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层崛起对执政党提出新要求
一个非常积极的政治信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社会阶层在迅速壮大。据有关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新社会阶层及相关行业从业人数已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使用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
新社会阶层崛起表明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转型。所谓“新”是相对传统社会阶层而言。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阶层单一，基本上由工人、农民、军人和党政官员组成。社会阶层单一表明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并不复杂，协调这些社会阶层的利益也相对容易一些。
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和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最显著的就是专业社会阶层的崛起。专业人员尽管在改革开放前也存在，但他们人数少，很难构成一个阶层，更难以形成自身独特的利益。今天的专业人士阶层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也对管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换句话说，没有专业人士这一阶层，现代社会就很难运作。
新社会阶层崛起，必然要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中有所反映。2007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表示执政党要调整统一战线工作，把新社会阶层作为新统战工作的重点。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政治信号，表明执政党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执政方式，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成功之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搞激进的民主化，但执政党一直试图调整国家的管治模式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表现在新社会阶层政策上，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模式，一方面鼓励发展，另一方面不断及时地把这些新阶层吸纳进政治领域。在一些搞激进民主化的国家，新社会阶层要么和政府之间呈现紧张关系，要么就成了政府的反对力量。相对于这些国家，中国政府在处理与新社会阶层的关系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为了有效吸纳新社会阶层，中国已不仅从法律上保障其利益(如修改宪法以保障正当的私有财产)，而且为这些阶层提供管道让其成员参与政治，从而影响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如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伴随着总体政治环境的变化，新社会阶层也越来越成为执政党统战工作的重点，并且已提上制度化层面。
政策倾斜要防止政策走样
新社会阶层有参政的要求，最自然不过。这不仅因为这一阶层对整个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更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制定的政策或多或少会影响其利益。但在吸纳新社会阶层的同时，政府也有必要考量如何进一步改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策的偏差，另一方面保证政治制度对各社会阶层的公平与公正。“统战”千万不能成为一些社会阶层享受的政治“特权”。面对新社会阶层崛起，统战向这些社会阶层倾斜是必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政策很容易走样，尤其在一些地方，往往存在“收买”现象：有钱的商人热衷于给自己加上各种政治光环；官员为了各种目的经常给有钱人一些政治头衔。越到基层，这样的问题就越大。
一旦“统战”成为特权的途径，腐败便由此而生。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也有可能因此失去保障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功能。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保证社会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在中国，这一政治职责毫无疑问地落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身上。从国内这些年的发展动态看，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仅仅是近年的热点“社会正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那就是：处于社会经济大转型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党的开放性与中国政治的开放性
从深层次看，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开始关注，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僵硬不变，而是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不说上世纪90年代党所发生的变化，即使最近5年，也就是十六大以来，中共已发展了1200万新党员。到2006年底，中共基层组织已达到360万个。在241万个非国有部门企业中，有将近18万个成立了党组织。从党员的社会经济背景看，中共已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基础向多元化转型。改革开放前，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和解放军是中共社会基础的主体，这些社会阶层或团体在党内构成中所占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例如，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济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占21.4％，私营企业主占5.1％。党员成分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十七大代表的构成上。
从积极方面看，这些变化表明党的开放性和中国政治的开放性在逐渐提高。从世界政党的发展历史可知，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持续的。除了开放性，党的可持续发展还取决于党的政治公正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从各社会阶层中录用党员，这些都是党的开放性的表现，但这并不能表明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可以在党内得到同样的体现和保护。一些新社会阶层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能量影响党的政策，但弱势群体又怎样呢?要保证基本的政治正义，就要从制度层面实现党内民主，保障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公平聚合、表达和实现。
经济不平等要由政治来纠正
多年来，海内外研究中国问题往往把重点放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发展方面。实际上，真正具有实质性发展的是党组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变化表示关注呢?这是因为，尽管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们发现这个结构内部的变化已经从不同的层面、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到了自身的利益。执政党主导中国发展政策的方方面面。党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变化可以说是一次利益和权力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再分配。一些社会阶层在这种变化中获得了较大利益，另一些获利较少，还有一些不但没有获利反而受损。这种状况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希望党朝着符合它们各自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目前的中国，执政党不仅要依靠新社会阶层来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要协调各社会阶层的利益，保障基于公平正义之上的社会稳定，所以在强调新社会阶层的同时，不能忘记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在和平建设时代，各社会阶层应当拥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绝对不能根据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重要性来确定其政治重要性，更不能因为该社会阶层的经济重要性为其提供特殊的政治参与权。工业化和商业化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经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对整体社会的负面效应要由政治来纠正，在发达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温家宝总理曾经就解决中国的收入不公平问题提出建立“穷人经济学”，这个说法很形象。同样，若要保证政治上的基本公平，中国就必须建立“穷人政治学”，让穷人的声音也能在国家政治上得到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