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改造前后毛泽东对非公经济的认识
摘要：如何对待非公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后，就如何对待非公经济的问题，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完成三大改造是两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回顾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对研究党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历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三大改造；非公经济；毛泽东
如何对待非公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全国土改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比民主革命时期更直接、更复杂的如何对待非公经济的问题，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完成三大改造是两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回顾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对研究党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历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党的七届二中会议前后到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毛泽东对非公经济认识上的主要观点
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毛泽东在对于如何对待非公经济问题已有论述。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时，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大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从经济地位到政治态度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阶级具有两面性，对其不能只讲斗争不讲联合。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第二步是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毛泽东提出，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以及外交上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作了全面分析，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毛泽东的报告对非公经济在革命胜利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的作用以及党对非公经济的政策作了明确的论述。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简称为“四面八方”政策。1949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政协会议，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体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装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新中国建立后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毛泽东对非公经济有关的论述很多，笔者认为值得认真关注的论述有以下两处。第一，新中国刚建立时，国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困难，这既有新中国诞生过程中产生的困难，也有旧社会遗留下的问题，其中投机资本的猖獗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扰乱市场的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4月至1950年初出现了四次大幅度的物价上涨。这次较量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胜利和投机资本的失败而告终。这场斗争给毛泽东对非公经济的认识以重要影响，他在1949年10月24日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1］（P.14-15）同年12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讲到对几个关系的處理，其中讲到“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并指出“这些都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不要为某些现象所迷惑”。［1］（P.25-26）这说明毛泽东已开始对资产阶级两面性中消极的一面加以关注。第二，随着新中国成立初经济形势的好转，民族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在一些资本家中间有所膨胀，于是党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毛泽东强调了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与艰巨性。毛泽东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1］（P.190-192）
综合分析第一阶段毛泽东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第一，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非公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时期的作用有一致的认识，确认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容许它们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并强调这样做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第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与资产阶级直接交锋，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投机资本的较量和“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使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面有了比过去更直接、更切实的感受，并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表现为从认为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到提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并强调将这场运动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这些认识对毛泽东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会产生影响。
总的说来，党中央贯彻了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坚持了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观点。
二、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三大改造迅速完成时期毛泽东对非公经济的认识
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讲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2］（P.21）毛泽东的这一提法改变了第一阶段中所提到的进城后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设想，把原来设想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搞一段时间新民主主义，等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改变为从1952年就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转变，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这里，虽然进入社会主义的完成时间大体相同，但转变的开始时间大为提前了。这一改变不仅仅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间和方式的改变，而且是一种战略思想的转变，意味着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对非公经济作用的重新认识。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已不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较为稳定的基本经济形态，而成为一个不断变动的因素；与此相联系，对非公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也从利用和限制、尽可能地发挥其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改变为在利用的同时逐步地改造，使其逐渐被国家资本主义所代替。至少有三个因素对毛泽东的认识变化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