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处辉 谷莎
社会学自诞生之时，就已经把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确定为其理论追求的一个中心议题。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是在西方社会出现诸多矛盾的现实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是以西方社会的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来解决西方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以重建社会秩序的。当西方社会学理论被引入中国以后，中国学者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西方社会学的学科思维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汇通。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思想中提取文化基因已成为迫切的理论诉求，从社会学视角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的学术挖掘成为实现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的可借鉴途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和“史”是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类目的学问。我们今日所讲的“历史”一词是近代以后从日本借鉴来的。“历史”是指时间维度中已发生的社会活动或对已发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记录。历史的书写者对已发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依照史学家的视角做出是否重要的判断，择取他们视野下的有意义事件并按照时间顺序做真实可靠的记录，而未被记录下来的已发生的有意义的社会事实，则需要历史研究者在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遗存中寻找蛛丝马迹以做出推断。中国的社会学者做研究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现代社会的研究，历史感太弱。在现实社会中做社会调查所看到的社会样貌如同医生在医院看CT一样，看到的是一个横断层；
当需要解读具体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同过往历史相联系则解释不清楚。这也是“历史”在现代社会学研究中的意义所在。
“文化”（Culture）概念也不是由中国产生的，但中国传统社会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表述。西方社会的“culture”一词原意是驯化、培训、培养、培育，中国近代以来将此概念解读为“文化”是较为贴切的。可以说，文化的过程是人类所独有的、与人类的发展相伴随的必然的活动，是一个不断地培训、驯化以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或者说是维护社会秩序之逻辑的形成与完善的过程。文化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意识/思想文化。器物文化是人们对某种问题的认识的结果。为了使有些规则被长期执行，就需要将其定为制度，即以成文或不成文的形式将其规定下来，以成文的为代表，使其具有强制性。将规则常态化、文本化或长期化的过程，就是制度化。任何制度背后都要传达爱谁和恨谁、鼓励什么和抵制什么的观念，实质是以法规的形式将怎么配置资源落实下来，我们称其为制度文化。思想文化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的理念支撑，核心是一套代表有社会话语权阶级之利益的社会价值观念，即判定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准。
中国传统社会有“思”的表述、“想”的表述，却很少有“思想”的表述。“思想”是一个动词，是人们思维活动的过程，我们可将活动过程产生的结果称为对事物的认识。思想最终要落实到器物上、制度上，即器物文化背后反映的是思想理念，制度文化背后反映的也是思想理念，而思想的核心就是一套社会价值观。任何社会价值观背后都是利益的体现，都受到持有该社会价值观的群体或个体的利益的驱动，最终考虑的是该群体或个体自身的核心利益是否会受损的问题。利益又可被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等。
“历史”“文化”“思想”这三个概念是连在一起的一个问题密不可分的三个维度，不应该讲“分”，应该多讲“合”，否则做研究就会出现偏颇。在此前提之下，器物、制度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是思想文化。思想（或认识、观念）是文化的核心，而思想的核心是价值观，这一点又和哲学连在了一起。我们在研究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时候，离不开对价值论的讨论，即离不开对事情是非曲直的判断，而这种价值观的产生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是有话语权的阶级或阶层依照一定逻辑规定的，同时也是必须对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秩序维持有益的。
史学家以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时，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详实地占据史料，但史学研究需要有服务对象和研究目的，因此必须有理论、理念作支撑。从社会科学的学科视角来看，史学家可以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角度研究历史。过去史学家以治乱兴衰为研究核心以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就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研究现实的政治是政治学，研究过去的政治就是政治史，如此说来，在有学科分际之后，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既可以将历史视为政治史，也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等。
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离不开对社会思想、社会价值的诉求。当对历史的研究由对历史现象的阐释上升到理论抽象程度时，就成为思想史的研究；
而在社会学视角下提炼出中国历史现象中的社会学理论因素，实质就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关怀。社会思想的核心是社会价值观，因此，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历史中社会现象发生、发展的逻辑时，将历史现象中所体现的社会价值观作为研究的落脚点，是体现社会学研究特色的最为合适的路径选择。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应该和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联系起来，在解释清楚社会现象为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现象背后所代表的价值趋向、反映的社会理念。
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都要看到它背后所反映的意义和社会价值观，而意义和社会价值观的发掘又常常是通过在时间维度下的前后比较、空间维度下的不同区域比较得来的。通过比较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同一国家实施的制度，可探究它们之间存在何种差异。存在差异一定有原因，原因即在于其各自代表某种社会价值观，或者代表某种利益。例如，中国传统社会有被称为不可赦的“十恶”法律条规中，没有一则涉及“渎神”，而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前西方社会最大的恶就是“渎神”，这显示中西方在确定罪恶事件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社会，没有渎神罪，这是与西方社会极为不同的地方。
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设定、制度安排，可发现它们背后所代表的不同的思想意涵，这是历史社会学应该关注的问题。历史社会学就是通过研究历史事件，从其中的行动、制度中找到其背后隐藏或体现的社会价值观。社会学家对历史现象的研究更常用的方式是借助史学家的考据成果来探究他们没有从中发现的社会学命题。我们做研究要证明什么？要证伪什么？要证明的是研究者独立提出的观点，证伪的是别人提出的不适当的观点。通过材料证明别人提出的观点是不对或不准确的，或者用别人没用过的材料证明一个他们没看到但是我们看到的观点，即证实自己的观点，都是创新。这是对历史社会学研究在基本方法论上的认识。
研究历史现象中体现的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观，探究中国人建构社会秩序以及整合社会的逻辑，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历史社会学以所有已发生的事情或已成为既定事实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其研究范围过于庞大。我们可以通过选取一个社会学的观念、观点，找到合适的视角来研究某一历史现象，并从中提取社会学的理论要素。借助社会学视角将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做成社会学研究而非史学研究并非易事。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提出做史学研究应该“求真、求用”，将此原则移用到社会学研究中同样适用。
文化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在西方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立并得到发展，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批判”走向新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了现代文化社会学时期，这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术发展阶段相关联。社会学家的理论关怀经过了由推进社会生活理性化到理性意识的极大发展，再到对理性压抑感性的反叛与反思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学界对传统理论的反思，在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出现的各种新思潮，以及各种思潮在经历重构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理论转向，包括社会学理论的文化转向，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反思性是当代以欧洲社会学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特色之一。一方面，社会学家需要反思社会学理论自身逻辑方法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是否有助于揭示实践活动。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必须在梳理清楚现有社会学理论系谱的基础上应用理论解释现实社会，避免陷入对理论零碎、“去脉络化”地使用导致的理论对现实隔靴搔痒式的解释所产生的牵强附会感，也避免陷入以“本地”对“西方”的教条主义批判。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必须反思一些社会学理论形成的前提性条件和限制性因素以发现隐藏于其中的自我利益，从而真正触碰更深一层的社会学含义，使社会学有在本土社会中“生根”“发芽”的可能。
中国自建立现代国家以后，便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已经逐步从物质匮乏所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转变为物质相对丰裕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人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如何促进社会均衡发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已经提上重要议程。现代人在物质较为丰盈的情况下反而更趋于急功近利，因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与不断膨胀的欲望之间的张力，反而倍感焦虑、压抑，由此引发了现代社会诚信危机凸显、人际关系紧张等诸多问题。解决出现在“人”身上的问题的迫切性，是文化社会学日益被重视的主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环境中孕育的新的文化样态融合所产生的新的文化形态，是理解现代人的重要理论根源，也是形成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社会的本土化理论的“前提性条件和限制性因素”。而新的文化形态主要还得从文化的三种类型中挖掘，即从中国本土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中挖掘。
器物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器物中所承载的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观，即器物背后是社会理念的表达。传统社会中的器物具有层级性。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对器物本身或器物的使用做层级性规定，彰显与器物相关的社会成员的层级性身份地位，将社会固有的层级序列内化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现代中国的民间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依然有将器物分成层级的习惯，这点较西方社会更甚。对制度文化的理解同样需要挖掘其背后的社会价值理念。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要实行宗法制？中国民间社会为什么会实施诸子均分制？宗法制与诸子均分制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平行并存的分别代表统治者阶层与被统治者阶层的两套资源配置制度，共同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通过规定贵族内部成员的等级地位以实现权位、财产等资源的配置，稳定贵族阶级的内部运行秩序。中国民间社会家产分配实行的诸子均分制则认为家产应该平均分给家里的几个儿子。无论是古代皇家的嫡长子继承制，还是民间的诸子均分制，背后都有某种特定的社会价值理念，即两种并行不悖的资源配置方式背后是国家治理理念与社会治理理念，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
从器物、制度中提取孕育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是研究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项任务。通过探究器物、制度中所体现的引导中国传统社会民众思想行为以及社会运行的核心价值观念，对比现代社会民众的心态与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探究出那些不曾断裂的联结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因子，是描摹现代文化形态这一庞大工程的核心工作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资源也因此成为理解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理论支撑。
中国社会学在社会调查研究、社会学理论建构、社会学研究方法突破等方面的探索，都需要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发展史作为深入研究的底蕴。现阶段，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三个中国社会学分支学科都应将对社会价值观的追求作为贯穿其研究全过程的主线。探究中国社会价值观的理论旨趣因此成为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之间相互交融、借鉴的和合性基础，也成为社会学家从历史、文化、思想三个维度着手解读中国社会事实、发展中国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与研究落脚点。
历史维度是社会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维度。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有其历史根源，没有什么事物是没有缘由而凭空出现的，这就是所谓“因果律”的核心意涵。因此，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现象，应该将历史维度视为研究的基础，而追溯历史的目的是解读社会事实以挖掘社会事实背后的社会价值观。这应当是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共同使命。
社会价值观在长时段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规律，是社会学研究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社会学的历史、文化、思想研究的共同目的是对社会价值观的探究，包括发掘：哪些社会价值观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了变化、变化的过程如何、原因是什么？哪些社会价值观在不同历史时期长久没有发生变化，其不变的原因又是什么？等等。社会价值观的核心是利益，我们在探究社会价值观变与不变问题时，需要关注其背后的群体利益。作为判别“是非曲直”的社会价值观问题背后，其实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利害关系问题。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现象时，应该看到现象背后的社会价值观所代表的利害所在。我们从历史维度探究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思想中蕴含的社会价值观，需要探析其中的社会规则到底对谁有利。总之，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共同使命是研究中国社会价值观的生成及其发展与不发展问题，并探究其背后隐藏的利益问题。社会价值观问题是复杂的，而其背后的利害关系问题更复杂。
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与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站在整体社会的角度，即纵向综合考察社会运行、社会建设问题；
第二，相对而言，是站在民众的角度，即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思考问题。把握好这两个方面，做研究不会有方向性错误。社会学者需要分辨各个利益主体是否在合理的既定规则规范下对有限资源进行占取与享用。当判定其对于整体的社会生活秩序运行逻辑是否具有合理性时，需要站在社会大多数的立场看待利益分配问题，以避免因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保障而损害整体社会运行。
社会学视角下对历史的研究、对文化的研究，核心实质是对社会思想史的研究。社会思想的核心就是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要体现于社会的器物、制度中去。我们发掘器物、制度中体现的社会价值观的趋度和趋向，是为了辨别其对整体社会秩序的建构、运行有利还是有害，特别是其对社会大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这是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重心，也应该是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研究的重心。对作为历史资源的文化、思想的挖掘，是为了将其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内在逻辑联结，从而解决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推进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是当下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亟须加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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