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白人政权的“分别发展”图谋和“黑人家园”的设立
（徐州师范大学 亚非研究所，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20世纪60年代“班图斯坦”（黑人家园）的设立，是南非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白人政权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行这一“创举”，在南非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黑人家园”的设立可谓“意味深长”，它是种族主义的极端体现，在政治上“让步”的背后，是精心设计的经济上“分别发展”计划的实施。
关键词：南非；白人政权；“分别发展”；“黑人家园”
中图分类号：K47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559-8095(2008)06-0061-09
20世纪的到来不仅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世纪的开始，也标志着南非白人剥夺黑人土地的历史从两个半世纪的“豪夺”跨入了“巧取”阶段。如果说南非联邦的成立实现了“合”——两个白人民族之间的联合，那么它同时也开始了“分”——白人民族与广大黑人、有色人和亚洲人的“分离发展”或叫做“分别发展”。此后，南非几乎就是沿着这条分别发展的道路走完了整个20世纪的历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历史发展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借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1](p.451)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后，即着手制定“分别发展”的计划，从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到50年代的“班图斯坦”政策，到60年代正式建立“黑人家园”，种族主义政权一步一步地将黑人“逐出南非”，将自己两个半世纪以来的掠夺成果进一步合法化和永久化。
一、“分别发展”的动因
阿非利卡人所以选择“分别发展”的道路，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非的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矿业革命、英布战争和南非联邦的成立彻底改变了南非历史的发展方向。金刚石和黄金从总体上改变了南非的经济结构。首先，随着布尔人在日益加强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不由自主地转向工矿业和服务业，他们也开始像英国人那样，从竭泽而渔式的、无序的、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南非人的土地、天然资源和农牧产品为主，改为在此基础上借助司法和行政手段有序地掠夺非洲人的劳动力，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其次，黑人民族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样受到新兴的工矿业的冲击，尽管被剥夺了大部分生活资源，但他们凭借着勤劳和智慧，对市场经济的反应比一些布尔人还快，在英布战争前，黑人的商品经济已足以与布尔人相竞争，尽管还受到诸多限制。结果阿非利卡人嫉恨而又惊恐地发现似乎在一夜之间南非白色的地图上出现了许多非洲人自营农场的“黑点”。这意味着他们“在战场上得到的成果有可能在市场上丢掉”。[2](p.127)他们要竭尽全力保住已经到手的不义果实。
历时三年的英布战争对此后阿非利卡人的掠夺方式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英布双方为这场白人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都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关于在这场战争中英布双方投入的兵力和伤亡人数，各种史书统计不一。有的估计英国人阵亡数高达21 000多人(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8,p.631.)； 威勒登认为，布尔人及其奴仆共有26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其中12万人为布尔人老弱妇孺。参见D. L.Weidler,A History of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New York, 1962, p.302.尤其是布尔人，但他们失败的结果却是获得了整个南非。战争的结束标志着两个白人民族不再为争夺南非的土地资源而厮杀，因为在此之前，阿非利卡人只拥有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政权，而现在他们则拥有了全部南非的土地支配权。促使这场战争以如此戏剧性收场的直接因素是双方都无力再打下去，而最深层的原因却是因为两败俱伤的结局更突显了黑人人口在数量上的优势，特别是布尔人，更感到了陷入黑色的汪洋大海的危险。长期的野蛮征服和屠杀，并没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南非的人口对比。据1904年的人口统计数字， 南非的欧洲人口为1 116 806，仅占总人口的21.6%，而非洲人口，包括黑人和有色人，占了当年人口总数的78.4%。参见Union of South Africa, Office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Census of the European or White Races of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 1918, Part I—Population, Cape Town, 1919,U.G.50—1919,S.P.10A,p.2;p.18.In D.Hobart Houghton and Jenifer Dagut, Source Material on the South Africa Economy—1860-1970, Oxford Uni.Press,1973,Vol. 2,pp.203-204.正如他们担心的那样，一些非洲人利用两个白人民族自相残杀之机，夺回了几十年来被布尔人强占的土地，另有一些非洲人拒绝为布尔人地主服役。
南非联邦的成立是南非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南非联邦实质上是两派欧洲人为了更加牢靠地剥削非洲人民而成立的联盟”。[3]尽管对黑人人口数字怀着莫名的恐惧，但如今阿非利卡人不必再担心虽不属于同一民族但却属于同一肤色（种族）的英国人的压迫，他们完全可以放手地全力对付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黑人民族。既然整个南非都已归白人国家所有，而且国家的任何资源都可以任由统治者支配，像以前从开普出发一路抢劫剿杀土著民族直到林波波河的做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符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白人的根本利益。正如有的学者所形象地指出的那样：尽管阿非利卡人的农牧业在经济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对南非这个“黄金之国”来说，它的真正财富已经不是“黄色的，而是黑色的”。[4](p.28)因此，南非联邦成立后，布尔人用以掠夺非洲人的武器，不再是他们传统的牛车和枪炮，而是国家机构的强制力，是更系统、更广泛地“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4](p.28)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更加残酷和有效地奴役和掠夺南非全体黑人。
一方面是贫穷的阿非利卡人流落街头，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变迁和阶级分化过程中富裕起来的阿非利卡人在进行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时又严重缺乏劳动力，尤其是在英布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主要由英裔和外国资本家经营的矿场更因在英布战争期间黑人劳动力大量逃走而产量剧减，而恢复和扩大金矿生产的关键就是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尽管原本铁板一块的阿非利卡人之间也出现了分化，因为英布战争而使有些人无家可归，一些人成为“拜旺纳”（bywoner），还有一些人成为“白旺纳”（bewoner）,Bywoners和Bewoners为当时的术语，都是“居住者”（residents）之意，更确切地说，是“寄居者”。两者的区别是：当Bywoners是地主自己的儿子——无论已婚与否，或是自己的女婿时，就变成了Bewoners。也就是说，Bewoners和其寄居的农场主之间有父子或姻亲关系，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但作为独立的农牧民拥有自己的畜群。参见Timothy J.Keegan, Rural Transformations in Industrializing South Africa, Ravan Press, 1986, p.21; pp.226-227, notefoot 5.Bewoners在国内尚未见有合适的译名，笔者姑且将之译为“白旺纳”。更有高达20-30万的“贫穷白人”流落街头，但由于背负着“肤色优越”的十字架，他们显然不可能成为可靠的劳动力源泉，像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经历过的那样。因此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阿非利卡人农场主和以英裔白人为主的矿业资本家在硝烟刚刚散尽的统一的南非大地上又展开了对黑人劳动力的激烈争夺。尽管保留地的土地数量有限，人均不足3摩尔根，根据1911年的普查，南非境内黑人农业人口为3 880 514人，保留地面积只有11 164 484摩尔根，人均占地在3摩尔根以下。参见Buell,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Vol. 1, New York, 1928, pp.74-75.大部分黑人青壮年男子需要外出做工才能勉强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在客观上造成了南非黑人无产阶级化的部分现实和广阔前景，但传统的土地公有制和牢固的血缘纽带仍然约束着村社内部的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行为，遏制了外出的黑人劳工与土地彻底分离的过程。特别是在英布战争后，劳动力供应的趋势对白人更加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