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19377年白区工作会议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华北地区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刘少奇根据过去自己长期从事白区斗争的经历和一年来在北方局的领导实践，深感党的白区工作问题很多，急需来一个彻底的转变。为此刘少奇决定对党在白区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和反思。他接连在1937年的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以及关于西安事变后群众工作和党内工作中“左”倾情绪出现的原因等四封长信。
刘少奇在信中列举了白区工作中“左”倾错误的突出表现。他写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对这个巨大转折，许多人还不能适应。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经历了10年残酷内战，对国民党怀着深刻仇恨，对实行国共合作不易理解，甚至公开反对。他们人数虽不多，在白区工作中却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左”倾错误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新的形势要求发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而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却是实现这一要求的严重障碍。
刘少奇在信中十分强烈地提出：“我要求你们切实注意‘左’倾的问题。十二月决议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则的转变，而在今天则是这种原则的转变已经进入实际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甚至是一点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远的结果。我和全国的事实都要求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
中共中央对刘少奇的来信极其重视，两个月后专门决定在延安召开一次白区代表会议，认真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制订新的方针策略，用极大的力量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转变。刘少奇的这四封信，为这次白区工作会议作了很好的准备。
1937年5月17日，中国共产党白区代表会议在延安城内大东门南侧由原基督教堂改成的中央大礼堂开幕。主持第一天会议的是张闻天。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主要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
刘少奇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大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从党和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党的工作的转变等方面提出了今后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他在报告中着重批评了10年内战时期的“左”倾错误，强调白区工作必须实行彻底的转变，并指出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他说：“目前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是有两重性质的：（一）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改变，需要改变我们斗争的组织的与工作的方式。（二）因为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前一种转变，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单独的转到与同盟者合作的。后一种转变，是从机械的转到活泼的，主观的转到客观的，空谈转变到实际，形而上学转到辩证法。因此，目前的转变是党与群众工作的全般的、彻底的转变。这对我们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
刘少奇在报告中批判了党的白区工作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的恶劣的传统”，主要是针对着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而还没有受到全面清算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党的全国性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左”倾错误在白区工作中的种种表现，这充分表现了刘少奇那种无所畏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刘少奇的语言尖锐犀利，并且从他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出发，经过深思熟虑，概括出一整套有很强针对性而又切实可行的方计、策略和工作方法，更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会议分学生运动、农村、职工运动三个组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从5月20日到26日，会议进入大会发言，讨论刘少奇的报告。在会上立刻发生激烈地争论。代表们的意见大体上分为三派：
一派是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有的代表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我以为‘左’的危险大，右的危险小。”有的代表说：“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除几点小的地方外，大的都同意。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心反对‘左’倾传统与宗派主义，争论很多。我们在做群众工作中，觉得自‘八七’会议以来存在错误的传统。我非常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有些代表还作了具体的补充，如归纳举出了在白区工作中冒险主义的八点表现、关门主义的五点表现等等。
一派是认为刘少奇的报告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但仍有许多原则性的不同意见。如有的代表说：“关于少奇同志的报告，有个别同志不同意，甚至有根本否定，这是不妥当的。我觉得少奇同志的报告：一、对过去的错误揭发了；二、党与群众工作、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提出了。但是，他的报告，我有些不同意的。”他所不同意的有四点：一是“对于过去成绩，发扬不够”；二是“着重反‘左’，没有顾到反右”；三是“对于客观形势的变动，工作方式的不同，以前是对的，现在便不对，应分两个阶段来说”；四是“我不同意说‘左’倾冒险是历史的传统，而是由于客观的条件，克服了又产生，而且克服‘左’倾盲动是长期的斗争。”有的代表说：“我们对于少奇同志的报告，并没有完全否认他的意见。”“关于清算过去的错误，不应该抹煞一切，不应该从现在看过去，不应把个别错误与总的路线混淆不清，少奇同志的报告就犯了这些毛病。”“他认为‘左’倾盲动主义是党的一贯的历史的传统，这种了解是不正确的。”“概括来说，少奇报告有系统的观点，是只反‘左’倾，不看到右倾，这是非常不对的。”
还有一派是完全否定刘少奇的报告。有的代表说：“在少奇同志报告中有句话我不懂，就是说旧的方法不能用了，不能靠旧的方法吃饭。就是说，这些老干部，老而不死。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想旧的方法也不能没有毛病。旧路线里面还有很多成绩。有些错误也是个别同志的错误。”长期坚持白区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河北省委书记并负责北方局工作的高文华说了几句分量很重的话：“对于过去工作，K·V同志（按：刘少奇所用的笔名）没有详细研究，只是说过去错了，是‘左’倾盲动。对于过去有没有对的，没有谈过。所以，省委几个同志都很难过。”“很多问题我们不同意，所以我们这次无论如何要来中央，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同志的错误，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
刘少奇尖锐地指出党在白区工作中存在着“左”倾错误传统，是正确的，但由于一部分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干部长期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下，对报告的正确观点一时还不能接受，甚至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由于会议上的争论十分激烈，已经无法继续开下去，只能暂时休会。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白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寻找解决之道。
为了统一思想，从6月1日到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4天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朱德、刘少奇、关向应、凯丰等人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样发生了激烈地争论，并且是更深刻地争论。白区工作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白区工作的如何评价上，而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是否正确，是不是存在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传统这个问题上。由于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选举的，一些人对过去这些年路线的评价十分敏感。这个问题以前还没有这样尖锐地提出来过，这就使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争论表现得格外尖锐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党的领导核心内部出现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迟早要发生，并一定要见分晓的。
在第一天会议上，张闻天首先发言。他非常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四中全会后，犯了一些错误，然而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且对于这些部分的错误，都经过了自己的力量而克服与纠正了。”他批评刘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有四点错误：一是忽视党的历史发展；二是看不到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的；三是对党的错误缺点的批评缺乏具体性，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四是夸大局部的错误。这四点其实最关键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党内是不是存在“左”的错误传统。
第二天，刘少奇在发言中毫不含糊地捍卫自己的观点：“我要求在党内发动反关门主义传统的斗争，这是我写信的目标。我对于传统的认识，认为是自八七会议以来的传统。有些同志以为是有什么变动的，但我从实际看来，好像历来就是如此的，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如此的。”“我总觉得自‘八七’会议后犯了许多错误，‘左’的，右的。然而‘左’的错误多些，反对‘左’的经验少，反对右的经验多。”“今天的讨论，应该把中心目标放在检查过去工作的错误”。他强调说：“我反对关门主义，虽然有些毛病，我完全承认，应该纠正；希望大家一致反关门主义，希望不要因我有些毛病而使反关门主义斗争走回头路，应该加强这一斗争。”
刘少奇的发言立刻又受到许多人的批评，焦点问题仍然是不同意说党内存在着一个“左”的错误传统。
凯丰明确地说：“少奇同志有许多地方说的过火，是由于对历史条件的忽略。”“我们说，在十年中，对于‘左’倾是斗争过的，而克服了；克服而又发生又是一件事。对于盲动主义、立三路线都是坚决斗争过的，而且是克服过的，虽然有时没有完全克服，这是由于许多同志认为‘左’倾比右倾好些，另方面，因为反对‘左’又来一个右，因为要反对主要的右倾，所以对‘左’不能不放松些。就是假定有这样的‘左’，也不是不变的，有时缩小，有时扩大。在总的说有个传统是不对的。”
博古讲得更加直截了当。他一开始就说：“少奇同志的提法是：六次大会的任务没有完成，原因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我想，问题是这样的提法根本不对。”“假如像少奇同志的提法，1917年前的苏联的党那就要认为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以组织的破坏而说过去都是错的。我们党过去有没有缺点？有。我同意洛甫说的6点，但不能说是一贯的‘左’倾盲动关门主义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是革命的传统。我们只能说我们有过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有一线牵连的。”“我以为两重性的转变是对的。但少奇同志对后一种转变又有一个弱点，只看到‘左’的，不看到右的。”
上述有不同意见的中央领导人，对中国革命是忠诚的，也都认为在当前要克服“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放手发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些方面彼此并没有争论。问题就在于党内是不是存在“左”的错误传统上。这当然不是什么小问题，不可能经过短时间的争辩，就能使大家取得一致认识的。此时，毛泽东的意见和看法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
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一直在认真地默默地倾听着大家的发言，并仔细地思考着有关问题。刘少奇尖锐地批判过去党内“左”倾的错误传统，他是同意的。毛泽东也同刘少奇一样，因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被撤消职务受过处罚，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切的感受。所以，到第三天的下午，毛泽东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作了一个精彩的长篇发言。
毛泽东首先表示赞同和支持刘少奇的基本观点。他态度鲜明地说：“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盛赞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的指出党在过去时间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对于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毛泽东说：“有两种答案，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他表示说：“我是同意后者的”。“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他列举一些事实从多方面对“左”的传统作了分析之后说：“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的克服‘左’倾习惯？”他进一步强调说“结论：我们党中存在些某种错误传统，这就是群众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的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毛泽东还明确说：过去“对少奇问题的处理态度上是完全不好的（不分皂白的打击，不尊重他的意见，几次的组织结论----并以之对付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今天应该作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的鲜明态度在会上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在中央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其他领导人，对他的意见都是很尊重，更何况他的发言又讲得比较周全，分寸恰当，也易为与会人员所接受，因而有利于统一大家的思想，使会议取得成果。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从6月6日至10日继续举行白区工作会议。这是会议的第二阶段。
6月6日，张闻天在会上作报告。他首先代表中央政治局肯定了刘少奇在会议开幕式上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是很重要的。他是一个做实际工作多年的同志，他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懂得辩证法。他过去与中央有过争论，很多地方是对的。中央解决他的问题，过去有些是不对的。他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进一步强调说：“一般的说来，今天我们党内的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因为今天我们的任务还是在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而关门主义却障碍着统一战线的建立。”他又说：“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在刘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好。”这更是对刘少奇报告的直接肯定。
张闻天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我们过去十年来政策的清算，二是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三是华北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
代表们围绕着张闻天的报告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由于张闻天是以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身份做的这个报告的，讨论中没有人再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
6月9日，张闻天又对关门主义问题作了补充说明。朱德就军事问题做了发言。刘少奇在当天和10日对会议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了很久，每个同志都充分发言，表示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可歌可泣的精神。会议采取了民主精神，开展了自下而上的批评，提供了很多好的意见和经验。所以，这次会议是圆满地成功了，是今后工作的武器。”
会议结束时，张闻天提议：“基本上赞成我的报告与少奇同志的结论，付表决。”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
张闻天报告和刘少奇结论的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论述了白区工作必须实现彻底转变。为了适应抗日的新形势，为了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就需要创造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实现党的组织工作的全盘转变。然而，在反“左”的同时，决不放松反右的斗争，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二）指明了新形势下白区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总方针。张闻天指出：“我党在中国革命新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实现民主共和国，并在这一统一战线内与民主共和国内取得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三）制定了白区工作的正确斗争策略。刘少奇指出，“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必须正确建立党与群众的关系，必须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这是我党与国民党争取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要善于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密切配合起来，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密切配合起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密切配合起来，并且在斗争中善于分清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以利用矛盾，逐步取得胜利。”
（四）提出了在新形势下要加强党的领导工作。张闻天归纳讲了七点：一是必须善于运用马列主义，“分析与研究各地具体的环境与各地阶级力量分布的情况，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之下，正确地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二是必须善于在组织上保证自己所决定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的实现。即要“加强党的组织工作与组织领导，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是目前推动党的工作前进的主要关键。”三是必须善于挑选和使用干部，这“将决定党的路线之能否实现的命运”。挑选干部，第一应着重于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面目。第二要看他的实际工作能力。这是我们挑选干部的标准。“不但要客观的与大公无私的去挑选干部，而且还要根据干部的历史、能力、特长、兴趣等来适当的分配他们。”四是要经常检查政治任务的执行情况。展开自我批评，发现错误，及时纠正。五是每一次检查工作之后，我们必须得出一定的结论，这种结论即成为以后工作的具体指示。六是在秘密工作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发扬党的民主。七是要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教育。
这次白区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它象一道击穿重重云层的绚丽灿烂的闪电，冲破了党在白区工作长达10年之久的“左”倾错误思想的禁锢，撕碎了长期盛行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所谓“革命”的面具，是我们党的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走向正确轨道的历史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