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誉为“干才”的开国上将陈伯钧
毛泽东枪下留人，一生依依将帅情
陈伯钧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省达县(今达州)河市镇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7年1月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第1大队。同年5月，陈伯钧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因作战勇敢，陈伯钧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9月，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8年春，陈伯钧在红四军教导队担任区队长。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是一位优秀的干部，在学员中很有威信。当时，红军武器弹药缺乏，陈伯钧在袁文才部工作期间，弄到一支名为“曲天”的旧式手枪，兴高采烈地向吕赤夸耀。但这支枪扳机有毛病，不能击发，吕赤就说：“你那枪打不响还不是半斤铁，扔了算了!”吕赤和陈伯钧都是四川人、黄埔同学，又都是共产党员，感情很好，所以在一起常常开玩笑。陈伯钧舍不得扔，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
一天，吕赤带队外出执行任务归来。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拿着手枪比划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他随即拉动了枪栓，但陈伯钧疏忽了一点，手枪里还压着颗子弹。“砰”的一声响，子弹正好击中吕赤头部。吕赤应声倒地，热血喷涌。陈伯钧顿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等他跪地呼唤吕赤时，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同是四川老乡、黄埔军校生，又一起上的井冈山，平日里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亲密战友，竟突然倒在自己的枪下。陈伯钧闯下大祸后，心情极为沮丧，迅即被关了禁闭，等候上级处理。
教导队长被陈伯钧打死的消息传开，大家议论纷纷。士兵委员会的人扭着陈伯钧去见毛泽东，再三要求枪毙陈伯钧。毛泽东曾与陈伯钧_，-同出生入死，对陈伯钧的品质、才干十分了解。毛泽东把教导队党支部书记蔡钟、士兵委员会主席张令彬找来商量。毛泽东说：“陈伯钧打死了吕赤，同志们都在议论要陈伯钧抵命。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拿一个好同志偿命，这样做对革命是有利还是无利，陈伯钧既然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他偿命为好，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你们士兵委员会讨论一下，给陈伯钧同志一个适当的处分。”
蔡钟、张令彬觉得毛泽东的话令人信服，他们回去做官兵的工作。两天后，毛泽东到队前对官兵讲话，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大家都知道，教导队长吕赤同志被陈伯钧打死了，大家都很悲愤。但念陈伯钧同志不是有意，而是误伤，就不叫他偿命了。我们革命正需要干部，培养一个革命干部很不容易，已经死了一个，是没有办法再活了，就不要再死一个了。我们大家在对吕赤同志表示哀悼外，一定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士兵委员会成员被毛泽东的一席话打动了，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了吗?”毛泽东严肃地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的。”“怎么惩罚法?”士兵们关切地问道。毛泽东说：“陈伯钧误杀吕队长，罚他一百板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同意不同意?”大家面面相觑，表示默许。毛泽东说：“既然没有不同意见，你们谁来打呀?”没有人回答，大家都不想亲手来打朝夕相处的战友。毛泽东转身对自己的警卫员说：“由你来打好了。”小警卫员立即找来了竹板子，在士兵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对陈伯钧的手心打了起来。教导队的另一位区队长陈士榘(1955年授上将军衔)当时也是监打人员之一，他担心陈伯钧坚持不住一百板子。但陈伯钧不喊不叫，不缩不退，老老实实地接受处罚。当打到第二十板子的时候，陈伯钧的手心已经红肿起来，竹板子上也粘上了血迹。毛泽东的警卫员手有点哆嗦，头上开始冒汗，眼睛盯着陈伯钧的手心，竹板子却不敢再打下去了。这时，陈士榘说话了：“板子打得重，一板子顶五板子，已经打了二十下，相当于打一百下了!”士兵委员会的人都表示赞同，于是警卫员停下了手里的板子。陈伯钧此时已经起不来了，陈士榘将他扶了起来，并叫来卫生员给他涂药包扎伤口。陈伯钧事后回忆说，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处罚。事后，陈伯钧被调离教导队，到一团一连担任副连长。
在红军初创的艰苦卓绝时期，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局为重，从红军极度缺乏军事指挥人才的实际出发，把革命法度的严肃性和人道主义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成功地说服大家从枪下救出了一个有过失的好同志。陈伯钧日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得以在毛泽东统帅下续写自己投身中国革命辉煌一生的史实证明，毛泽东枪下留人是完全正确的。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陈伯钧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陈伯钧以百倍千倍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精神投身中国革命战争。
陈伯钧是我军惟一一位在三个方面军都工作过的开国上将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部惊心动魄、宏伟壮丽的英雄史诗。在长征途中，陈伯钧先是在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四军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他又调至刚刚组建的红二方面军，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成为我军惟一一位担任过三个方面军高级指挥员的开国上将。
1934年10月12日，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突围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底，陈伯钧指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负责掩护中央纵队行动，击溃沿途围追之敌。11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冲出敌军的重围，发出强渡湘江的命令。按照军委命令，红五军团将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陈伯钧奉命指挥红十三师阻止西追之敌，很好地完成了掩护红八军团渡江的任务。这时，陈云来信说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而此时，担任后卫的红十三师收容的掉队人员是全师人数的两倍，部队的行动相当困难。陈伯钧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十三师在敌人夹击中打了一整天阻击战。红十三师指战员前仆后继，终于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说：“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当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多年后曾深情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1934年12月18日，陈伯钧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935年3月22日，陈伯钧和董振堂、李卓然率红五军团掩护军委纵队在大平渡之间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