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转换与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发展


  [摘 要]在当代中国,所谓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新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历次重大的思想解放,都是以中国发展问题的转换为背景,其包括发展基础的重新确立、发展路径的重新选择和发展模式的转变等,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发展观;发展基础;发展路径;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6;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1-0017-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与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新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历次重大的思想解放,都是以中国发展问题的转换为背景,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发展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问题经历了三次转换: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面临的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中国,如何摆脱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影响,走出新发展道路的任务,为此,要探索和遵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特殊性课题。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面临的是要走有自己特色道路的中国,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为此,要探索和遵循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解决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性课题。第三次是21世纪初期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面临的是已有持续25年快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如何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包括提高应对目前各种全球性问题,如气候暖化、能源危机、核武威慑、传染疾病、自然灾害等的能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任务。为此,要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解决这一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普遍性课题。近30年来中国经历的发展问题的三次转换,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基础的重新确立
  
  重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基础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在当代中国,所谓发展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是提出了以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等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来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强调我们国家不仅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现代化,而且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在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他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总结了以往苏联没有做好综合平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并具体阐述了应如何认识和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以及农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国和外国等关系问题。此间,党和国家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1950年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毛泽东等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同志因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而夸大主观意志、主观努力的作用。并在决策过程中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思维方式和大搞群众运动等历史经验,进而导致了大跃进等在经济领域急躁冒进的错误,以及坚持通过政治革命、生产革命(包括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等来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等主张。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对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和一些矛盾激化事件实质的错误判断,毛泽东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为了贯彻这一错误的基本路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演化为不断地搞政治运动,直至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动乱之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先是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然后是20世纪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使我们长期以来信守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面临着严峻挑战。邓小平就曾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重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基础的理论和实践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上述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真正基础只能是经济建设。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观上的一次拨乱反正,邓小平曾称之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其直接地是要纠正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包括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式理解、“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所宣扬的假马克思主义等,根本上是要摆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包括党内存在着的“两个凡是”思维模式的影响,走新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论证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观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发展阶段,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才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并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其次,这是从我国国情——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作出的正确选择。我国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总体上落后;二是人口多,耕地和其他资源相对缺少。只有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上述问题及其制约而造成的我国各方面发展上的困难,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后,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摆脱贫穷和落后的生活状态,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人民群众所以跟着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反映和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邓小平看来,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经过这次发展观上的拨乱反正,邓小平还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目标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在怎样实现全面发展的问题上,他继承毛泽东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允许并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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