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叙事结构研究
摘 要:为了实现“政治与艺术”的平衡,“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显形结构”和“隐形结构”相结合的“双层叙事结构”。其中“显形叙事结构”满足了党和政府的政治宣传需要,“隐形叙事结构”则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展示的艺术空间。关键词: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叙事结构;艺术创作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识码:A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Film on Yunnan Minority during
the 17 Years since the Liberation
YANG Peng
陈思和先生曾提出:“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①这种观点的提出为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与文学处于相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许多“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种双层的叙事结构。这种双层叙事结构的构建,一方面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道德教化的目的;另一方面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影片的观赏性与娱乐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在“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文本中,“显形叙事结构”和“隐形叙事结构”的双层设置成为此类影片在叙事结构上的共同特征。其中,“显形叙事结构”使影片完成了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承载和表达,使影片获得了很好的社会价值;而“隐形叙事结构”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示及其所蕴含的对人性美好的赞美,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爱情和自由的讴歌造就了影片对特定历史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不仅增强了影片的娱乐性、观赏性和趣味性,而且使影片获得了永恒的审美艺术价值,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流传下来。
一、显形叙事结构——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像表达
路易斯•贾内梯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某一个人、集团、阶级或文化的社会要求和理想的一套思想体系。这一名词通常与政治和党派立场相关,但它也可以是指任何人类活动——包括电影创作——所暗含的一定价值观。事实上每一部影片都向我们展示一些不同的人物类型、一些理想的行为、一些负面的特征、以及以影片作者的是非观为基础的一种暗含的道德寓意。简言之,每一部影片都具有一种倾向性,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观点,把一些人物、事情、行为、动机视为令人钦佩的,而把相反的一些斥为令人厌恶的。” ②在“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从电影主题的确立、人物角色的塑造、人物对白的设计、故事情节的安排到情绪基调的烘托等等,处处体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使“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整体风貌上带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影片《五朵金花》为例,影片中大跃进时期云南大理白族人民干劲冲天,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火热激情,就突出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时代脉搏。影片第一场戏就展现了云南大理“三月街”盛会的热闹景象,渲染了欢乐的节日盛况,展现了大理地区各族人民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影片通过巧妙的误会引出在不同岗位上辛勤工作的“五朵金花”,歌颂了新中国少数民族青年们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这符合当时的政治与时代精神的要求。影片还通过表现白族青年阿鹏勤劳朴实、坚强乐观、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来达到感染教育观众的目的。比如阿鹏在可能延误赛马时间的情况下,热心地帮助女孩子们修理车轮;找到积肥金花时,帮忙打捞掉在海里的镰刀;不顾生命危险去帮助老爷爷拾拣掉在绝壁悬岩中的草药;打死狗熊解救出被困在山洞里的炼铁金花;在寻找恋人受挫时还热心帮助她炼铁等等。此外,影片中的女主角“副社长金花”指挥生产队社员修筑大堤,帮助炼铁金花调解家庭矛盾等,其所体现出来的干练和明理向电影观众展示了新中国少数民族女性的新形象,突出体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变化。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对影片做了这样的评论:“《五朵金花》歌颂了白族人民高举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的英雄气概,歌颂了大搞积肥、大兴水利、大炼钢铁的伟大业绩。赞美了社会主义时代青年们的新恋爱观,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五朵金花’,朵朵惹人喜爱。虽然她们性格各有不同,却都是大跃进时代涌现出来的女英雄。她们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为集体创造幸福生活而忘我劳动的新型妇女。” ③可见影片在时代共名的表达上获得了主流话语的认可。《五朵金花》放映后,在全国立即出现了“万朵金花”运动。有的农村人民公社还提出了“条条战线开金花”的号召。在当时还流传过这样的民歌“大理茶花香又香,朵朵鲜花向太阳,山茶虽好会凋谢,金花朵朵永远鲜”,金花成为了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从电影放映后人们的反映来看,影片不仅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而且在当时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足以证明这部电影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是成功的,电影所承担的社会教育功能也完美地实现了。在影片《山间铃响马帮来》中,影片的“显形叙事结构”就艺术地呈现了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在云南边疆地区进行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情况。在经济斗争方面,区政府用马帮为边远的苗寨和哈尼寨运送急需的各种生活物资如食盐、香烟、棉布、药品、新式打土机、新农具等;通过稳定市场物价来打击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破坏行为。此外,政府还帮助苗寨开垦荒地,播种粮食,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表现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关怀,歌颂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给边疆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在《山间铃响马帮来》“秋收”一场戏中,当张连长带领队伍路过丰收的苗寨时,苗族大爹动情地对张连长说:“毛主席的人到了我们苗家,荒山老林都变成了庄稼地了!我们苗家有好几代了,这才算过上了第一个丰收年哪!”影片最后“欢庆”一场戏中苗族大妈拉着区委书记的手说道:“哪个朝代的政府给我们兄弟民族运来这么多便宜的东西啊!”……使少数民族对党的的拥护和感激之情跃然于银幕之上。在军事斗争方面,影片展现了边防军、联防队、儿童团团结合作,共同挫败了敌人抢劫马帮、抢劫秋粮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计划。影片多处展现了边防军与美蒋反共自救军激烈的战斗场面,突出展现了党和人民军队在革命斗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此外,影片还展现了新时代少数民族团结互助的美德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比如哈尼寨在秋收时节主动帮助苗寨收割庄家;黛乌在食盐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还把家中仅有的一点食盐借予蓝蒡;哈尼寨的民兵小伙噶瓦在自己买不起食盐的情况下,还心系哈尼寨乡亲的食盐供应等等,处处展示了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年高尚的美德。影片中还展现了苗寨青年热切希望政府运送笔记本、钢笔等学习用品的情节,突出展现了新中国少数民族青年热爱劳动,热爱学习的精神风貌。影片叙事对新时代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构建和宣传是显而易见的。在另一部著名的“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神秘的旅伴》中,影片一开始就以一个大全景镜头展示了边防军策马奔驰在云南边防国境上的英姿,并辅以一首激情昂扬的电影歌曲,为影片营造出一种当时主流电影中熟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氛围。影片在故事情节上围绕云南边防军和彝族、瑶族人民一起跟踪监视国民党特务来展开,故事结局上以边防军对敌人一网打尽,彝族青年朱林生成长为一名光荣的边防战士而结束。这些仍然是“十七年”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中“革命斗争”话语的讲述,符合主流电影的精神主旨。影片在正反面角色的设置上除了通行的设置之外,还特意设置了一个披着神父外衣的帝国主义特务(克里木江饰)。这一人物的设置可谓是别有深意。它的意义在于教育广大的电影观众要警惕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颠覆和破坏。在影片最后“山洞擒敌”一场戏中,神甫在山洞里被我边防军擒获,我边防军侦查员义正辞严地对其训斥(特写镜头):“我们决不允许你那个政府派你到这里来进行卑鄙的间谍活动!”这就极大地强化了影片的教育警示意义。总之,对民族政策的宣传、对政治斗争的展现、对革命责任的担当和对党的光辉形象的突出等,使“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无论是在主题内涵、情节内容、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带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这些影片在“十七年”的影响力来看,它们确实很好地迎合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语境和时代氛围。通过浪漫奇异的故事和典型的人物形象传达了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担当起了社会教化的重任,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