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权力的更替
五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国乡村的，不仅是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引发的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且也是国家政权的力量逐步下行，乡村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乡村权力结构不同于有严密的组织形式的国家政治，它是与乡村生活融为一体的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权力，依靠这种权力来处理乡村公共事务和维持公共秩序，以及在乡村公共事务联结上的人与入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社会里，“王权止于县”，乡村权力的执行者是乡村的上层精英。他们连接国家权力，但他们的权力并不全部依托于此。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依靠宗法礼俗、个人的道德魅力、财力，当然，这其中少不了的还有强人的手段和意志等复杂的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权力系统在构成上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并成为乡村权力系统的一个核心的构成因素，其他因素则在这个核心周围以
在《创业史》中，柳青以他的方式叙述了这一过程。土改以前的乡村权力体系，是由蛤蟆滩以外的地主吕老二和杨大剥皮构成第一层，再由蛤蟆滩村内的姚士杰这样的富农构成第二层，以下是郭世富之类的富裕中农组成第三层，再以下就是郭振山一类的乡村能人，压在最底层的，是梁三老汉和任老四这样的赤贫者。蛤蟆滩是一个杂姓村落，血缘纽带相对单薄，宗法势力在这里形成的力量是在各个家庭和家族内部，主要是显现在各个家庭和家族对抗的时候，但总体上说并不强势，不象《白鹿原》中的白鹿村那样由一个大家族统合，构成一个严密的宗法家族。蛤蟆滩与周围相比较，自然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是，它的生存资源仍然显得相当的短缺和紧张。“一个三合头瓦房院”就可以成为梁三老汉一生的梦想，大部分村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们住在土墙稻草棚里，春天害怕大风揭去棚顶的稻草，秋天又担心霪雨泡倒土墙”。即使是富裕人家，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高，生存的压力使得财力在村内的权力构成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以上所说及的四个权力层次，主要是以财力为标准形成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头，富裕中农是受人敬重的人物。他们因为有一匹好马，或者因为有一个大家庭，或者有一个拿高薪的中学教员，就在周围的村庄里很有名气。”郭振山虽然能力不下于姚士杰，但由于财力不足而无法与之抗衡。人们道德评价是构成乡村权力的另外一个因素，但《创业史》中整个旧有的权力体系的执掌者却是堕落的。这只要看两个地主的绰号就知道：吕二细鬼、杨大剥皮。他们由于对生存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方式而与他人形成强烈的道德冲突。不仅是地主如此，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也是如此。《创业史》对他们的这种否定性道德判断，为权力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合理性的预设。
土改后，随着地主阶级被消灭，国家以暴力瓦解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体系的主要部分。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成为乡村社会的唯一的权力机关。取而代之的权力精英只有融入政权体系成为“干部”才有话语权。在土改运动中，蛤蟆滩一些有进入权力结构的渴望的人纷纷用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孙水嘴、白占魁这样的人物，由于自身的不足，不符合这个新的权力体系中由国家掌握的择任标准失败了。成为蛤蟆滩新的权力体系的核心的是郭振山。这一方面是他符合新的国家政权的标准，另一方面是他们得到了村民道德上的认可。在这个新的权力阶层的形成过程中，主导力量是外来的国家意识形态。财力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原来趾高气扬的富农姚士杰小心翼翼地摆下酒席请贫农高增福，结果弄得灰头土脸。
二
不过，乡村权力有它自身的逻辑，它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并不相合。柳青在他的散文《王家斌》中这样说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他开会训话、批评人、和人谈话、商量事，开口闭口‘政治意义’，常引起人们善意的笑。”①小说第一章郭世富架梁时，孙水嘴和那个“恶作剧的中年人”对于梁三老汉的嘲笑和戏弄，实际也是加在正组织建立互助组的梁生宝身上的，梁生宝是衬里两个党员之一，但他却是贫穷的。国家自上而下的侵入力量与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处于博弈与互动之中，这两种力量交错在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或政治格局的变迁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当土改结束后，乡村权力构成最重要因素之一的财力在蛤蟆滩又开始呼风唤雨。“姚士杰和郭世富之类在农村中，当时是经济上有势力的人物，暗中使着劲，竭力想促使这种分化加速。”在上级发动的“活跃借贷”动员会上，那些“衣裳褴褛的庄稼人”“坐在教室里不走，理直气壮地想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可是姚士杰根本没到场，富裕中农郭世富的表现是“向前走了两步，挺着胸脯，好象故意让大家拿他的整洁的黑市布棉袄和高增福的开花棉袄比较一下似的”。不仅对郭振山的动员不理不睬，反而冷嘲热讽。结果，“好象照脑袋被抡了一棍，郭振山有一霎时麻木了”。“他变成了一个又憨又大的粗鲁庄稼人，猛不防蛤蟆滩有势力的人物袭击他。”可是在土改运动时，“郭振山在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去，踩得土地都在颤抖。他是蛤蟆滩第一个要紧人”。他在建村小时指定姚士杰捐四棵树，姚士杰只能乖乖答应，郭世富也赶紧做出主动的姿态。同样的情况还不止发生在蛤蟆滩，在这次活跃借贷运动中，“全乡五个行政村，连一个村也没发动起来富农和富裕中农!”显然，作为一个与现代动员型政党严密结合起来的国家，其权力要介入乡村社会，就必须从中找到受它的意识形态严格熏陶和组织训练的党员，并将党员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基层干部。然后通过依靠这批干部把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权力系统进行重新组合，而不是对原有的权力构成的认同。
追求社会公平的革命理想不能容忍财富的力量在乡村权力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所需的资源也必须从乡村汲取，所以国家政权必须对乡村社会加以严格的控制。这种外来力量足够强大，它不会容许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进行。它要求乡村精英紧紧地依附于国家。乡村干部为了保住权力和不断得到提升，必须认真执行国家的政策，赢得国家的信任，不论他们对于国家政策的看法如何，也不论这些政策与他们的利益是否统一。不幸的是，郭振山显然没有弄清这一层意思，他的“退坡”是他认同乡村权力构成的逻辑的结果。
不仅是郭振山，蛤蟆滩的人在一开始都不可能对国家权力完全认同。象姚士杰这样在蛤蟆滩富有财力的人家，有着除了富足的生活以外的权力追求，“他平生的理想，是和下堡村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三足鼎立，平起平坐，而不满足于仅仅做蛤蟆滩的‘稻地王”’，“解放前，全蛤蟆滩的公事，都从他姚士杰的口里出。他从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去，两旁稻地里干活的穷庄稼人，都停住活儿，向他招呼”。后来，郭振山取代了他的地位。土改后政治压力一减小，他自然想凭借他手中所掌握的财富，恢复他曾有的地位。其实对姚士杰而言，也未必反对新的国家政权。他说：
旁的富农怎样，我不知情。我这个富农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