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铸，1921年出生，云南西双版纳人，1943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构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新时期统战、民族、宗教论文集》（一至五集）等著作，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3年8月12日，笔者应约敲开黄铸的家门，没想到黄老已经早早地起了床，一直在客厅里等候。黄老虽然九十有二，但精神矍铄。笔者刚一落座，他就围绕亲身经历的几个统一战线重要理论和学术问题侃侃而谈。笔者赶紧打开录音笔，录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起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几个文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后，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952年6月，“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中共中央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起草关于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
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负责对这个问题的调研工作，以便为中央决策提供政策依据。1953年4月，他带领调研组到武汉、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调研组的成员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郑新如、李维汉的秘书李逸云、国家计划委员会私营企业处处长勇龙桂，我当时是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干部，也被挑进了调研组。当时调研组对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事尚不了解，李维汉在出发前向调研组提出调查任务时，只说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
4月中旬，调研组到达武汉。在武汉调研的半个月内，我们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在汇报和座谈中，各同志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并希望李维汉反映给中央。李维汉要我起草了《武汉私营工商业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经过李维汉修改后，于4月28日呈送毛泽东。报告指出：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报告还反映了武汉的同志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劳动就业以及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统一领导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报告虽然涉及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的一些具体问题，但还未能从原则上提出和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4月下旬，调研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财经行政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调研组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些问题和意见，调研组逐渐抓到和把握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主题：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大量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后，认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已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其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已是半社会主义或过半社会主义，“除了给资本家保证一个最低利润而外，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区别”。调研组从而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二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三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四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些想法，是调研组内部多次进行讨论，并结合着学习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李维汉在讨论中作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到上海调查之后，调研组又到南京、郑州、济南作了一些补充调查。
回到北京后，郑新如起草了劳资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勇龙桂起草了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可惜这个稿子没有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于是，我自告奋勇，关门两天，写出一个稿子。这个稿子紧紧抓住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写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及生产关系的变化，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作用，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对资本主义工业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建议。两个报告经李维汉修改审定后，于5月27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调查报告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对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讨论中有同志表示怀疑。毛泽东肯定了报告的意见，并说实际上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还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要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因为所有权关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体上和基本上同国营工业一样。否则，要将工人阶级分裂为二，国营企业工人神气，私营企业工人倒霉。
刘少奇说，报告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
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对资本主义商业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将这项工作交给统战部主管（后因有的地方不同意交给统战部主管，毛泽东改为在中央交给中央统战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自治区委决定），并责成李维汉为全国党代表会议起草一个决议草案稿。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李维汉就主持决议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参加的人有许涤新、郑新如和我。毛泽东还派胡乔木来帮助。草案稿写出一部分，送给胡乔木。胡乔木把它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个条子“此件改起来还较为费事”。接着，毛泽东找李维汉去谈，说稿子中有些问题讲过了（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批评过头了）。毛泽东当即决定：决议草案不写了，你们去写给财经会议的报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