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六次莫斯科之行
刘少奇一生曾六次前往莫斯科求学、工作、出访，他的每一次莫斯科之行都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都显示了当时的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
刘少奇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实在有些偶然。
1920年8月，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后，刘少奇满怀难以掩饰的兴奋，回到湖南湘潭老家筹措经费，准备远赴法国，学些真正的济世才能，实现报国的志向。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让大批的法国士兵退役，法国劳动力供过于求，法国当局开始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刘少奇留法求学的热情顷刻间化为乌有。
这是刘少奇在求学之路上的第二次受挫。三年前，他好不容易通过在军界工作的哥哥的帮忙，投笔从戎，进入了湖南陆军讲武堂。可学习不到半年，护法战争的炮火便将讲武堂的校舍连同他的梦想一同击碎。
两次求学受挫后刘少奇很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该向何方走。在无助的彷徨之中，他偶然从长沙的《大公报》上读到一则消息：一个名叫“俄罗斯研究会”的组织正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并且说，“赴俄学习的旅费花费较少，到俄国后，俄国政府可以优待，不致冻馁”。这个及时到来的消息令心情郁闷的刘少奇再度兴奋起来，刘少奇决定赴俄勤工俭学。
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其公开的负责人是同盟会会员、著名的进步人士贺明范先生。贺明范不但接受刘少奇的请求，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将他介绍给了具体负责招生的上海外国语学社领导人杨明斋先生。终于，1921年5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下，刘少奇得以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邮轮，和任弼时、肖劲光等一道，远赴苏俄。
两个多月的旅途颠簸和担惊受怕并没有挫伤刘少奇等人追求真理的执著。7月9日，当他们终于抵达社会主义的革命圣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刘少奇等有幸旁听了这次国际大会。
大会闭幕后，刘少奇进入了刚刚组建的专门用来培养东方各民族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那里，刘少奇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与经济理论。
那时，苏俄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其他一些基本生活资料非常匮乏，饥荒随处可见，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生活必需品按人头配给，只对红军、儿童和高级知识分子有所照顾。即使这样，享受红军待遇的东方大学学员依然感到饥肠辘辘。肖劲光将军后来回忆说：“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层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即使这样，刘少奇等还必须白天上课，晚上轮流到街上站岗，星期天做工或进行军事操练。因为忍受不了艰苦，一些人想到了退学，但刘少奇坚持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东方大学后，刘少奇很兴奋，他几次向校方派到中国班的一位政治教导员请教加入共产党的手续，并同他讨论有关共产党的种种问题。1921年冬，经过反复考虑，刘少奇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与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党员和团员一起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刘少奇担任了支部委员。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成员，是刘少奇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使他早年就萌生了的救国救民理想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与目标。1922年初，在填写学校组织的学员调查表时，刘少奇写道：“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的人。应抱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并希望自己能够从事工人运动与青年运动。
1922年5月，根据组织决定，刘少奇结束了他在莫斯科的求学生活，偕同东方大学的一部分同学回到了中国，并从此开始了他那真正的革命生涯。
(二)
从莫斯科回国后，刘少奇先后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职，成功地参与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大罢工和汉口工人大罢工。
1930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托，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20余名团员来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刘少奇的第二次莫斯科之行。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发言，并被当选为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他又以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首席代表的身份留在了莫斯科。
当时，赤色职工国际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西欧各国反对“改良主义工会”(就是中国所说的“黄色工会”)，认为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新形势下，国际所属各国工会组织应该独立地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大会批准了德国和波兰工人《关于放弃“进入改良主义工会”这个口号决议》，要求尽量建立“并行的赤色工会”，采取的步骤是先在工厂中建立反对派小组，逐步发展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工会组织。
与此同时，赤色职工国际的领导人还要求一律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并提出相应的决议案。刘少奇不赞成这个提案，认为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在黄色工会势力很大而赤色工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企图在里面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主张赤色工会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身分争取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待条件成熟时，才可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只能是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孤立起来。在执委会表决这个决议案时，刘少奇坚决反对，并提出了由自己起草的另一个决议案。因为冒犯了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刘少奇的决议案被批评为“反提纲”“反决议”，刘少奇本人也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1931年夏，刘少奇又以刘祥的笔名给赤色职工国际写了《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在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危机更加深重、工人斗争继续高涨的情况后，指出国民党施行工厂法、工会法，解散和改组工会，禁止工人罢工及一切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是与其进攻红军和召集国民会议的政策不可分离的。报告认为，应该向工人提议联合所有的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用同盟罢工示威的方法，在经济斗争中联系到政治口号，联系到争自由的口号，去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反对国民党解散、改组、干涉工会的一切行动。那种认为国民党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