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持久战》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摘〓要]《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在文中提出持久战战略方针，科学预见战争进程，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念；深刻揭示战争本质，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规划了夺取胜利的军事路径；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掌握了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为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论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牺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之所以说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不仅因为它始终坚持抗战，始终维护团结抗战大局，更因为它以正确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了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是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深入研究其思想内涵及对抗战胜利的重大意义，对全面科学地认识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大有裨益。
一、提出持久战战略方针，科学预见战争进程，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念
近代以来，我国在反侵略斗争中屡屡战败。“九一八”事变后，一些人宣扬战必败的“亡国论”，拖延了反击日本侵略的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亡国论”再度甚嚣尘上，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宣扬“再战必亡”蛊惑人心。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希望在英、美、苏等国的干涉下尽快结束战争。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又冒出了“速胜论”。《大公报》的文章就指出，“这一战就是准决战”，日军在此战中失败了，“就离崩溃不远”。在共产党内，也有不少人认同“速胜论”，对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理性认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蔓延造成了严重危害，极易导致战略误判，扰乱抗战的正常进程。
早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p153。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了有效肃清“亡国论”“速胜论”的恶劣影响，正本清源，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持久战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证。他从时代特征、军事力量、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方面，对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考察。他指出，日本发动战争于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处于退步的时代，虽然在军事力量、军事设备、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远远强于中国，但发动非正义、退步、野蛮的侵略战争，必定会受到本国人民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加之“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2]p452，必然难以支持长期战争。反观，中国则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已经拥有了先进的领导阶级，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和数十年的革命经验。而且“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2]p452，正义、进步的反侵略战争能够得到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所以绝不会亡国。但是在全面抗战初期，“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2]p460，所以中国也不会速胜。经过系统的比较分析后，他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亡国论”“速胜论”都是非科学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2]p515。
为了进一步细化持久战的战略构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量与质互变原理分析战争中中日两国实力的发展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科学预见了战争进程。抗日持久战具体体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2]p462。在前两个阶段，对我方而言重点在于实力的量的积累，以期扭转战略态势，促成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具体而言，在战争中，中日实力对比，中国将呈现出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的总体趋势，即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的战略转变。面对实力强大而后劲不足的敌人能否赢得战争的胜利，“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能否“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2]p465，以局部量变促进整体质变。
毛泽东反对对待战争问题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准确把握了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力地批判了对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使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深入人心。《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率先掀起学习热潮。党还通过报刊、报告会等多种方式在国统区进行宣传，很多有识之士为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深邃思想所折服，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著名文艺理论家林默涵先生回忆：在《解放周刊》上读到《论持久战》，“越看心里越亮堂， 越看越高兴”，“仿佛自己换了个人一样， 由茫然变得有信心了”，因此“决定到延安去，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去学习马列主义”[3]。这就为引导人们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正确轨道上来作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发行后，影响扩大到海外，对国际社会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深刻揭示战争本质，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规划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军事路径
列寧指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4]p205。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联系和区别。他指出，一方面，“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2]p479；另一方面，“战争有其特殊性”，为了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需经历战场厮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2]p480。通过分析，他得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2]p480的精辟结论。此外，他还明确提出：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2]p482，这“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2]p483。他对战争本质的深刻分析和高度概括，帮助人们认清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目标，积小胜为大胜，才能最终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