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老王》是一篇被选入人教版、苏教版等多种中学语文教材的经典散文，该文以平和冲淡的语言记述作者和三轮车夫老王交往的一些往事。这样一篇内涵丰富的文章，被不同的教师进行了不同的教学解读，被不同的课堂演绎出不同的模样：有人认为“老王、杨绛和《老王》的存在是民众道德和精神高度的标志，我们从这样的存在里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温暖，这种温暖是良知与道德普遍匮乏时代的一缕春风”：有人认为“杨绛的《老王》不仅是要让人们为善良而感动，更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个动乱的年代，不要忘记苦难中那不灭的人性光辉”；有人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感受老王的善良和杨绛人格的高尚”为教学内容。凡此种种教学解读虽然是正确的，但毕竟没有什么意义，都是对作品道德价值的宣讲或者对文本表层意义的复述，是学生初读即可知晓，或者教师稍加点拨即可领悟的浅层的东西，是对学生生存发展没有多少用处的东西。作品要表现的是杨绛这位历尽沧桑的智慧长者耗费“几年”光阴才“渐渐明白”的深刻的人生智慧，而绝非仅仅刻画老王和“我”这样的善良的人，描述那个“动乱的时代”，让人看到“苦难中那不灭的人性光辉”那么简单。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人思想发育，精神成长，从而点燃读者人生航程的心灵灯塔，照亮读者幸福的人生。解读《老王》，我们不仅要知道杨绛是善良的，还要知道杨绛是幸福的。而杨绛的幸福感来源于她感知幸福和获得幸福的智慧。我们要从《老王》中汲取文本所蕴藏的人生智慧——做幸福人的智慧，以使自己学会做宁静的、慈悲的、知足的幸福人。
一、平实的语言透视着宁静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一般而言文本的行文方式往往正是作者的生存方式。因而，我们应该从文本的语言特色入手，体悟作者的生活态度。《老王》一文的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平平淡淡，沉静简洁。杨绛夫妇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而杨绛对此不仅没有痛恨，没有控诉，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没有铺排，没有渲染，甚至没有客观的叙述，而是能隐则隐，不能隐处，只是淡之又淡地像是不经意地一提：对于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痛苦经历，只是淡淡地说“那时候我们在干校”；而对于丈夫钱钟书被迫害致疾，也只是平静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如此平淡沉静的语言表现的是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的平静、淡然和旷达。要真正了解杨绛的内心世界就必须从文本入手，从语言入手，因为“只有通过意义单元的媒介作用才能把握生命”。我们要着眼于文本平实的语言特色，在《老王》这个“意义单元”中“把握”杨绛平和宁静的生命状态，从而达到一种没有东西能够打扰的宁静状态，一种平静面对不可改变的遭际的宁静状态。要幸福地生存就要有这样宠辱不惊、看淡风云的生命状态。
二、空白处蕴涵着慈悲
在文章末段有这样一句话：“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可见，老王临死时拼尽全身力气并且倾其所有来向杨绛表达“谢意”，这是多么强烈的感恩之情。是怎样的“恩惠”值得老王如此做呢?答案只有一个，一定是杨绛夫妇为老王做了很多，而使老王觉得亏欠杨绛夫妇。然而从文本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老王给予杨绛一家的“恩惠”，而对于自己给老王的“恩惠”却只字未提，出现了空白，只有一处——“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而且还是“我女儿”，至于“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以及几处付钱的情节，根本算不得什么“恩惠”。这种对材料的裁剪、详略的处理，本身就表现出杨绛并没有把自己对别人的好放在心上，却把别人对自己的好牢牢记在心间，念念不忘。不仅如此，杨绛还认为自己对老王的关爱还是不够的，因此，虽然自己为老王做了很多，也还是有“愧怍”之情。巴尔扎克说：“悔和爱是两种美德。”杨绛的“悔”就是“爱”的表现，而绝不是有的老师所认为的那样：“‘隗怍’之感应出于人物情感收支的不对称，即老王给予杨绛的关爱和帮助几乎已倾尽他之所有，而杨绛之于老王则只是她之部分。”文本叙述中的空白以及杨绛的“愧怍”都是更博大的爱的表现形式，是慈悲情怀的表现形式。狄尔泰说过：“我所理解的生命表现不仅是那些意指或意味着某种东西的表达，而且还包括无意表达精神的东西然而却是这精神的东西为我们所理解的一切东西。”，杨绛有意表达的“愧怍”之情，与她无意表达却为我们所理解的“精神的东西”恰恰是杨绛的慈悲情怀，而这种慈悲情怀才是她的“生命表现”。我们要在空白处读出杨绛的慈悲情怀，这就是做幸福人的智慧，一个对他人没有爱、没有慈悲之心的人是不会有幸福的。
三、矛盾处彰显着知足
库恩说过：“当读一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先寻找文中显然误谬之处，然后问自己，一位明智的人怎能写出它们来。当你找到答案时，……当这些段落可被理解了时，你会发现，一些你先前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的重要段落现在已经改变了意义。”《老王》一文中就有“误谬处”、矛盾处，如文末的“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一句。老王无疑是一个“不幸者”，而那个“幸运的人”无疑是作者自指的了。然而杨绛并不“幸运”：“‘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表明杨绛夫妇受到了迫害：“老王哑着嗓子悄悄问：你还有钱吗”，可见他经济的窘迫；一对以笔墨为重的夫妻被下放到“干校”劳动锻炼，可见她们身心俱疲：再联系她的女婿在那个时代死于非命，可见她实际上是不幸的。而不是教学参考书上说的那样：“老王是物质生活的‘不幸者’，我是精神生活的‘不幸者’。只不过就生存条件而言，‘我’是‘幸运人’。”那么，我们要追问，不幸的杨绛为什么还说自己是“幸运的人”呢?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作者叙述老王的苦难很详尽，而对于自己的苦难则要么不提，要么一带而过，看重别人的不幸而看淡自己的不幸，表现的是杨绛内心对自身苦难的淡然与释然，更表现了杨绛的幸福观：总有过，总有，总会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不是最不幸的就是幸运的，所以我永远是幸运的、幸福的。这种幸福观的核心就是永远知足。美国哲学家所罗门说过：“我们倾向于主要用内在的满足或活得好的感觉来理解幸福……不管别人怎么想，即使一个人被认为是极其不幸的，只要他自己对生活的现状感到满足，那么他就是幸福的。”幸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以得到的，在我们还没有过上好的生活时，我们是能够——在我们的意义上——幸福的。这种幸福观在大时代对小人物的挤压中为杨绛支起心灵的庇护所。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我们要学会树立这种对自己的生活知足的幸福观，这对我们的一生都是有益的。
我们要从《老王》中读出宁静、慈悲和知足。也许有人说作者主观上的创作意图并非要告诉读者这些，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是文本客观上“所能有的”。利科尔指出：“理解一段文本不是去发现包含在文本中的呆滞的意义，而是去揭示由该文本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阅读要重在领悟文本“所能有的”，以及对自身精神成长有益的东西，重在从文本中“我悟”，而不满足于“我知”，这样的阅读才是创造性的阅读。
如果读者一味执著于对文本的表层解读，只能说明其思考的缺位和思想的浮泛。而如果拆除了思想的梁柱，得到的只能是一堆似是而非的文本碎片和不着边际的臆测尘埃，以致经典的魅力涣然消逝，读者不能从作品中汲取人生智慧，这无疑与作者的初衷大相径庭，也与阅读教学“立人”的根本目标不符。“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由来已久的答案是，学习出智慧。”我们要从作品中汲取生存智慧，构建出自己的精神大厦，学会做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