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诚勿扰》节目自开播以来一直广受关注，但热播的同时也饱受争议。本文试从文化角度，对我国电视节目中的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进行探讨，并以《非诚勿扰》为例，分析了上述三种文化在娱乐节目中的冲突和融合，指出多元文化的融合才是娱乐节目的发展正途。
【关键词】《非诚勿扰》 电视娱乐节目 文化融合
《非诚勿扰》是江苏卫视一档以交友和婚恋为主题的大型真人秀节目，自开播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相亲浪潮。2010年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和《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文件，要求这两类节目禁止讨论低俗话题、禁止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念问题。江苏卫视也随即表示将严格把关节目品质。
一、电视文化的三种类型
电视文化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物，是一段时期内社会公众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集合。目前，我国的电视文化主要包括三种文化类型，分别是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这三种文化在电视的舞台上彼此交织，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节目形态。
1、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是一种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类型，它展现了国家的精神文明风貌，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的主流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电视作为大众媒体应体现党的喉舌功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节目的开办、“飞天奖”、“星光奖”的设立、《亮剑》、《潜伏》等爱国主义题材电视剧的亮相，都起到了宣传和强化国家主流文化的作用。
2、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是指“一种以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以娱乐为主要功能，并辅之以现代传播手段和经营、生产方式的文化。”①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是一种机械化的复制过程，其目的在于追求经济效益，这种商业化运作的核心在于如何更有效地抓住受众注意力。从1997年湖南台的《快乐大本营》开始，不少电视台在自身发展道路上都选择了娱乐化这一条捷径，全民娱乐的时代到来。
3、精英文化
长久以来，精英文化都是以大众文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一直坚持对大众文化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批判。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的文化，“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了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享有解释历史、评议现实和科学文化教育的职业特权，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②《对话》、《百家讲坛》、《高端访问》等节目的风靡体现了精英文化在电视节目里的独特魅力。
二、饱受争议的背后：三种文化的冲突
波兹曼说过：“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③《非诚勿扰》是一场娱乐的盛宴，在节目中观众可以看到帅气靓丽的嘉宾，听到动感的音乐，体验到新颖的节目设计。然而，从开播至今《非诚勿扰》也一直饱受争议，有相关人士指出节目存在造假、炒作之嫌，节目当中展现的价值观也值得商榷。在众多的娱乐节目中，《非诚勿扰》的被批并不是偶然，争议的背后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
1、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④。为了获得利润的最大化，娱乐节目带上了煽情化、低俗化的色彩，甚至不惜造假来换取关注，这些都是精英文化的知识分子们批判的焦点，娱乐节目成为了两者针锋相对的战场。
与其说《非诚勿扰》是一个电视的舞台，不如说它是社会的缩影，“拜金”、“炫富”等社会现象在这里被聚焦和放大，很多只能在私下讨论的话题却在节目中公开表现出来，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道德和价值观产生抵触。有的嘉宾在节目中有借“相亲”炒作自己的嫌疑，还有的女嘉宾对男嘉宾的身材指指点点，让节目多了一些低级趣味。中国的知识分子对高雅、纯净的媒介生态呼唤已久，他们不希望电视走向娱乐化，不希望节目中满是虚情假意，或是成为满足某些人低级趣味的工具，他们更关心电视的格调和品味，希望电视节目能更多一些真善美，多一些形而上的人文关怀。大众文化支撑下的娱乐节目正用看似合理的方式抢占了百姓的文化需求市场，在降低其审美标准的同时对奉行高雅艺术的精英文化进行解构，让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信念饱受打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的批评和呼唤显得单薄无力，需要更有力的手段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2、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在解释大众文化的同时引入了“文化工业”这个概念，他认为大众文化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受众的，因此是一种文化工业，其特征就是将文化作为产品，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大规模复制并向社会传播。媒介大批量地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并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巧妙地将意识形态植入到这些文化产品中，让受众在既定的框架内选择和接受。长此以往，社会大众将沉迷于媒介营造的环境中，在降低自己品味的同时丧失了思考和批判的能力。
与其他娱乐节目相比，《非诚勿扰》节目的火爆不仅仅在于节目本身，还在于每期节目中的人物和围绕他们所展开的话题，包括恋爱观、婚姻观、价值观等在内的各种观点在节目中相互冲击和碰撞，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思考。比如在面对金钱这一敏感话题时，许多嘉宾出格的言论让社会哗然，“宁愿坐在宝马里哭”、“我的手只给男朋友握，其他人握一下要20万”的言论背后折射出的是对传统爱情观、价值观的颠覆；“我特想拿鞭子抽他，编导可以给我一根吗？”这类明显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话语挑战了观众的忍耐力；还有的嘉宾竟公然表达了对农民的歧视，引起了轩然大波。对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理解能力的青少年而言，这样的言论很可能给他们带来误导，不利于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此外，还有人在节目外对嘉宾进行人肉搜索，通过各种途径曝光他们的个人信息，侵犯了嘉宾的个人隐私，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还有的网友对嘉宾在节目中的出位言论大为不满，在网上对嘉宾肆意辱骂，在全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在我国，媒体担负着树立正确舆论导向，建立和谐媒介环境的重任。“《非诚勿扰》中所展示的‘拜金’等婚恋观，恰恰是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所不提倡的，尤其是这些观念在电视上进行大肆传播时，其社会影响不容小觑”⑤，当国家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减少社会矛盾，国家主流文化也将担负起文化引导的使命，对大众文化及其产品进行引导和纠偏，以保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广电总局通知的接连下发无疑显示出政府加强对此类娱乐节目控制和监管的决心。
三、发展趋向：多元文化的融合
在娱乐节目盛行的当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也奋起直追，并开拓了自己的一片天空。近十年来，《对话》、《百家讲坛》、《感动中国》等节目相继热播，反映了受众的需要和品味也不一味是低层次的。细观这些节目，它们并没有板起面孔一味对受众说教，而更多借鉴了大众文化的成功因素，在选题上大多选择百姓关心的话题，在语言上更加平民化，表现手法更加多样，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牢牢抓住了观众。
自广电总局发文之后，《非诚勿扰》节目随即进行了反思和整改，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矛盾的调和。首先，节目从源头做起设置了“四道防线”以确保节目的真实性，并事先对嘉宾的性格、价值观等做了深入的调查。整改之后的《非诚勿扰》对价值观、作秀、造假等问题痛下“杀手”，让这些敏感的字眼不再于荧屏上出现。“近几期节目中，刻薄偏激、拜金炫富的言论，低俗、轻薄的作秀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爱情、婚姻的憧憬和向往，人与人之间的包容、谦和”⑥。整改后的《非诚勿扰》又多了一个节目主持人――黄菡，仅仅从她的身份就可见一斑：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师、社会心理学博士，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加入到娱乐节目中，看似戏剧实则严肃，可以说是大众文化向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妥协。黄菡在节目中的表现虽然并不高调，但在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时却能很好地利用自身特长进行解释或引导，宣传了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了节目的思辨性和理论深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节目的品位。事实证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这三者之间的渗透和调和是必然趋势，大众文化的传播需要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引导，需要精英文化的“传道、授业和解惑”，两者的加入可以提高节目档次和品味，从而雅俗共赏；另一方面，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传播也需要借鉴大众文化的节目样式让受众更易接受，从而实现三种文化的共赢。■
参考文献
①陈钢，《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48
②邹广文，《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14
③④尼尔・波兹曼 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114页、第36页
⑤陈立敏，《多维话语较量中的电视婚恋交友节目――以江苏卫视为例》，《今传媒》，2010（9）：80
⑥《〈非诚勿扰〉整改改走温情路线 摒弃拜金炫富言论》，新华网，http://n-
ews.省略/ent/2010-06/26/c_
12265878.htm。
（作者：渤海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学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