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泉
“粗粝如岩，厚朴如泥。爆烈如火，赤诚如血。浓郁如酒，纯净如诗。鲜活如语，灵动如歌。”2020年12月16日，在郑州香玉大舞台看完话剧《兵团》演出，写下这样几句话。在这部作品中，仿佛看到了话剧《红旗渠》，看到了豫剧《常香玉》和《秦豫情》，但又有着完全不同于它们的新气象、新格局。这是一部令人惊叹的大气魄、大手笔之作。
当时看完演出，心中还有一些困惑。2021年4月14日，在駐马店第十五届河南省戏剧大赛上第二次观看，许多疑问豁然开朗。这可能不是一部一看就能接受的作品，许多问题值得掰开细说。
这个戏要讲述“兵团”的什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我国当代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名字，是我国边疆建设、边疆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绕过的名字。“兵团精神”已成为“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关于兵团，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述说，有太多的情感可以倾诉，有太多的精神价值可以挖掘。
初看《兵团》，最让人困惑的是，这个戏到底要反映兵团的什么？这些人、这些事，似乎并没有强烈的“兵团”色彩，这个戏讲述的几个故事，都不是兵团史上的“大事件”，剧中角色也都不是兵团史上的大人物、英雄人物，甚至不是“正面人物”。除了开头和结尾的集结与致敬，中间似乎只是几个有些奇怪的、不疼不痒的小故事。
在观剧的过程中，种种疑问可能会很强烈，但如果真的看进去这个戏，闭上眼睛细细品味，会发觉兵团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兵团人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对于这部戏来说，兵团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兵团的历史，是无需诉说的;兵团的伟大，是不必强调的。这些兵团显性层面的内容，不需要直接描述。问题是怎样通过巧妙的线索，通过向我们内心深处抛入独特的艺术形象，来唤起我们对于兵团的感知，激起我们与兵团人的精神共鸣。
在剧中，兵团显性的、宏大的东西，都被藏起来，都变成暗线，都融入遥远的天幕，都成为隐约的细节。而兵团人的内心图景被凸显，被放大，被毫无掩饰地摆到观众的眼前。它用兵团人的生命叙事，来代替兵团本身的历史叙事，它用兵团人的心灵呓语，来直接与观众进行心灵对话—这正是编导的高明之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戏并未有意表达什么，但一切又都不言自明。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
那些“别扭”的人和事
另一个让人困惑的地方是，不仅没有“正面叙事”“宏大叙事”，所表现的几个人和事，还总让人觉得有些“别扭”。剧中通过来回穿插的方式，讲述了三组人、三个故事，可以简单概括为：回不去的大年二年、不被原谅的“逃兵”、伸不直腿的团长。
乍看来，二年的突然牺牲让人觉得很奇怪，明明大年替二年去更危险的地方，怎么二年突然就牺牲了？这种牺牲的意义是什么？大年因为二年的死坚决不回家乡，不仅难以解释，甚至有违伦理—即使对兄弟有愧疚、有悔恨、有伤痛，又怎能舍弃远在家乡苦苦等待的母亲？这是怎样的逃避与脆弱？
同样，一众兵团战士至死无法原谅王赵成，王赵成的“逃兵”事件明明并不复杂，燕窝儿一听就明白，观众一听就明白，在兵团怎么就一辈子都讲不清了？人死为大，怎么王赵成都要入土了那些人还要残忍地阻拦？这是多么不近人情，这是多么愚顽不化！
黄三水与岳玲玲的婚姻，更令人感慨唏嘘。至死都无法伸直的腿，这里面藏着的是爱？是恨？明明岳玲玲已经接受了黄三水的爱，为什么两个人却终生无法靠近？这是对爱情的辜负，这是偏执到愚蠢，这是荒唐到可悲。
这些怎么能是兵团？兵团人怎么会是这样？这到底要表达什么？
剧中很多事情，让人觉得奇怪，觉得脱离出了人之常情，有些甚至令人难以接受。但是放在这样的语境中，放在这样的环境中，放在这样的一群人之间，反而生发出别样的味道。越是别扭，越是让你凝视;细细品味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包含了太多的东西。这种别扭的劲儿，这种一反常理的逆向思维，是编导的又一高明之处。
情感，是让一切合理的理由
一切别扭的背后，有两个重要的逻辑：一个是情感逻辑，一个是生命逻辑。
在强烈的情感面前，理性的逻辑推理只是冷漠者的自我掩饰。面对炽热的、疼痛的、呼吸着、呐喊着的生命，一切言语都如此苍白无力。
关于大年和二年，何必纠结于去和留的生死？在这场事件中，死亡如此突如其来，死亡如此轻忽而又沉重。而大年的选择，说他逃避也好，说他脆弱也好，说他糊涂也好，他的情感是如此的真实而强烈。我们都有太多的遗憾，太多的错过，太多的失去。有些伤痛，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解脱。
关于王赵成的误会，似乎不难解释。作为个例而言，王赵成的经历很“魔幻”，但作为一个群体而言，“王赵成们”的故事却很“现实”。再看黄三水和岳玲玲，这又是什么样别扭的关系！他们即使被所有人理解，却无法靠近最亲的人，则是更大的悲剧。这是个“美丽的误会”，然而这个误会的影响，却太沉重了，沉重到让人无法呼吸。人生有多少的不可理喻！黄三水和岳玲玲是“这一个”，也是“无数个”的集合。
串联起这三个故事、三组人物的，是强烈的内在情感，是复杂的人生况味。尤其王赵成与燕窝儿，黄三水和岳玲玲，这两组人生经历，这两个爱情故事，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两个极端，两个极端之间，还有无数真实的生命，无数真切的情感。编导把这两个极端拎出来，立住，仿佛大笔一挥，便框住了宏阔的内容。这就是作品的张力，这就是编导的气魄。
兵团，赋予了这一切别样的色彩
这些故事，如果发生在其他地方，以上的分析，恐怕都不成立。
但这里是兵团，这里是横亘在中国大西北的茫茫戈壁。那样的粗粝，又那样的辽阔，那样的苍凉，又那样的雄浑，那样的暴烈，又那样的深邃。
回不去的大年二年，致敬的是所有牺牲的战士，是所有回不去的人，是所有埋骨边疆的忠魂，是一个时代的伤痛与遗憾。
不被原谅的王赵成，致敬的是兵团人耿直的精神，是兵团人对于祖国的忠诚和对于背叛的痛恨，同时也是致敬兵团人的坚忍，致敬兵团人对于苦难的默默承受。
伸不直腿的团长，致敬的是兵团人对于所爱之人、所爱祖国的坚定守护，这种守护，是毫无条件的，是义无反顾的，是坚持到底的，是无惧牺牲的。致敬的是兵团军属的默默奉献，这种奉献可能不被人注意，但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这个戏，写的是兵团人的执念，是兵团人的苦，是兵团人的“憋屈”，写的更是兵团人的牺牲，是兵团人的奉献，是兵团这个耀眼的名字底下，无数沉默而火热的兵团生命。
正是兵团，正是这样一个把自己交给祖国、把自己奉献给边疆的英雄群体，正是这样一个历经风雨而更添华彩的英雄群体，正是这样一个扎根边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英雄群体，赋予了这个作品独特的气质，赋予了这个作品强大的气场，赋予了这个作品瑰丽的色彩。
正是兵团自身所具备的深沉情感、深厚历史、深广内涵，在叙事的缝隙间注入了丰沛的内容，在人物的骨架间填充了丰满的气血，使得表面不合理、看似疏离的结构，反而成为一个承载历史和人生的巨大容器。正是兵团，让剧中的一丝一缕、一言一行、一草一木，都饱蘸情感的雨露，都内蕴生命的歌哭。
在剧中，兵团自身色彩并不凸显，似乎无处可觅，但又无处不在。大背景与具体现实之间，形成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审美上的张力，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人，始终是关注的焦点
对于编剧杨林来说，不论什么样的“主旋律”题材，人始终是他创作的出发点，是他作品的立足点。他总是真诚地面对每一个人，面对每一个生命，面对每一颗跳动的心。他所关心的，始终是人心底的那点东西，是生而为人，在这个娑婆世界中起伏摇荡的复杂感受。他自己那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对人的真诚体察与感悟，赋予了他的作品独特的人文色彩。这点在该剧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兵团，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兵团人，却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的爱恨、普通人的悲喜。跳动在兵团人胸口的那颗心，流淌在兵团身体里的血液，和你我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经历，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们的情感，则是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
在兵团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的困惑，看到了人的挣扎，看到了人的脆弱。还有如此种种刻骨的生命体验，都被杨林藏在了剧中。在浓烈的情感背后，是对人生的慨叹，是对生命的悲悯。杨林曾说，他写《河南担》，想写的只有两个字：“活命”。写《兵团》，杨林也一定不是奔着兵团的崇高、兵团的伟大去的。是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生命的疼痛，触动了他，震撼着他，乃至折磨着他。他感受到了他们粗重的呼吸，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呐喊，他不得不为他们发声，不得不为他们抒怀。
杨林的创作，并不是简单的将自己的想法灌注给舞台形象，再通过舞台形象灌输给观者。他是敞开了心扉，与生活、与世界、与他者，进行一种坦诚的交流。而作为观者，也唯有抛弃所有成见、先见，赤忱相对，方能达成深度的共振。
编、导的心灵默契，成就了别样的光芒
兵团，是创作的“富矿”。可以说的很多，要说好却很难。就该剧而言，杨林对兵团的故事给予了极为巧妙的艺术剪裁。如上所述，一切“别扭”、一切离奇、一切不合常理，其实都源于编创者别出心裁的安排。
从总体构思来说，这不是要铺开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画卷，而是在历史的画卷中，点出异样的色彩。杨林如同一只机灵的鸟儿，在历史的天空自由地飞翔，看似叽叽喳喳，却声声悦耳，声声悠扬，声声撩拨人的心弦。有人说，看完似乎不知道前后讲些什么。其实这不是要讲一个故事，这是要写一首诗，这是一曲心灵的诗篇，这是在时代的大画卷上绣出的精致明艳的花朵，这是在历史的洪流中拾起的那些耀眼的珍珠。
面对兵团这样的“大江大河”，再大的“碗”，也装不了多少的内容，再细密的编织手段，也讲不完复杂的故事。杨林的大胆剪裁、杨林的独到叙事、杨林的深邃洞察、杨林的深刻体验，使得该剧在同类题材中独树一帜。杨林异于常人的“脑回路”，通常不易被人所理解。在别的编导那里可能是难入法眼的“下脚料”，在杨林這里却往往视若珍宝。一个如果与杨林没有心灵共振的导演来排这个戏，恐怕在一开始，就会因为一堆的“别扭”、一堆的“问题”，而导致难以开展，或者非要进行大幅地“阉割”。
导演李利宏与编剧杨林的合作，已经是业界的佳话。他们之间不仅有认可、有信任、更有默契、有互补。干过演员、干过导演，成于编剧的杨林，在编剧中常带着导演思维。以演员出身、以编剧成名、以导演成家的李利宏，在导演中渗透着编剧理念。从豫剧《常香玉》、话剧《红旗渠》、吕剧《百姓书记》，到豫剧《秦豫情》，再到近期推出的话剧《兵团》、京剧《突围·大别山》，我们看到两人高度的心灵默契。这是河南戏剧界的幸事。
尤其对于话剧《兵团》来说，彼此的“加持”尤为重要。如果不是杨林的编剧，很难有这样的丰富色彩，很难有这样的刁钻角度，很难有这样的深邃情思;如果不是李利宏的导演，很难有这样的气场，很难会这样的浓烈，很难会这样的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杨林提供的是细腻的、是人性的、是深沉的东西，李利宏提供的是开阔的、是强烈的、是粗粝的东西。杨林的宽厚、内敛、灵巧，与李利宏的外放、张扬、犀利，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巧妙的融合。这是两人艺术理念的融合，更是两个人独特气质的融合。
某种程度上，这部作品可以说正是杨、李两人的矛盾复合体，因此极具艺术张力。这可能也是最能体现他们各自特点的作品，是他们各自的艺术气质、艺术理念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扬又形成了最奇妙的融合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或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作者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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