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延安时期中共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农民参加抗战和建设的积极性，为最终战胜敌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动力源泉，同时也为农民教育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和改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延安时期农民教育的历史遗产，切实关注并兼顾农民利益诉求，让农民共享改革成果，从而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
〔关键词〕延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D4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068-06
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革命年代还是百废待兴的建设初期，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共颇为关注、着力解决的主要议题。”〔1〕延安时期，中共利用相对安定的革命环境开展了声势浩大、颇具特色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抒写了边区教育的华彩乐章，为抗战胜利和边区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教育资源。当前，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育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针对性，凸现实效性，是新时期党对农村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动回应社会现实的理论任务。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农民教育的历史经验，凝炼其对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一、延安时期党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动因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延安的中心话语是革命，抗战被溶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边区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的灵魂。
农民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的普遍的社会教育。就当时中共开展农民教育而言，一方面“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使能运用文字获取知识发表思想意见”;另一方面“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能，动员群众参见救国实际行动”。〔2〕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毛泽东把战争与生产、文化并列，强调文盲的军队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一切工作围绕抗战中心任务展开，动员民众参与抗战、汇聚成革命的洪流是抗战胜利之本，而要动员数以亿计的广大民众，不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是无法做到的。
一是文化启蒙，提高民众抗战知能。战争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文化的比拼。历史反复昭示，没有一定文化底蕴的民族不仅难以抗衡强大的敌人，更无法获得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抗战的胜负最终取决于多种力量的博弈，尤其是人民民主力量的强大。这一点，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已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4〕而动员、组织群众最好的办法就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革命自觉性，激发革命热忱，使其自觉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来，进而造成“陷敌于汪洋大海之中”。
革命的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5〕就当时边区实际而言，拥有众多不识字的广大文盲，这既不利于国共联合的民族抗战，也不利于中共政策在根据地的有力推进。文化教育的极端落后，造就的乡村民众自然是文盲、思想愚昧和保守。〔6〕中共中央转战到延安前，该区域堪称文化教育的荒漠。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民众文盲高达70%，农民子弟大多没有上学机会，儿童失学率高达95%以上。能够上学的只是地主阶级的子弟。中学生更是沧海之一粟，屈指可数了。有限的文化教育大多素质不高，有的连一般常识都不懂。以清涧县1941年社会教育统计的数据为例，“全县84024人中仅有大学生3人（均为男性），中学生为25人（女2），师范生45人（女5），高小生158人（女3），初小生2231人（女551），合计占总人口2.93%，青壮年文盲65791人（女33440），占78.3%”。〔7〕其它区县情况大多如此。林伯渠为此忧虑地指出：“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平均起来，识字人口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8〕因此，扫除文盲，就成为边区政府对民众开展普遍的民族教育的先行条件。
二是政治动员，汇聚抗战的革命洪流。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但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加之深受数千年封建习俗影响，农民的消极作用也不可小视。毛泽东指出，民众不能自发地成为革命力量。要依靠民众，就必须动员民众，这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对动员农民有过十分精辟论述。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愈加感到民众动员的重要，多次撰文疾呼“唤起民众”，以造就革命的洪流。他强调，“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9〕
有效的政治动员可以提升民众的革命觉悟。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革命先行者的率先觉悟外，尚需绝大多数民众的普遍觉悟和积极参与。处于落后农村环境下的边区政府，要有效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其他政策，更需要高度政治觉悟的民众。从一般经验看，由于普通民众长期以来深受封建传统意识影响，逆来顺受，如果不是“生存无门、活不下去”，大多不会主动选择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外，当民众未能觉悟到与革命保持同向互动的时候，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推动力量，甚至有可能为敌人所用，成为革命的羁绊。要使民众觉悟起来，须得充分政治动员，让其丢掉幻想，投入到革命实践中来。因此，要赋予民众以阶级意识，输入革命话语。同时，政治动员不是一次就完成的，需要持久反复地动员，也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三个必须”，即“必须经常，必须普遍，必须深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