等，即没有同等对待富贵子弟与贫寒子弟。然而，张仲礼认为，最大的不平等还是读书应考，即实质性的机会不平等。他认为穷人不可能承担多年读书应考的费用，大部分贫穷人家需要儿子下田务农，无力供养他们常年读书。应试科举则需要昂贵的费用，考生应试必须支付相应的费用，学生考试用的每套试卷都是收费的。考生中榜，还需要向教官以及他们考试作保的廪生纳规费，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支。所以，张仲礼认为科举制度实质上并未向所有人都提供平等的机会。财富、势力和家庭背景的限制还是很明显的，这就造成实质的不平等性。
魏特夫在其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也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确实使部分平民通过考试选拔进入官场，但是它的社会影响远比普遍传说要小得多。中国的科举制度不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而是由专制统治者片面建立的，而在制度建立后，也由专制者负责执行。任何有资格应试的人都可以主动提出申请，这同早先的任命制度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在科举制度下，录用的方式最后也是由皇帝和他的官员决定的。政府先决定录取的名额，就连等级最高的进士，最初也是在经过某种文官考试以后才被授予官职的。
科举为高级官场增加了不同数量的“新血液”，但是，他们并没有破坏支配这个集团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政治方面自我延续的趋势。[17]科举考试最后的决定权在于主考官、礼部、吏部、宰相、天子，录取标准多以权势门第为主。这就严重涣散了一些没有家庭背景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造成了形式与实质的不公平性。
清末八股考试的废除，加剧了科举制度的解体。张之洞与袁世凯因科举与新式学堂、国家富强的矛盾，提出彻底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他们指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
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
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8]他们指出了科举与新式学堂、国家富强的矛盾，提出彻底停止科举。在1901年施行“新政”，废除八股作为新政的首批措施被推出。在“学堂”与“科举”的纷争中，科举最终于1905年被停止。晚清新政关于科举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改科举”到“废科举”的剧变过程，“这是科举制度外部环境恶化的结果，也是新、旧势力交锋的结果，更是晚清政治集团利益博弈的结果”。[19]
（一）民国时期对科举文化的批判
民国时期在思想与制度上以资产阶级文化相标榜，势必会同封建制度、文化划清界限。科举制作为封建时代重要的社会建制，与旧时代、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更成为此后评价科举的重要因素。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则是帝制时代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20]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尤其是八股文成为被攻击的旧文学的陪绑对象，乃至成为旧文化的众恶汇集和突出象征。其中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将科举、八股文与旧文化、旧礼教相联系，在批判封建主义、儒家思想过程中对科举、八股文的挞伐，更成为后人评论科举、八股文的经典型话语，将科举看作旧的、传统的符号。胡适引《官场现形记》1903年版茂苑惜生序：“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人放弃了读书、农民放弃了耕种、工人放弃了技艺、商人放弃了商业，都集中于做官。说《官场现形记》的主意只是要人人感觉官是人间最可恶又最下贱的东西。”[21]胡适对做官的批判颇见分量。作为旧日翰林、今日新教育家的蔡元培，主要批评了“旧的科举教育的所学狭窄、且又削足适履，强人所难，以及世俗不论人的才质合适与否，尽驱之利禄之途的弊害”。[22]他指出了科举所学内容的狭窄，不能遴选合适的人才。
20世纪上半叶对科举八股批评最为典型的首推毛泽东和鲁迅。1933年，鲁迅曾在《透底》中说：“八股文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公令的格式，用这种格式来‘衡文’，一眼看得出多少轻重；
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扫荡”。[23]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为整顿文风，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全面批判八股余毒，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1.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2.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3. 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4. 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5. 甲乙丙丁，开中药铺；
6. 不负责任，到处害人；
7. 流毒全党，妨害革命；
8. 传播出去，祸国殃民”。[24]他们都将八股看作旧的教条与礼教，并对其进行批判与反对。
（二）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取士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有个阶段，科举被符号化为旧的、传统的象征，加之人们对清末“维新”派和五四青年知识分子对科举评价的思想继承，科举制度再一次遭到了强烈批判。如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的最后的结论是：“科举仅余糟粕在”。[25]1959年8月26日，明史专家吴晗先生的《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一文对科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束缚了科学的发展、迫害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与生产相脱节，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这段时期对科举制度进行的再否定，使得大量承载科举文化的文物也因此被禁毁。
毛泽东1964年在《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当前的考试是‘考八股文’的办法，给人才培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这样的考试方法实质上‘摧残人才，摧残青年’。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并不是有效的人才选拔的方式，因为真正的人才大多不是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26]这更是加剧了人们对科举的批判以及否定风气，科举被下意识地看作“封建余孽”“历史糟粕”，被符号化为旧余毒，并不断与现代考试类比，当时认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延续，通过丑化其过程达到彻底废除考试制度的目的。
科举制度是继世卿世禄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之后的一种新的选拔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通过设立科目进行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实行了1300多年，虽然也伴有举荐、荫庇、捐纳等不同谋官之途，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科举制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调动了社会人士的读书积极性，使得他们通过考试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实现阶层间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为下层民众提供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阶梯，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加强文化融合，促进民间教育文化事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考试的内容、习得的象征都显然是传统的，这些内容完全以儒家传统所构成，不包含任何专门化的知识。宋代以来的科举考试内容，虽屡有变化，但均以“经义”为主，自元代开始还把朱熹等著名理学家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作为法定标准。考试的文体也越来越程序化，到明代中叶以后“八股文”作为固定的格式，不允许有任何逾越。无论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科举考试的形式，就其演化趋势来说都存在着远离以才学取士目标的倾向。人才选拔作为一种制度出现，目的就在于满足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而人才选拔之所以可能，则主要是有教育作为支撑，特别是以学校教育为基础，有教育培养的人才可供选拔。也就是说人才选拔起着联结社会与学校之间的桥梁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它存在于社会需要和教育的张力之中。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形式，对学校教育有重要的影响。
科举制不仅是一种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员的政治制度，也成为一种集教育、学习、考试于一身的教育制度。[27]科举考试的内容、形式，使得学校教育缺乏实用性，充满形式主义。同时科举将读书与荣耀和地位相联系，突出的科举成就是家族的荣耀和无形资产，更是世家大族地位与实力的象征，[28]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观念。它工具性意义的逐步增强，成为控制士人思想和加强专制主义的工具，选拔人才的功能逐渐减弱。随着清末新政的施行，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制度的废止，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教育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在形式上走向末路。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科举，对它进行何种批判，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些批判意见，毕竟科举与我国1300年间的政治、文化、教育密切相关。同时，科举所形成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初衷、重视教育勤苦向上的作风、读书至上片面应试的学风等观念，无论其是否合理或是积极，都对我们当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9]在史学界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应该对科举有公正的认识。科举制度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与以往包括察举制在内的封建社会的其他选举制度相比，确有其明显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它使应考者获得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调动了读书人的积极性，对于人才流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仍有批判继承的必要。费孝通曾通过研究认为：“科举制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造成封建社会的人才流动”。[30]作为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全面地看待科举制度，在批判过程中，要吸取其合理的成分，以便完善和丰富当今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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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Negative Evalu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since the Song Dynasty
LIU Hai-yan
(Dep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s a tool for selecting officials in ancient times, mobilized the social enthusiasm for study and learning, and promoted the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formal organization and cultural conception, providing an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the unity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ancient society. However, the system itself violated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selec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tire examination system, thus being questioned and criticized by the past generations of intellects. They believed th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as malpractices such as the dislocation of examination contents and selection standards, the paradox between examination standards and the selection modes, the alien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ele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symbolization of the “feudal dros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which led to the rigidity of the system and the lack of real talent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 diale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s needed for a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alents selection; talents training; negativity; symboliz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研究的双重路径”（BOA200047）
刘海燕（1990-），女，山西神池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E-mail：1016044473@qq.com
G519
A
1008-0627（2022）04-0125-08
（责任编辑 赵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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