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与中国外交理论
【内容提要】 战后国际体系经历了从分裂走向整体的过程，中国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人们应一以贯之而不是分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一直是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但在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实现不同文明、价值、制度和道路之间的互相承认与尊重、和谐与共生，避免国际体系分裂对抗，仍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概括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样本。当前国际体系经历的从转型到定型的过程，必然也是一场知识范式革命。中国外交理论的解释体系并非只能解释中国自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能解释他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为处理这种关系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经历理论本土化阶段后，实现国际化和在外部世界的当地化过程。
【关键词】 战后国际体系 中国外交史 中国外交理论 国际化 当地化
【作者简介】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外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5）03-0001-13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503001
一、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国际体系是一个名或者概念，这个“名”随着时代变化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不同国家在使用“国际体系”这个概念时，其所指往往有所不同。从法律意义上看，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形成了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直到1971年才恢复合法席位。没有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以及广大亚非拉独立国家的加入，联合国体系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冷战期间，为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战略，当时的外交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寻求国际上更多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同时，联合国体系也持续扩容，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体系。与其刚成立时相比，今天的联合国成员数量翻了近两番。此外，随着战败国日本、德国（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相继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员体系与其初创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既不将新兴独立国家排除在外，又吸纳了战败国，因此早已不再是创立时期的体系，今天的联合国最能反映主权国际体系的全貌。
从国际政治、经济组织意义上看，“国际体系”的含义则更为复杂。美苏冷战爆发后，世界出现两极政治状态，国际体系由此也分裂为两个体系，美国和苏联分别组建起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两大阵营，各自所言的“国际”体系含义不同，不少新兴独立国家被迫卷入两大体系竞争之中。两大体系之间互相隔绝，来往不多，尤其在经济层面；同时，两大体系内部也逐渐出现分裂，加上越来越多的新兴独立国家不愿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在国际上高举不结盟运动旗帜，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大体系逐渐显现出瓦解的迹象。苏联解体后，两个体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人们现在所说的“国际体系”，更多是从全球或世界整体意义上来讲的，与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或社会主义国际体系的语境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北约军事联盟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深深打上冷战和美国印记的组织体系至今仍然存续。这类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虽然经历多次扩容，但主导权基本还是掌握在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以及跨国公司手中。从词语政治学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这一支国际政治理论传统中，尤其喜欢用普遍性词语来命名许多功能性组织，例如以“国际”、“世界”、“全球”等普遍性修饰词语，使得不少西方世界内部组建的国际组织从一开始就给人以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心理效果。当然，不在这个体系之内的国家往往被归为“异类”、“另类”、“不入主流”、“自我孤立”等。这是我们读西方政治学著作和外交措辞时需要注意的一个词语现象。
在战后国际体系复杂演变中，中国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里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认识，或者是对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国际体系两个阶段彼此关系的看法。目前，官方以及一般外交史教科书侧重于分述这两个阶段的外交，将其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学界研究来说，有一种观点至今仍然在国内外中国外交史叙事中比较流行，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被孤立在国际体系之外，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甚至是革命者，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国际体系战略，开始主动“加入”、“融入”国际体系，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
本文认为这种历史叙事方式需要改变。我们应该坚持一以贯之的一期法，而非两个阶段分立的分期法来看待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简单地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而在改革开放后才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贡献者，既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且容易导致反向心理暗示效果，即中国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对国际体系有所贡献。显然，这种叙事和分析方法多少受到英美国际关系史标准的影响。在英美国际关系史叙事中，其讨论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指由其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与这个体系交往不多，被人为排除在该体系之外，因而按照其外交史叙事，自然习惯于将新中国说成是这个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甚至是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合作者”。因此，看待中国在战后国际体系演变中的角色，应该坚持连贯而不是割裂的原则来进行分析，准确地说，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一直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这样也就完整了。
中国一直是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段时间与联合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包括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操纵联合国拼凑“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半岛局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阻挠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即使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并没有否定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新中国用了20多年的时间，最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被人为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年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同新兴独立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并不相悖，反而是对其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中国也一直是联合国尊重主权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维护者。因此从联合国代表的主权国际体系来说，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和革命者，改革开放后才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这种说法既不全面也不客观，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际体系”含义的不同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