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的贺辞中指出：88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140多名中共代表，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郊区五一村，召开了中共六大。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共六大的历史引起了各国特别是中俄两国的史学专家和革命者的高度关注。为了深刻理解习总书记对于中共六大精辟概括的“特殊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以中共六大的信史为据，准确认识周恩来对于中共六大的特殊担当与重大贡献的历史真相。
是作中共六大两次科学总结报告的中共领导人
周恩来不但是中共六大的组织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两次对六大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出科学的系统报告的中共高层领导人。
第一次是1944年3月3、4两日，在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他说：“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按理应当比别人认识的更清楚些。我觉得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在报告中扼要介绍“六大”情况，分析“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六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问题，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缺点是没有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六大”是直接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它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
第二次是1960年7月14、15日，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做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讲了中共六大的历史。他说：“‘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召开的。中共有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向忠发等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75个代表中，有41个工人，后来叛变的16个‘六大’代表中，有14个工人。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的人，一个是布哈林，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分，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没有被选入。”“‘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
这两次重要的报告，是研究中共六大的经典，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党史、历史学者正确研究与认识中共六大的“特殊的历史意义”，指明了正确方向。
是为召开中共六大做了极其重要筹备工作的领导人
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中共独立领导的新时期。但在如何认识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中共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例如1927年11月中共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就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尽快召开中共六大，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所以，中共“八七”会议就提出召开“六大”的问题。在此之前的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停职，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反共态度急转直下地明朗起来。在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的五人临时常委分工，周恩来担当了两项重任：一是负责极其繁重而艰巨的组织工作，紧急撤退大批共产党员，把大革命时期处在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二是中共中央断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前委书记，领导发动“打响武装反动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这两项重任既是为党的六大召开做准备工作，又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六大”的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问题报告的两个重要报告的报告人。他赴上海参加11月9至10日的紧急会议，参与讨论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并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代理组织局主任（不久正式任主任），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对于“六大”的召开，周恩来主要做了以下几点重要的准备工作：
一是开始探索对于革命形势、任务、前途的研究。周恩来刚回到中共中央工作不久，对全国的革命形势一时还没来得及有清楚的了解，仍然认为依目前工农群众需要进行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并没有低落，而是继续高涨。对于这一错误，周恩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讲中国革命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问题。”
二是保护党的革命力量，防止重大损失。尽管周恩来当时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形势还认识不清，但是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危险的，会招致重大的损失，因而在为“六大”准备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中，注意保护党组织、防止军事冒险行动，避免了一些重大损失。1927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浙江省委决议的《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时发言说：“这一布置恐怕太乐观了。”会议决定由他起草中共中央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你们上次的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际中央未予核准。”浙江“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浙江省委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和工农群众组织，指导他们“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这一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是可以创立起来的。”1927年12月长沙“灰日”暴动和中共中央曾抱有很大希望的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中的多数人在残酷的事实教育下，对暴动开始有新的认识。1928年1月30日，周恩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和《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的两个决议案，他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中央对暴动问题是一天一天清楚的，湖北问题对暴动的认识是有帮助的。长沙的暴动，我第一天即觉得是过早的。”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湖北工作的文件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有无政府主义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即认为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要求湖北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