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起点再探讨
内容提要：清王朝在覆亡前最后几年所推行的“预备立宪”是中国谋求政治革新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政治观念、政治建设的走向。厘清“预备立宪”的起点无疑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政府宪政改革动机以及当时社会发展脉络的认知。然而，学界对“预备立宪”起点的认识并不一致。通过梳理当时的朝野政治倾向可以判定，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颁布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的谕旨实为“预备立宪”之起点。
关键词： 预备立宪 出洋考察 社会舆论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3-49-53
一、问题的提出及学术史回顾
清政府在覆亡前最后几年谋求宪政改革的努力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革新的开端，学界以“预备立宪”称之，同时亦指清政府谋求宪政改革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作为具有特指对象的历史概念，“预备立宪”一词源于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的“仿行宪政上谕”：“时至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通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1］(P43-44)
在该谕旨中，清政府明确了宪政改革作为基本国策的地位，但同时强调中国不能立刻行宪政，而是“预备立宪基础”，也就是说，中国推行立宪政治需要一个并不明确的预备期，“预备”一词显然为动词。直到清王朝覆亡，清政府推行的宪政改革还是处于“预备”之中，宪政制度之标志的国会始终没有成立。然而，“预备立宪”作为中国谋求政治革新的开端，其历史地位不可低估：“预备立宪”是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走向民主制度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政治观念、政治建设的走向。因此，学界对“预备立宪”极为关注。笔者以为，研究“预备立宪”首先要厘清的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即是“预备立宪”的起点，这关系到我们对清政府宪政改革动机以及当时社会发展脉络的认知。然而，我们对“预备立宪”起点的认识并不统一，且大多为笼统言之，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
第一种观点，是将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视为“预备立宪”之始。张晋藩指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在奏折中提出的结论性意见，“拟定了晚清预备立宪的基本原则、框架和实施步骤”，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从五大臣考察宪政正式拉开序幕的。［2］(P210)尚小明认为：“从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东西洋政治，到1911年‘皇族内阁’设立，清末的筹备立宪，进行了大约六年。”［3］(P1)张玉法指出，从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到1908年清廷宣布九年预备立宪，“为清政府决定仿行立宪，研究决定实行步骤，国内外联合请愿速开国会时期”［4］(P689)；第二种观点，是将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宪政”的谕旨视为“预备立宪”之始。侯宜杰指出，该上谕确立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时期，即由封建专制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的新时期”［5］(P73)；第三种观点，将日俄战争之后朝野上下的立宪吁请视为“预备立宪”之始。雷俊认为，“预备立宪”起于1904年日俄战争前后立宪派和部分官僚的吁请，经过五大臣出洋考察，至1906年9月正式宣布。［6］另有学者并未明确指出“预备立宪”的起点，但普遍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为“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如，朱金元认为：“五大臣出洋本身虽非预备立宪，但它对预备立宪产生了直接后果，以后宣布立宪就是根据五大臣的意见办的。”［7］李细珠指出：“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促成了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并初步确定模仿日本立宪模式的意向。”［8］(P289)
“预备立宪”作为清政府主导的宪政改革，是与立宪派领导、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合法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即“立宪运动”相区别的，其开始的标志无疑应从政府举措中去寻求。因此，将日俄战争后朝野愈来愈浓的立宪呼声视为清政府“预备立宪”之始是不妥当的，原因在于朝野的宪政诉求只是推动清政府作出具体举措的思想动力来源。而清政府颁布“仿行宪政上谕”是推行宪政改革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环，标志着清政府将宪政改革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然而清政府谋求宪政改革的努力并非以该谕旨为发轫。至于清政府在1908年宣布9年“预备立宪”的年限，即明确了9年以后召开国会，从而实现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是清政府在推行宪政改革过程中基于特定历史条件做出的决策，亦非“预备立宪”的起点。另外，有不少学者认为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为“预备立宪”之起点，笔者认同这种观点，但是以往研究亦为笼统言之，缺乏有理有据的深入论析。
二、清政府颁布遣使谕旨当为“预备立宪”之始
鸦片战争以降，国人开始关注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甲午一役，中国败于日本的残酷现实激励国人发出走西方立宪政治之路的呼声。到二十世纪初，宪政思潮逐渐发展成为一股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思想潮流。但是，在日俄战争之前，宪政思潮主要激荡于在野立宪派及倾向立宪者中间，日俄战争的爆发促成了这股思潮由在野向在朝的转移。最终，充斥于整个社会空间愈来愈浓厚的宪政诉求凝结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源泉，推动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颁布了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9］(P90)
既然我们将清王朝覆亡前几年谋求宪政改革的努力称之为“预备立宪”，探讨“预备立宪”起点的重要考量标准无疑为清政府是否开始采取具体举措为推行宪政改革做准备。遣使出洋考察是清政府在内忧外困形势下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展示出革新图强的愿望及追求，回应了朝野的宪政诉求，标志着清政府开始采取具体步骤为推行宪政改革做准备，为清政府谋求政体改革的第一个步骤，为“预备立宪”之起点。自此，中国由封建专制政体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过渡的序幕真正拉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无疑，厘清清政府（特指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中枢机构）对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目标预设是判定遣使谕旨的颁布是否为“预备立宪”起点的关键，现分述理由如下：
（一）透过遣使谕旨引发的国内外反应看清政府对于遣使的目标预设。
1．国内反应，主要指国内舆论反应。清末，由于政府统治力逐渐衰弱，社会舆论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具有较强时效性、自由性及客观公正性。社会舆论对清政府遣使举措反应热烈，普遍将此次遣使视为政府改行宪政的标志，正如江苏学政唐景崇所述，对于遣使谕旨，“薄海内外罔不欢欣鼓舞，佥谓将举行宪政，握富强之本原，以臻文明之极则”［1］(P113)。
遣使上谕甫颁，《大公报》即认为此举表明政府“知立宪为组织国家政治上完全无缺之要道”，为“中国立宪先声”［10］。该报甚至在五大臣出行之前即披露：“近日政府于立宪一事业已定议，无可犹疑。惟俟考求政治之大臣回后，即可明降谕旨。”［11］《南方报》所言更为明确：“诸大臣未行以前，立宪问题殆犹在议论时代，及其将行，则已由议论时代转而入预备时代矣。”［12］所谓“转入预备”，显然为采取具体举措之谓也。此外，出版界紧紧抓住遣使谕旨颁布后所带来的愈来愈浓的立宪舆论氛围，加大出版法政类书籍的力度。如上海广智书局广告词中即称“中国今日非立宪无以自强”，政府遣使出洋考察的目的在于“预备立宪”，“学士大夫研求宪法以备国家采用者亦当刻不容缓”［13］。与此同时，社会舆论提醒考察团不能仅对各国宪法条文“貌袭摹取”，应当深入探求各立宪国宪政精神之所在，“深求泰西立国之本原、吸收文明之精髓归输吾国，以立政治不拔之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