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的话语符号的建构分析
摘要:本文试用符号学的理论对国家认同进行解构分析,并以2009年国庆庆典为例解析国家认同的话语符号建构过程,深入探讨国家认同是如何成为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进行自我定位的必要条件和重大战略课题的。
关键词:语言结构;言语;国家认同;2009年国庆庆典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日,中国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前举行了盛大的国庆庆典仪式。国庆庆典仪式有何作用和意义,其作用和意义又是如何展现的呢?本文试用符号学中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工具对国庆庆典予以解析并阐明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以求为以后的相似的活动提供一些借鉴。
一、文献综述
通过检索和分析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学界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围绕政治敏感问题和民族问题展开的国家统一问题、民族关系问题分析,代表性论文有《两岸互动与国家认同——基于台湾民众分析的视角》《新疆南疆地区维吾尔族青少年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比较研究》等;这类研究以规范性分析为主,意在为国家建言献策,这类研究对理论工具的运用稍显不足。二是对传统文化思想和国家认同建构的互动分析,代表性论文有《浅论中文语境中的国家认同》《传统文化建构国家认同的多重面相分析》等;此类分析视角新颖,不足之处是二者的融合度还不够。三是从具有重大社会历史意义的新闻事件中归纳国家建构的条件、作用和意义等,代表性论文有《从抗震救灾看国家认同的建构》《奥运会:提升青年国家认同感的良好契机》等;这类研究所选取的题材有较强的时效性,其缺点是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理论力度不强。
本文试图从第三类研究的角度出发,选取2009年10月1日国庆庆典为研究对象,运用符号学理论对隐藏其中的国家认同的建构意图进行分析阐释,既补现实决策的实用之需,又将符号学理论与国家认同的意义分析深度融合,提升理论分析价值和应用价值。
二、国家认同的内涵与外延
《辞海》对“认同”的解释是:“在社会学中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彼此间产生了内心的默契。分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两种。”[1]此概念强调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区隔和关联,个体在后天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习得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道德同化体系,而这正好是国家认同的逻辑起点。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自己的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2]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变,国家认同的内涵也会发生改变。因为人类社会是以一种群体性的组织方式运行着,国家认同的建构必遵循着集体意识下民族历史记忆和地理时空上的个体价值相统一的规律。因此,“国家认同的建构离不开两个条件:首先要有共同的连接基础——血缘和历史记忆,其次还要有经验分享。国家认同表现为人们对国家的情感归属。”[3]
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认同通常旨在创造本国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及极具排他性、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相比较下的文化优越感。国民基于一定价值标准对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信息产生相应的判断,这对个体而言是主体性的,但随着参与判断人数的增加和价值判断内涵的趋同,就会产生相应的信息关注点,即舆论。国家认同的舆论建构大致分为政府主导的“议程设置”和偶发性的重大事件两种。近年来“议程设置”思维下的国家认同的建构事件逐渐增多,其规模越来越大,意图也越来越明显,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系列活动、“神七”飞天、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国家文化年等,都试图让国民共享华夏盛世的大治理念及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偶发性的重大事件既有天灾又有人为因素,它们可以被视为对民族文化中原有观念的挑战,也可以当做建构国家认同的机遇,其最后的效果判定取决于事件处理主体尤其是政府操作的科学规范程度,这一类事件有:2008年初南方冰雪灾害、5·12汶川大地震、拉萨3·14事件及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等。
三、符号学分析工具对新闻传播学视野中
的国家认同建构的可能性初探
符号学作为当今研究记号意义的人文学科的“显学”,为人们面对现代或后现代错综复杂的形势和浩如烟海的信息文本提供了一种强大而有效的认识论工具和方法论工具。整个符号学是建构在索绪尔语言学研究中所使用的两个重要二分法概念基础上的——语言结构(langue)和言语(parole)。语言结构是从具体而多变的符号现象中抽引出相对静止和稳定的语言规则和意义,具有群体规整、历时稳定的特性。而言语多是个体性的偶然性因素的集合体,如“发音行为,语法规则的实现以及诸记号的偶然性组合”[4]。从这两个概念可知,只有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解构,才能进一步区分其中哪些特征和意义是语言结构方面的,哪些特征又是属于多变的言语范畴的。
总体而言,符号学的概念二分法的分析方法难以在新闻传播研究对象中展开。这一点,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有所探讨:“最有趣的通讯系统,至少是那些属于大众传播社会学领域的系统,都是复杂的系统,其中包含有种种不同的内容。在电影、电视和广告领域中,意义取决于形象、声音和字形之间的相互作用系统。目前为这类系统确定语言结构现象和言语现象的分类为时尚早,一方面因为人们尚难断定每一复杂系统的‘语言结构’是基本性的,还是仅仅是由有关的附属‘语言结构’组成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些附属语言结构还未被分析过(我们了解天然语言的‘语言结构’,但并不了解形象或音乐的‘语言结构’)。”[5]
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号学的大门对新闻传播学相关问题和现象的研究就此关闭,巴尔特上面这段话要说明的是符号学在理论指导上与新闻传播研究对象产生了矛盾,是属于框架性的宏观矛盾,这一点从巴尔特强调的“大众传播社会学领域的系统,都是复杂的系统”即可看出。而解决此矛盾的突破口,便在对新闻传播领域的切入点大小上,即可以通过缩小新闻传播研究的题材范围和对研究对象的分析视角等方式实现与符号学理论相融合。比如视觉传播研究就越来越倾向于探索视觉符号背后的意义,从而实现新闻传播研究微观取材与符号学宏观理论视野的良好结合。
国庆庆典作为国家认同的一种象征化仪式,主要通过电视转播的途径来完成现场气氛的烘托、国家形象的建构,因此用符号学理论来分析国庆庆典进而完成对国家认同建构的探讨是合乎逻辑、合理自然的。
四、作为国家认同建构的代表性事件——“2009年国庆庆典”在理论符号学中的阐释
在明确了“语言结构”和“言语”的概念内涵之后,运用符号学分析法来解析“2009年国庆庆典”这一仪式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使用途径和分析结论就会更加具体明了。
2009年国庆庆典的流程大致如下: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鸣礼炮、升国旗→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检阅部队→徒步方队、装备方队、空中梯队相继通过天安门城楼前方→群众游行方阵走过天安门城楼前。这与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诸次国庆庆典并无根本上的重大调整或变化,因而这次庆典带有普遍性,也更有符号学理论视野下的分析价值,在历时性的结论展开上也有了“以点带面”的推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