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菲，卜菲菲，王鹏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合肥 230012
固本培元源自《素问·刺法论篇》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念，“元气”是固本培元思想的核心，经历代医家的努力，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涵。固本培元学说根植到中医经典和中国传统哲学中，呈现出一源多流的传承发展基本脉络，其中新安固本培元流派也有一个从形成到成熟再到拓展期的发展历程。本文从固本培元的概念、固本培元学说一源多流的传承脉络，以及新安固本培元派发展等多方面梳理和论证，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固本培元学说提供借鉴。
“本”，《说文解字》言：木下曰本，根也。指树木的根部。“元”的含义有五种解释，其一谓之“首”，头颅也，《中国字例》有言：“元，兀一字，人之首也”。其二谓之“第一”，《广雅》曰：“元，长也。示例：开国元老”。其三谓之“开端”，《说文解字》曰：“元，始也”。其四谓之“本源”，《春秋繁露》载：“元者，为万物之本”。其五谓之“大”，《广韵》曰：“元，大也”。培，《说文解字》言：“培敦。土田山川也”，后引申为培养之义。
《吕氏春秋》言：元者，气也。元即指元气，禀受于先天之精气而赖于后天之水谷精微滋养，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易经》提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乾元指天之元气，坤元乃为地之元气，二者是创始生成万物的根本。《灵枢·刺节真邪》强调真气是人体生来具有的本原之气，与水谷之气合而营养全身，云：“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难经· 十四难》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中明确提出元气是人之根本，言：“脉有根本，人有元气，故知不死”[1]。后世医家立足于《黄帝内经》《难经》，大都认为元气来源于先天，通过后天水谷之气进行充养。中医理论认为，元气是人体最根本、最重要的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始物质和原动力[2]。固本培元义有所分，固本，即巩固人体根本，而本，有先天之本、后天之本；
元则当有先天之元、后天之元，通常先天之元指肾气，后天之元则多指脾胃之气，培元即培补人体元气、正气、脾胃之气[3]。总之，从医学视角看，固本培元这一学术理念贯穿中医治病体系，既是一种防治原则，也是一种治则学说[4]。即通过顾护人体先后天本元为核心，包括补益先天之本肾与后天之本脾胃，达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目的，扶正祛邪以健固人体生命之根本即精、气、神，其中更偏重于对气的调养，此可视为对《黄帝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理念的延展发挥[5]。
1 两晋隋唐时期，固本培元学说初见端倪
隋·杨上善尊重并深入演绎经旨，强调脾为身之本，在《黄帝内经太素》中指出：“土为五谷之精，以长四脏，故为身之本也”[6]，又言“人之命门之气，乃是肾间动气，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性命之根，故名为原（元）”[6]，提出命门动气为元气说。唐·王冰提倡以气为本的本体论，有云：“通天，谓元气，即天真也”[7]，认为天真即是“元气”，是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本，并言“形与神俱，同臻寿分，谨于修养，以奉天真，故尽得终其天年”[7]，强调奉养天真可以延年益寿。这一时期医家从不同角度对元气和命门相关理论进行阐述，使“培元”这一理论初现眉目。
2 两宋、金元时期，固本培元学说奠定理论基础
北宋张君房在《元气论》中指出，元气是人体生命之根本，强调人需培养保护元气才可返还童真，达成赤子，并提出“寡欲”（保精爱气）、“存一”（存气）等修养元气的方法[8]。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所著《太极图说》揭示人体生命活动与宇宙、自然界是相通的，自然生命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认为太极就是理，二气五行之精微就是气，开后世温补学派医家运用太极理论追溯生命本源的风气[9]。宋·张载演“太极图说”，开创“气一元论”，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将宇宙本原状态定为“太虚”，这也为后世动气命名学说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10]。宋代理学昌盛，太极阴阳说盛行，对固本培元医学思想的丰富与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11]。
金·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云：“夫养真气之法，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无令损害，阴阳和平，自有益矣”[12]，并有“盖论五行以元气为根……元气固藏则尫羸而无害，及其散漫，则壮盛而愈危，是以元气为根本，五行为枝叶”之论[13]。刘氏从元气与五行的关系入手，讨论了不同方位、不同年龄的人体元气的状况，以及针对不同情况养护元气的法则，主张养护元气要充分考虑到个体差异，体现因时、因地、因人三因制宜养护元气的辨证医学思想。
金·李杲提出脾胃元气说，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本，元气是健康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生，脾胃是精气升降的枢纽，认为精气升降有规律，即有升有降、先升后降。同时他还提出“火与元气不两立”“火为元气之贼”的著名论点，揭示了气与火相反相成的生理病理规律：中气升发（水谷之气升腾）→元气充足（生机活跃，脏腑正常）→阴火内潜；
中气不升（水谷之气下陷）→元气亏乏（生机消沉，脏腑失常）→阴火升腾。李杲认为固本培元之治的基本准则是升阳散火，升发中气（脾胃之气）是主要的、基本的，而散降阴火是次要的、权宜的，临证善用补中、益气、升阳、益胃诸法，自成为“补土”一派。
元·朱震亨有“相火元气说”之论，认为相火发源于肝肾，分布于胆、膀胱、心包络、三焦等，属有名无形之气，为推动生命活动生生不息之人身动气。相火是脏腑之本、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源，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朱认为五火（五脏之火）之动皆中节是相火动得其正的条件，而情志过极（火起于肝）、房室损伤（火起于肾）、饮食厚味（火起于胃）、劳烦过度（火起于筋）常导致相火妄动，当相火妄动为元气贼邪，耗伤元气，耗损阴精时常致使相火离位，变而为害。针对此种情况朱震亨提出养阴抑阳之法，启发了固本培元派从阴中求阳辨治疾病。
综上，宋金元时期，中医学高度发展，程朱理学盛行，且不断向中医渗透，这一时期时代特征十分鲜明，人们重视后天保养，众医家引理学原理并多有阐发，金元四大家更是勇于开拓创新，见解独到的学术主张为固本培元学说的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
3 明清时期，固本培元学说渐趋成熟
明清时期，医学学术重心在江南，以江、浙、徽州三地为学术中心的苏中、浙中、新安三大中医流派呈三派鼎立之势，三地互相交融，互为影响，相互借鉴[14]。为纠正金元时期滥用寒凉的流弊，江浙温补派医家与新安固本培元派医家均主张温养人体以扶正祛邪。汪机创“营卫一气”论、“参芪双补”说，拉开了固本培元治法的帷幕，此后，其众多弟子门生继承发展固本培元治法，弟子孙一奎提出动气命门说，将汪机学说从培护脾胃元气发展到注重命门元气，使培元固本理论更趋于全面。
薛己年少于汪机一代，学术观点与汪机有类似之处。作为温补学派的开创者，薛推崇东垣学术，临证多予温补脾胃以收功；
遥承王冰、钱乙之学，探讨肾命学说，重视肾脏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倡导脾肾兼治。薛己认为固本培元之治的基本准则一是务滋化源，二是注重调治脾胃、肾命两方面，临床拟定治法时，多以《难经》“虚者补其母”的五行生克之理为指导，以上虚为主者，主张“补肾不如补脾”；
以下虚为主者，主张“补脾不如补肾”；
上下俱虚者，主张脾肾同治，兼筹并顾。可以说，薛己提出的“脾肾并重”在固本培元学说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景岳作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命门具有水火的两重性，命门之火为元阳、真阳，命门之水为元阴，并提出“ 阳非有余，而阴则常不足”“真阴不足”等言论[15]，注重阴阳相济，阴中求阳、阳中求阴。同时，张还在《类经附翼》中明确指出“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曰真阴之病”，认为命门之病症多为虚损病症，故临证长于温补之术[16]。其学术思想对后世新安培元派医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诸如清代的吴楚、汪文绮、陈鸿猷、程杏轩等，都不同程度的吸收发展了张景岳的温补之说[17]。
综合而言，明清时期为了纠正丹溪、河间学派滥用寒凉的时弊，一批富有思想的医家深入《内》《难》《伤寒》等经典进行考据，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学说，温补学派与固本培元学派医家学术主张同中有异，医家之间相互影响，学术思想交叉互融，温补派主张以先天养后天；
固本培元派主张以后天补养先天，进而激发先天反养后天[5]，但二者均重视脾肾二脏，偏重温补，一定程度上温补派学术思想促进了固本培元学说的发展与完善，并使之趋向成熟。
新安包括安徽歙县、绩溪、黟县、休宁、屯溪、祁门以及今江西婺源，是以往对位于黄山南麓的安徽徽州地区的习称。新安固本培元法诞生于明代中期批判纠正滥用苦寒降泻的风气中，汪机修朱丹溪之偏，开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先河，倡导培补中焦元气，而后众弟子门生继承固本培元之治，培“脾胃元气”，其再传弟子孙一奎以培护命门元气为重，重视温补下元，从后天调养为主发展到先后天并治，初步建立起新安固本培元派的阵容。此后，众多新安名医诸如歙西槐塘-冯塘程系、歙西澄溏吴系、休宁汪系均加入固本培元的队伍，不断丰富和发展温补培元之治。
1 形成期——以汪机为中心拉开固本培元治法的序幕
注：→表示师承关系；
—表示世医家族链关系。
明代祁门汪机推崇中医经典，承先父汪渭学术思想，并私淑李杲、朱丹溪之学，根据《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等基本原理，提出“调补气血，固本培元、扶正防邪”的学术观点。同时汪机阐发《内经》“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之理，提出营卫一气（虚实）说，认为阴阳同一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根；
卫气为阳，营气为阴，因此卫气与营气即是同一气。汪机以营卫之说解释并弥补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阴阳观，阐释了营气的多重属性和补营的多元价值[18]，“营卫一气”说可视作新安固本培元流派的理论源头，不仅抨击了时人误用滥用补阴法弊端，也为自己的“参芪双补”之用建立了理论依据。
汪机认为固本培元之治主要是培补中焦元气，其弟子门生对汪的学术理念皆有所继承和发挥。亲传弟子程廷彝在《病用参芪论》中言汪氏的参芪之用为“调本固元”。休宁汪副护自号“培元”，专以扶元气为主[19]。关门弟子汪宦为徐春甫之师，言“有火则元气虽损而尤有根基，无火则元气颓败根基无存”，善用参芪以补益元气。歙县吴洋曾受业于汪机，多以人参、黄芪固本补中。歙西余傅山临证常请教于吴洋，云元气虚者先顾元气。余傅山堂弟余午亭，亦曾受医于汪宦，临证强调益脾胃、扶正气。歙西澄塘吴崑师从余午亭，在吸收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针药保元”说，将固本培元治法扩展到针灸，强调用针当以元神为重。
徐春甫作为汪机的再传弟子，擅固后天之本、培“脾胃元气”之治用，提出胃气即元气，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补中益气汤等方“为王道之本，实为医家之宗主”。徐春甫言：“人之有生，以脾胃为主”，“治病不查脾胃之虚实，不足以为太医”，强调固本培元之治的基本准则是调理脾胃，安和五脏。其临证诊治多立足于“脾胃元气”，善以人参、白术、茯苓、黄芪等药用治[17]，并创立了经典处方——大健脾养胃丸（大健脾丸、百谷丸），较之先师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 成熟期——以孙一奎为中心完善固本培元治法
汪机另一再传弟子孙一奎，学出多源，立论于《难经》，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为范本，在《医旨绪余·命门图说》中以豆为喻，提出“动气命门”说，认为命门虽然无形，但却客观存在，为两肾间动气，即人身太极之本体。此外，孙一奎明确探讨论述了呼吸系统的生理、病理，在《医旨绪余·原呼吸》中言：“呼吸者，即先天太极之动静，人一身之原气也。即肾间动气。有生之初，就有此气，默运于中，流动不息，然后脏腑得所司而行焉”，认为呼吸者，根于原气，资宗气以行[20]。概而言之，呼吸的原动力来源于肾间动气，有赖于宗气的推动。孙还在《医旨绪余·宗气营气卫气说》中曰：“宗气者，为言气之宗主也。此气抟于胸中……肺得之而为呼，肾得之而为吸，营得之而营于中，卫得之而卫于外”[20]。可见命门动气不仅与呼吸相关，还与机体营卫之气等有着密切关系[10]，宗气、营气、卫气无不滋生于元气，这为汪氏的营卫一气论作出进一步阐释。孙一奎将汪机、徐春甫培元固本之治，从培固脾胃元气发展到注重命门元气，具体临证辨治过程中，强调三焦分治，将汪机“参芪双补用法”与薛己“温补下元法”有机结合[21]，首重温补下元，先后天并举兼治，拓展和完善了固本培元派的学术思想，这是新安医学史上一次伟大的创新。
继孙一奎之后，歙籍侨居泰州行医的罗周彦首创“元阴元阳”说，其著作《医宗粹言》受周敦颐太极学说启发，以太极为喻，首分元气为元阴、元阳，并对先天、后天元气加以辨析，明确提出“元气空虚生百病论”。“元阴元阳”说实质上试图将朱丹溪的养阴纳入元气论之中，是继孙一奎之后再次开辟了“固本培元”从温补脾肾元气扩展到滋阴益元的新领域[17]。针对元气亏虚，罗创立了4首培补先后天元阴元阳系列方：补水益元汤、滋阴益元汤、益火复真汤、益元冲和汤，促进了养阴学说的发展和新安养阴清润派的形成，如叶天士的胃阴学说和吴澄的理脾阴说。罗周彦甘温甘寒存养元气的诊治思想深化和提高了元气的内涵和价值，形成了从元气辨治疾病的完整学术体系，扩大了固本培元治法的学术内涵和应用范畴[22]。
3 拓展期——众医家纷纷加入固本培元派阵容
清初，仍有诸多医家拘泥于朱丹溪、刘河间寒凉滋降说，歙西澄塘吴楚作为典型的新安温补培元医家，继承高祖吴正伦、叔祖吴崑等温补学术，驳斥寒凉之害，言“常服甘温之味，则气血充盈”。吴楚私淑东垣又有所创新，临证常健脾与温肾兼用，益气与温阳合方，常用参芪桂附健运中州，温补下元，先后天同治。
歙县郑重光擅长方术，亦因时医之弊尤重温补，专纠苦寒之偏，临证主张温阳益火之剂，编集成《素圃医案》，验案以阴证居多，擅用人参、黄芪、干姜、附子，形成了极具鲜明的温补培元治疗特色。歙西槐塘名医程玠之侄孙程敬通，不仅擅长用参芪以培脾胃元气，更善于用温润以固护肾命。
清中期，休宁汪氏家族汪文誉、汪文绮兄弟亦倡扶正祛邪、固护元气，汪文绮在《杂症会心录·审虚实》中云：“夫世人之病，百不一实，而世间之医，百不一补”，临证用药多以人参见长。其兄汪文誉认为“近人体质壮健者，十无一二”，医家或用药过峻，或分两过重，往往致使元气大亏，故治病用药平和，“或朝用散剂而病幸除，暮即用补剂而急固本”，尤重治病求本，固本培元[15]。
程杏轩是清中期受张景岳影响较深的新安温补培元派医家，所著《杏轩医案》立论多取法《景岳全书》，然不拘于景岳，善用温补之方治疗内伤杂病，医案中温补治法验案占全部医案近半成，不少案例都能看出程对固本培元应用的娴熟。程杏轩族人程有功著《冯塘医案》，擅治虚损和杂病，治法多以甘温之品，培养元气。此外，还有陈鸿猷等者，均隶属于新安固本培元派这一大阵容。
至此，新安固本培元派基本形成气候，固本培元派从起源到壮大再到多元化、多层次发展，历经400余年而不衰，涌现出一大批医术精湛、宅心仁厚的医家，诸医家承前贤之慧心，将固本培元学说代代相传，极大地丰富和延展了中医治法体系。
固本培元的名称虽为现代人提出，但其思想理念根植到中医经典和中国传统哲学中，从医学视角看，既是一种防治原则，也是一种治则学说，呈现出一源多流的传承发展历程。隋唐时期杨上善的命门动气为元气说和王冰以奉养元气为本的主张使固本培元学说初见端倪。两宋、金元时期张君房《元气论》、周敦颐《太极图说》、张载继承发展“气一元论”、刘完素倡三因制宜养护元气论、李东垣主张升发中气、朱丹溪倡养阴抑阳等，为固本培元学说奠定了学术理论基础。至明清时期，新安固本培元派医家汪机创“营卫一气”和“参芪双补”说、徐春甫培“脾胃元气”、孙一奎提出动气命门说、罗周彦的元阴元阳论等，使固本培元学说得以完善并趋向成熟，与此同时，江浙地区温补派医家薛己、张景岳等人阐发的理论也为固本培元学说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新安固本培元流派学术成就突出，流派色彩浓厚，是新安医学众多学派中的一朵奇葩，不仅推动了新安医学的发展，也为整个中医药理论体系注入了无限生机。固本培元学说源远流长，历史影响深远，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固本培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顺应历代各朝的时代需求，因此，充分挖掘和研究固本培元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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