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怡 李 兵
不同的立场划定了可见与不可见之物的形式界限，也就是说特定内容总是逃避特定视域的捕捉，局部立场永远无法窥见社会真实的全貌。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关系。作为“原子”的个人，其主体性受制于市场运作的自发性，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觉主体。市场经济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被认为像自然规律一样具有客观性与必然性，因为只有这样的原则才能为不同主体所共同接受和遵守。主体因此而成为一种静观的功能性逻辑结构。认识的客观性要求主体的一致性，不同主体间的差异性被抹平，或者说主体的特殊性只体现为可被客观计量的量的差异性。私有财产制度的根源是什么？资本又来自于哪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就成了反思对象。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无处不在，市民社会内部所具有的自我否定的逻辑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线索。超出原有理论解释范围的新问题的出现使人们能够触摸到既有理论的边界。问题的解决就是要突破这个边界。如果在既有理论框架内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必须对理论前提进行批判性反思。要突破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固有的“二律背反”，关键在于跳出其狭隘的阶级视域，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上。
形式化方法对于真正社会现实的遮蔽在今天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普遍存在。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现象本体化，不承认实证的物相背后还有什么真实存在。它仅仅关注形式合理性而忽略价值合理性，市场至上和工具理性就是其一般本质。支配追求形式合理化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深层逻辑是工具理性，其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理论研究的最高追求。因而实证性与可计算性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汉兹的说法，特伦斯·哈奇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保罗·萨缪尔森的方法论研究为美国经济学家的学院教育提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全部知识。“哈奇森强烈主张经济学应当(而人类行为学不是)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应当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它显然是一门异于形而上学思辨的科学，它的命题是从客观经验事实中系统地提炼而得到的。”哈奇森的思想明显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思潮的影响，致力于将经济学建立成为像物理学那样的实证科学。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则受到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巨大影响，关注的是理论预测的实际功效，而非对观察和测量的经济现象的科学本性的客观描述，他写于1953年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被看作是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中最为重要的文献，而且也许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读过的唯一的论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该文的主要观点是：“对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的经济学相反)的目的来说，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在决定不同的经济理论时唯一重要的是，进行经验预测时哪一个最为成功。”萨缪尔森则关注理论的可操作性，这明显受到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他主张的经济学方法论是操作主义和描述主义。“操作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一个问题有意义仅当存在一组对之可提供明确回答的操作。”“萨缪尔森方法论立场的第二个特征(布里奇曼也持有这种立场)是科学理论的描述主义的观点；
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证据而不能超越证据去解释任何现象的更深的、内在的或隐藏的原因。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实际上是能够提供解释的，但是这种解释是独立于有关的科学理论的认知内容的；
科学解释无非是由方便的或其他实用的考虑所促使的关于经验证据的重新描述。”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为什么热衷于用数学方法创建形式化的经济理论呢？最重要的目的可以说是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经济运行规律，能有效预测和控制经济环境的复杂情况和莫测变化，因此衡量理论价值的标准就在于其指导经济实践的效果。建模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分析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时采用最多的技术方法。“人的大脑是拣选机器，来自外界的刺激在这个机器中得到储存和整理归类，并加工成世界的模型。有时他被混乱与复杂的现实所压倒，就逃避到模型的简单而安全的世界中去。大多数人满足于别人所构造的模型，但也有人能够自己创建新的模型或者改进旧的模型。”模型是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人的头脑的建构物，也是人运用形式化工具对客观经济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作的描述和分析。因此，在建模过程中就存在着所建模型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问题。
为了保证理论指导实践的有效性，一些问题必须作出澄清。比如：如何对主观建构的理论进行客观检测与评价？如何把握简化分析对象的程度？理论在细节上应当考虑到何种程度？在抽象简化复杂经济现象的过程中如何确定哪些变量是可以舍弃的？如何确定一个模型与决定其外生变量的模型的关系？等等。如果以实践来衡量的话，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大多数宗教及许多哲学体系都声称把普遍合理性与内在的一贯性和令人信服的思想结合了起来。但是，在面对现实或者逻辑时，它们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它们由于想包罗万象反而弄巧成拙。然而大多数人至少相信其中一种模型，这也是事实。”我们要有效应用理论，就必须明确其有效性边界。理论相对于经验的优点是明显的，有效的理论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中遇到的复杂状况。客观环境是复杂的，理论必须如同环境一样复杂。理论必须能够有效说明过去的情况、科学描述现在的情况以及准确预测将来的情况。任何能有效指导实践的理论都必须把客观环境的变迁和变化结合进来。在自然科学中，在可控条件下进行实验是可行的，但在经济科学中却不可行，因为在现实中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社会经济场景。在科学研究中，不同的理论假设往往有不同的成功概率，因为在不同的科学研究领域获得证明理论所需证据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比如，牛顿力学定律在日常状态下容易获得证据支持，因此建筑工程师们确信这些定律是确定无疑的真理。但在量子物理领域的情形则不稳定得多，新的发现推翻一个既有理论假设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是由于他们所探索的领域相对于经典物理学的世界来说更加广阔而充满未知，其采用的技术仪器和数学工具也处在不断更新换代之中。经济学中的情形也一样，复杂经济系统中寻找特定理论的充足证据是徒劳的，而只能将特定理论作为汇集整理现阶段相关数据后的尝试性假说。
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语言文字、数学符号、数字等都可以被作为表征符号用以建构模型。换言之，经济模型并不等同于纯粹的数学模型。那么经济学中的经济模型和数学模型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表征问题在本质上是关于意义的问题。一个关于表征的理论通过定义语言中的词汇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些词汇的意义来源，但是这些理论必须以有效解释这些关系的产生为前提。数学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它们通过定义而获得了意义。“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学者的作用是把事实纳入概念框架之中，并使概念框架保持在最新状态上，以便使他和所有使用概念框架的人能够把握尽可能广泛的事实。”但是当处理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时，很难找到其清晰的定义和明确的边界，使用符号来表征某事物就变得很困难。语言词汇和数学符号具有巨大区别。现实世界真实运行的脉络是不可能诉诸于某一起源或者某个永恒原理的。人类知识的真正意义在于有效地指导行动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科学研究传统中将所有形式知识统一为简单科学话语的尝试正是为了更精确地掌控行动效果。但是，科学话语描述的是特定实验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而现实生活世界却复杂多变。因此，科学话语对于世界的描述必然是简化和不完整的，而处理复杂现实的话语也必然是多元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具有有效性的知识都一定能够简单还原为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语言形式。
“一般所谓知识，也就是知性的知识。自康德决定性地区分开‘知性’和‘理性’以来，就像前者意指有限对象的领域一样，后者则标识无限对象的领域。因此，我们一般所谓‘科学知识’，便是在知性的范围内活动的；
而且我们一般关于科学知识的观念，也即认为知识就是在这样的范围内活动——此种情形，在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尤为昭彰显著。”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力学体系被视为自然科学的典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二者当作知识的典范，通过追问其何以可能来确定构建科学知识的先验原则，并将这些先验原则归结为主体的先天认识能力。这种通过追问牛顿力学中的公式何以可能来为人的理性能力划定界限的做法并不具有他自己所认为的普遍性意义。因为牛顿力学只是科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理论产物，其本身受限于其所处的时代，而以特定时代的科学理论为典范来划定理性界限的做法只不过是同一性的循环论证而已。类似的，国民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视为无需证明的自然先在，这同样是以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状况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历史整体的标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永恒的存在。对此，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历史终结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的观念在根本上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这种交往关系的基础本身是分离的，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人”的关系倒不如说是“物”的关系。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由于现实中的人实际上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已经具有了先天的不平等性，因而形式上的平等反而加剧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以量化和实证为基本特征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试图将一切社会现实因素都纳入合理性的框架中进行分析与计算。这样一来，那些知性框架无法把握的内容会被当作是不存在的形而上学要素而被忽略。也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容呈现和理论解释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其根源在于它力图成为全面客观反映社会现实的科学，又由于在理论旨趣上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因而会选择性忽略无益于资本增殖的现实内容。其结果是只看得到可以计算的利润，而忽略了那些虽然不可以被量化但与人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动内容，因此具有科学形式的理论本身却具有非理性的特征。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指出：“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知性形式对于可见内容的呈现以及不可见内容的忽略是同一个形式化过程的结果，因而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性是无法在既有理论形式下加以调和的。对于特定现实内容的有意识的视而不见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问题就此消失。理论所回避的问题固然在理论中不成为问题，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由于现实中问题长期被忽视而导致矛盾堆积叠加，最终酝酿成为危机。由此一来，被经济学理论排除在外的不可见的内容会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中暴露出来。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滋生出的各种问题，使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自身理论的不完备性。但是由于不能够彻底转变立场，各种试图突破理论局限的尝试都难以成功。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看成是不证自明的人类社会天生配套之物，是人类社会唯一合理的秩序形式，是人类历史的最终归宿。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其理论困境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因而该理论无法真正解决自己的理论困境。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运用其理论所观察到的现实在结构上是与其理论相一致的，因而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可以被理论加以合理解释的现实是常态化的现实，而矛盾与危机只不过是偶发的特殊状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经济理论之间是一种“共谋”的关系，看似价值中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以理想面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非理性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是在理性认知框架之外的物自体，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来说属于非理性的内容，对这些内容进行解释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具有非理性形式的理论身上。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预设是理性且自利的经济人。“经济人”的理论设想早在亚当·斯密时就已经存在，在帕累托将之作为专业术语固化之后，就以不证自明的姿态成为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元假设。该假设“以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偏好以及资源稀缺作为核心”，人被设想为自私自利的行为主体。经济人的唯一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所谓的理性就是找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和方法。理性人是经济学主体逻辑功能的承载点，他通过排除其所赖以立足生长的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维度而达至理性主体的自明性和自足性。换言之，根本不存在一个自明自足的理性主体，在经济人的假设中人的社会历史维度并非不存在，而只是被经济学家当作逻辑预设隐藏起来了。从资本逻辑角度而言，理性人的所谓理性实际是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的功能化作用效果，是资本的理性而非人的理性。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以理性为前提许诺经济人的自我主体地位的确证以及进而获得的个体自由的实现都只是误认的结果，其所获得的并非真正的主体性，只是受制于形式化框架的无差别的逻辑原子。而这些原子表面上所具有的形式上的自由相对于资本逻辑对其所实际发生的结构化作用而言，根本上只是一种形式自由，是一种自由幻象。从形式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人都可以参与自由竞争并进行理性选择，但是实际上人却没有选择参与或不参与市场竞争的自由。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人可以自由选择进入或者不进入的关系，而是必须无条件接受的不证自明的前提。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基础之上。主体对客体进行分析研究，在把握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以数学为工具的形式化处理来实现对经济过程的量化控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考虑无法被量化的目的和意义，只考虑什么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最佳方式。无论是理性经济人的“理性决策”、企业的“理性行为”，还是消费者的“理性偏好”都只是形式化的理论假设，都与现实的人的行为及生活严重脱节。理性人是一个异化的人，在市场经济场域中通过认同市场规则而确立自身的主体性。这意味着经济人在成为市场主体的时刻就已然把形式化规则内置到了自身内部。理性人在获得主体地位的同时，其身上无法被形式化的部分必须要被切割，即人的主体性的获得是以放弃无法被形式化规则所形式化的部分为代价的。这意味着，理性作为一种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其实是现实的人被形式化规则切割之后的逻辑功能效果。理性的人只有选择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路径的自由。人本来应该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成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这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事实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劳动视为价值的源泉。以此为前提，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逻辑上出发，劳动产品都属于劳动者本人。这使得劳动的积累成为可能，劳动者积累的私有财产也就具有了正当性。但事实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从事劳动的资本家拥有私有财产，这和上面的推论明显是矛盾的。那么由不劳动的资本家所掌握的积累起来的劳动究竟是什么？这样的“二律背反”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弄清楚劳动的概念。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现实的需求者，现实的消费者。”这无疑又是用计算理性抽象现实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眼中所能看到的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等价物”。抽象简化的经济要素显然不能够成为理论研究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历史科学研究时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显然是丰富多样而不可以简单化约的。之所以会试图“在臆想中”“撇开”“现实前提”，恰恰是为了以理性的抽象思辨去掩盖非理性的真实内容。
因此，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活出发才是克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二律背反”的逻辑起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抽象思辨和知性框架所掩盖的真实生活的内容恰恰“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这样一来，对于现实的纯粹经验的考察就反衬出了固有理论的局限性，研究范式的转换就成为必然。进一步来说，“用纯粹经验的方式”来确认现实就必须要抛弃狭隘的以特殊利益为基础的观察立场。把握现实生活整体的立场必然是超越了狭隘眼界的立场，这样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立场。
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强调量化实证，试图客观准确地描述和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要进行客观的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就是必须保持绝对的价值无涉，在具体的研究之中不预先设定价值立场。相较于规范分析对于价值判断标准的争论不休而言，实证的研究方法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定量研究上是有其显著优势的，至少可以找到对其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进行评判的客观标准。然而实证研究的固有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然科学中的事实是从现实世界的辩证联系中抽象出来的。“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当研究者把这种研究自然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研究时，就会如同自然科学家一样看不到“过程”而只注重“事实”。这样做无疑是符合科学规范的，但却使人们看不清整个社会历史总体辩证发展的趋势。“只有当‘事实’的这种方法论上的优先权被打破了，当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这一点被认识了，人们才能懂得，即使是人们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然后人们才能懂得，‘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自己的理论发现称之为“实证科学”，但是这种“实证科学”却并非牛顿力学意义上的那种实证科学。“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新的实证科学要求我们要在与社会经济现实的关系之中来理解理论，将理论研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以及《资本论》中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所进行的非历史的理解，将它们看成是永恒的绝对的概念。“只有赋予这些范畴以历史的性质才能说明和理解它们的相对性和暂时性。……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变成了一切生产的永恒的条件，他们没有看到这些范畴是由历史决定的，因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是从启蒙与理性的视角进行的，而启蒙与理性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因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蕴含的价值逻辑在本质上是一种知性逻辑，知性逻辑有其固有的运作体系，其自身的运作无法超出知性的体系之外。
要进行实质性的批判就必须在启蒙理性体系之外寻找新的理论立足点。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支点。康德哲学在为人类认识划定界限的时候是将历史排除在外的，但是知性被推到极限之处也就是辩证法产生之时。当康德为人类认识划定界限的时候，其实已经以否定的方式僭越了这一界限，因为不可知的物自体已经被以某种特殊方式指认了出来。这样一来，片面性便以否定的方式走向了整体性。因此要克服理论的界限就不能够非历史地抽象谈论一般经济学，不能够仅仅谈论它们的形式方面，不能够将之视为如牛顿力学那般纯粹静观的、客观化的研究，否则它们与其存在基础之间的真实联系将被遮蔽。历史性的考察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能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来加以理解。商品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结果，只有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广泛发展的基础之上才会形成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和统一。如果离开历史来一般性地讨论自然物质和使用价值的关系问题，就会落入将商品经济永恒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牢笼之中。
经济现象并非是机械因果关系的序列，而是作为具有复杂关系的社会总体的一种具体呈现。特定的社会关系隐藏在经济事实之后往往不容易被发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取形式化方法对既有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比对和精确计量的理论预设，是将经济运行的各个阶段和层面看作是只具有量的差别的同质化领域。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表明：“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满足于描述表面的偶然现象，而是将经济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力图从社会的内部各部分和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来整体把握内在于社会之中的必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是一种单纯专注于研究纯粹经济现象的经济学，而是试图探究在社会整体语境之下的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当然，从整体上来把握并不意味着将整体理解为部分的总和，不意味着将整体视为静止的、不会变化的固化对象，不意味着要在某一个确定时刻给出可以描述和解释整体之所有维度、所有部分、所有关系的理论模型。
从整体上来把握是指在研究具体对象时要将其视为一个处于整体结构中的与其他对象相互联系的整体中的对象，也就是要在整体中来考察具体。其实只有在这种辩证地研究过程中，整体才能够具体化，即在考察具体对象和解决具体问题中把握整体。这个对象自身及其所处的结构都是发展变化的，都有其历史与生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中每一种研究对象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任何经验事实研究都要置于整体中进行考察，任何特殊的事实都可在整体中并通过这个整体得到全面的理解与把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此作出过详细完整的阐述：“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
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经济社会看成是整体来理解和把握，不仅意味着要把握关系、事实和过程，而且还要把握其形成历史及其结果的生成与变化。经济社会是一个有着复杂结构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复杂系统。“辩证的思维把实在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和描述，这个整体不仅是关系、事实和过程的总和，而且还是它们的形成过程、是它们的结构与生成。”
综上所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局限中确立的。当一条条批判指认了资产阶级理论界限的时候，就以否定的方式标识了新的、阐释力更强的理论的可能性空间。当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为了进行研究人为地分割一个复杂系统的时候，分析方法往往会破坏掉那些人们需要寻求理解的东西。除了可控的公式和实验之外，还必须处理那些虽以之为基础却远为复杂的问题，这就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与思维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不同时代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现成公式，而是指导人们使自身作为整个经济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到对经济世界的系统理解之中去。“人作为一种存在，既生活于一个既定的世界之中，与此同时，他又能超越这个世界，能从内部改变它并且以此为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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