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就我国古代社会而言，“人情”“天理”“国法”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也是传统法律构建的重要基础。古人“曲法以原情”“原其本情”等思想构成了“情理法”相互关系的基本内容。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传统“情理法”思想不可避免地被后世继承并在时代特征之下得以发展。陕甘宁边区作为乡土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融合的社会结构，有着继承传统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与性质。边区法治建设特别是对传统“情理法”意蕴的吸收和革新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传统社会；“情理法”；陕甘宁边区；继承与超越
中图分类号：D92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1-0094-06
作者简介：张克祯（1979-），男，甘肃金昌人，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治理及司法体制；赵俊鹏（1993-），男，河南周口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制史。
一、陕甘宁边区对“情理法”的继承
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社会状况落后，传统社会风俗、礼仪道德等封建痕迹根深蒂固。对此，毛泽东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 ：“广大的群众还在受迷信的影响……我们必须告诉群众，他们应该针对自己的文化、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发起一场斗争。”[1]因此，“封建文化、迷信和不卫生”等传统根基为“情理法”在边区的继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环境；但边区又是当时思想最先进、最革命的红色根据地政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在法律上则表现为革新和适用传统“情理法”，践行“司法为政治服务”“司法为人民服务”等司法理念。
（一）“情”之传统意蕴解构
《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将“情”归为人之淳朴欲望、性情、感情。《左传》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2]同样认为“情”就是人所具有的原本情绪。汉朝许慎《说文解字》云：“情者，人之阴气有欲者”。由此可知，“情”包含着由人之欲望所带动的感情、性情和情绪；《孝经》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说明“情”除了具有情绪之外，还有着表征“情形、实情”的客观之情，即案件的真实面貌。《论语·子张》曰：“孟氏使阳庸为士师，问朴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突。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这里的“情”是得其本情之意即获得“实情”；而“得其情”则需要“尽己情”。《左传·庄公十年》中鲁庄公曾对曹刿说：“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何为“必以情”？注曰“必尽己情察审也。”[3]“尽己情”就是尽自己所能发挥的能力，穷尽审查案件的各种方法获得实情。此“尽己情”实为司法官员的工作准则和司法态度，其目的是争取做到“不枉有辜不失其罪”。
东汉明帝时处理颜忠、王平等狱，侍御史寒朗即坚持“以情恕”，“以情恕”就是“曲法原情”之意[4]。《新唐书·列女传》中载“山阳女赵者，父盗盐，当论死，女诣官诉曰：‘迫饥而盗，救死尔，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则请俱死。’”“原情”既是法外谅解。发展到后来便是依据一定标准“曲法原情”，到了清朝甚至还颁布了《情有可原例》，為“曲法以原情”提供了准例。
通过以上分析，可将“情”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含义：“情”的本质意思通常是指情形、实情，表达案件的真实案情即审求根实；“情”在司法过程中要求审判官员用情体察，尽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之情，严格遵守司法准则努力获得真实案情，如在司法检验时，要求司法官员不能无故缺席，而且司法官验尸担责重大“地方官担利害，莫如验尸。盖尸一入棺，稍有游移翻供，便须开验。检验不实，即干吏议，或致罪有出入，便不止于褫职”。[5]218“两造报告伤，多先嘱托忤作，故仵作喝报后，印官犹必亲验，以定真伪。佐杂则惟据仵作口报而已，何足深信”[5]217倘若仵作“检验得法，果能洗雪沈冤则有赏银十两”。司法官审察辞理和检验得法则是对司法官的本职要求，是为“尽己情”；“情”的另外一种用法则是“以情恕”“曲法以原情”。邱潜云：“原其情则非故也”“不问情之故误。”[6]《宋书·何承天传》载：“何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有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断以犯畔，罪止罚金。何者？明其无心于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而加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中人。按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则是“曲法原情”之例。《清明集》载“诸订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7]，该案经县断、丞厅都欲劝以“择日完婚”，而不再遵循律条规定。可见，“原情”是律令有“背情”的内容时，以“情”为准。
“曲法原情”所原之情一是人伦，《清明集》所载“明公”胡石壁，其曾审“母讼子不供养”案，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年，酒泉地区的孝女赵娥，皆为人伦所原；二是风俗人情，体问俗情，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汉成帝时期的廷尉朱博“三尺律令，人事处其中”“治郡断狱以来且二十年”[8]，皆说明风俗人情当属原情内容，即“情”的内容。但是无论人伦还是风俗都离不开“礼”的统御，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其实是一种伦理秩序，是礼乐教化的结果，“所以走向礼俗，明示其理想所尚，而组织秩序则以此奠定”。梁治平认为：“他们所欲执行的法律不过是附加了刑罚的道德，他们借助于刑罚想要达到的亦只是道德的目标。”[9]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情理总无法逾越礼之规范的影响。所以，“原情”其实就是在“申礼”，“礼”成为“情”的上位概念，“情”涵盖于“礼”的浸润之中。
在情与法的关系上，周懋云认为：“立法之意，谓：‘法一定而不易，情万变而不同，設法防奸，原情定罪，必欲当其实而已。’……庶使无知小民免致非辜悉、罹重宪。”[10]“法一定而不易”，则说明法是为稳固根本，法一经制定便有着严肃性，不容许亲情、人情改变法的禁止性规定。而《清明集》有“酌情据法”“情法两尽”，在“尽己情”“求实情”“原情定罪”基础上彰明法之正确适用，尽情则尽法，所以可将二者关系归纳为“法统情、情法两尽”。“曲法以原情”并不违背“法统情”，而是在法意基础上的灵活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