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群众观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摘 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历史悠久，自商周时期“敬天保民”到春秋战国“仁民”、“贵民”、“君舟民水”，再到汉唐宋明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以及明清时期“民为主，君为客”、“忧民之乐”的完善。传统民本思想为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而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尤为受其影响。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及具体工作方法”为主的群众观。毛泽东的群众观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关键词：传统民本思想；群众观；毛泽东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1.033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1-0038-05
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从萌芽形成到发展，逐步从“信鬼神”转为“重民保民”、“当于民监”等民本思想，其经过春秋、汉唐、明清时期的发展，逐步形成“民为国本”、“立君为民”、“安民养民”等思想。传统民本思想表明了政权取得及巩固的关键，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时期，提出并完善了他的群众观点，结合相关民本思想，形成了“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历史主体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工作方针、“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一、“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对“民为国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在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丰富和扩大了人民的内涵。我国传统民本思想家中的人民是指子民或百姓，是和君主及官吏相对应的，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对象。人民是一种等级的体现，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君主是社会的主宰，官吏是命令的执行者，人民则是几乎没有政治权利的劳动阶级。传统社会将人民百姓作为与统治阶级相对应的阶级，人民的内涵简单化、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对立化。即使古代统治者及思想家重视人民的力量，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君主的统治。古代的“民本思想”只有“民享、民有”的含义，但是缺乏“民治”的内涵，不具备民众管理国家的意蕴。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实际的变化，不断地赋予人民以不同的内涵，扩大其适用范围。毛泽东将人民群众视为国家坚实的维护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充分把握人民的伟大力量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人民的范围，重视人民的力量。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群众”有多种表述，他认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毛泽东同志认为人口众多的农民、工人是人民群众，他们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基础。在不同的时期，毛泽东赋予人民群众不同的内涵。在第二次国共对峙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后来随着实际变化情况，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被纳入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毛泽东认为普通大众，只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建设的就是人民大众。这与传统民本思想对于人民的涵义概括及阶级地位的划分有极大的超越。
其次，在传统的“民为国本”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深刻阐述了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的思想。“民本”是对《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简称。在殷商时期，统治者就逐步意识到人民群众的重大作用，“桀不务德而武修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商。”[3]牧野之战商朝灭亡，周公提出了“敬天保民”等思想。周公认为，统治者要善于体察民情，谨言慎行，不得骄奢淫逸。统治者需“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4]。这些民本思想家认为，普通民众是立国之本，与民为仇，民必胜之，国由民兴。西汉贾谊认为：国家以民众为本，君主和官吏的产生都是以民众意愿为根本，民不无以为本。除此之外无其他，灾难与福祸不在天地，而在士民。
民本思想家们看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人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但是，毛泽东同志则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他对人民作用和地位的肯定，远超古代政治家，他认为社会历史均是由民众创造的，在我国近代社会急剧变化时期，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和领导者，是革命的最坚定的部分，而数量众多的农民是革命的坚强后盾，他们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在1925年前后，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认为，革命中需分清敌人和朋友，中国工人阶级和占人口多数的贫苦农民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要团结真正的朋友，重视农民和农村的作用。在《湖南農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认为农民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5]毛泽东肯定农民的力量，认为农民是中国共党领导革命的依靠。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更是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人民不仅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人民群众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民心向背、万众一心，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哪怕是在封建王朝时期，毛泽东认为农民组织的反抗、起义等，也推动了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以及君主对百姓利益的关注。民众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毛泽东曾经指出：“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7]
不仅在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坚持要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他认为，人民有无限的潜力，要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8]精神产品也是民众的杰作，是民众智慧的结合，同时它们深刻反映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美好向往。“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9]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就提及农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文化，地主占有了由农民创造的文化。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物质财富创造基础之上，人民也创造了精神文化，而且任何精神文化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否则会变成“无源之水”。相较于传统民本思想承认民众为立国之本，君主要顺应民意、重视人民的作用而言，这样一种群众观，深刻且具体地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真正动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