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心态:理论基础及概念考察
[摘要]行政心态研究把行政文化一心理结构、行政体系中人的要素和行政行为联系起来，以行政人员为中心来研究行政协调问题，是研究行政协调的新视角，是对行政生态学研究方式的突破。培养合作型行政心态对推进行政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心态研究可以借鉴历史学、政治哲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行政心态是行政环境和行政体系中的各种要素与行政人员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行为心理结构，是反应在行政行为模式中有个体差异性的集体心态。行政心态与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相联系。不同的治理模式对应着不同的行政心态。
[关键词]行政心态；生存心态；社会心态；行政协调
[作者简介]张静，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谢新水，首都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北京100089
[中图分类号]D63；B8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08－0054－05
协调问题一直是组织行动的中心问题。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只关注协调与组织结构和制度层面的联系。为了丰富行政协调理论，本文将行政心态视为行政协调研究的新视角，以各学科心态理论的已有成果为基础，初步界定它的内涵和特征，希望以此抛砖引玉，引起学者们对行政心态理论的重视。
一、为什么要研究行政心态
行政协调是行政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由于行政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不足，在行政学文献中。很少有以行政心态为研究视角来解释行政协调问题的。我们认为，行政心态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丰富行政协调研究有重要意义。
第一，行政心态研究是对行政生态学研究方式的突破。行政生态学认为：“公共行政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环境不仅决定着公共行政的性质、目的、形式和策略，而且影响着公共行政的变革和发展。”可以看到，行政生态学因为重视行政的环境因素，因而对行政模式的解释有很好的说服力，但其根本的缺憾是它把环境而没有把人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解决根本问题的能力。然而，行政心态理论把行政文化一心理结构、行政体系中的要素和行政行为联系起来，从特定治理模式下行政人员集体行动的心态出发，着眼于行政人员来研究行政协调问题，可以成为突破行政生态学研究困境的新路径。
第二。行政心态概念的提出将推动行政协调理论进一步发展。协调机构是组织的核心和组织灵魂的构成部分；协调是公共行政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目前行政协调理论研究缓慢。一方面因为行政协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另一方面，关键的原因是协调问题没有从行政人员的视角出发。如果着眼于行政人员及其心态来研究行政协调问题，我们将发现，行政组织协调问题不仅仅是制度和组织机构的问题。还需要考虑行政体系的历史文化一心理状况和行政人员的心态。因此，有效的行政协调不仅要分析还须培养符合当前治理模式的行政心态。
第三，在现实的意义上，培育合作型行政心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我们认为，与特定的治理模式相适应的是特定类型的行政心态。与农业社会统治行政相适应的是服从型行政心态，与工业社会管理行政相适应的是协作型行政心态；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在合作的时代背景下，相应地会产生一种新的行政心态——合作型行政心态。没有合作型行政心态，再合理的公共组织结构、再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使公共管理体系实现有效的合作治理。从目前我国的行政改革来看，大部制的推行、行政区域的合并、一体化治理区域的发展确实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但无论是行政区划的整合、行政组织的变革还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本质上都需要形成一个有效协调的行政体系。最终要解决的还是组织机构的合作问题，因此，培育合作型行政心态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
二、行政心态研究的理论基础
现代社会是一个“群体的社会”，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心态。行政人员是一个稳定的群体，因此，行政心态是众多群体心态的一种。由于行政人员行使公共权力。行政人员便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一般群体的心态。为了更好地探究行政心态的内涵和特征，我们首先需要梳理社会心理学和其他学科关于心态理论的成果。
1.社会心理学关于心态理论的成果。有研究者指出，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心态研究已有100余年。从学术轨迹看，古斯塔夫·勒庞、弗洛伊德、F·M·米尔斯、G·霍曼斯和K·T·斯托曼分别在群体心态、小群体心态、个体分析和情绪分析等领域作出了贡献。在中国，群体心态研究的先行者是清末学者严复，他翻译了《群己权界论》。此后，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是一部研究群体心态的典型著作。我们认为，从社会心理学的既有成果看。对行政心态理论有突出贡献的学者还是勒庞和米德。
古斯塔夫·勒庞把群体心态带入了实质性研究阶段，他的《乌合之众》触及了一些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如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逃避自由投向领袖的怀抱。以及无意识的社会行为中的作用，等等。默顿对它的评价是：“它确实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进行思考发挥了巨大影响。”弗洛伊德认为，勒庞“极为精彩地描述了集体心态”。确实，勒庞很好地剖析了群体的感情、道德观、理性、信念，同时还对不同群体。比如犯罪群体、陪审团、选民群体和议会等群体的心态作了分类研究，总结了个体在集体行动时心态的变化，但勒庞视之为是反理性或非理性的行为，是群体的“去人格意识的状态”。表现为“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化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我们认为，勒庞的群体心态观是行政心态研究的重要基础，但与一般的群体心态不同的是，公共行政体系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体系，因此，行政心态不是一种非理性心态。而是一种有非理性特征的理性心态。
乔治·H·米德(Mead)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提出了“社会态度”这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概念。这一概念表明社会组织内化并支配个体的心灵和行为。在社会态度形成的过程中。“自我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实体，在这个过程中姿态的会话内化于一个有机体。这个过程并非独立存在，而只是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阶段。社会组织已经进入该有机体并成为个体的心灵”四。米德还指出了“社会态度”与组织中成员行为的关系，认为“个体是一定社会群体的成员，他的行为只有根据整个群体的行为才能得到理解……”米德的“社会态度”概念对研究行政心态有很好的借鉴价值。一方面。“社会态度”概念提醒我们，社会组织占据并影响个体的心灵，如果我们把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体系中的“社会态度”作为一种独立的群体心态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