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的意义和影响重大深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陈云为会议的召开、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以及历史疑问的澄清做出过杰出贡献。
对“左”倾教条主义深恶痛绝，支持召开遵义会议，并极力做好保卫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陈云在江苏、上海等地继续积极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1月，陈云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3月，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江苏省委和上海中央工作时期，陈云亲身感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多次提出，“要反对：‘左’的错误”，“要打破关门主义”，“要同关门主义作斗争”。
1933年1月，陈云来到中央苏区。当月下旬，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陈云任苏区中央局成员和常委。在苏区，通过调查研究，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体会更深了。4月25日，他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着重分析了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存在着的‘左’的错误倾向”。他还专程考察汀州京果业，实地调查工会工作，先后撰写了《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 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怎样订立劳动合同》、《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等文章，对“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长征初期，陈云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及军委纵队政委。在经历了湘江血战，目睹了红军的损失后，他深切体会出三大“左”倾错误：一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二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物件。”三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 1935年1月2日，在进军遵义的路上，他应张闻天之约谈了一次话。双方谈得非常深刻，陈云进一步“了解到反第五次‘围剿’ 中由于领导错误而造成的损失”。
这些体会与谈话，使陈云具有了支持党中央纠正“左”倾错误的坚实的思想基础。红军占领遵义后，他在和周恩来谈话时，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在筹备及召开遵义会议过程中，作为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陈云白天要参加遵义会议，晚上回到自己的驻地还要检查警备工作。他以极大的努力和警备司令刘伯承一起加强军队纪律工作和警戒工作，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和胜利结束作出了重要贡献。
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贯彻执行遵义会议精神，认真传达会议决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博古等人极力为“左”倾错误辩解，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结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过于强大；毛泽东则在长篇发言中，着重分析和批评了“左”倾错误在军事上造成的一系列恶果，他的发言得到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大多数人的支持。
但与会者中间仍存在很大分歧。有些人站在博古、李德等“左”倾机会主义者一边，如凯丰(即何克全，时任少共中央局即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开始时到红九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就“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还有些人则态度比较暧昧。“在遵义会议上，林彪虽然也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但不是很坚决”，所以遵义会议后他提出要毛泽东下台。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前就亲身感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危害的陈云，则“积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他说“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遵义会议后，红军继续长征，此时已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则在行军途中大力宣传贯彻会议精神。
为执行遵义会议精神，陈云首先着手整顿“红章”纵队(该纵队是在长征开始时由中央各部门组成，也称后梯队)。长征初期，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红章”纵队从苏区出发时带了许多辎重，这使得红军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1月28日，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渡赤水河西进。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他亲临前线指挥抢运安置伤员，“并组织军委纵队将笨重的物资抛进赤水河。”曾随军委纵队参加长征的刘英在回忆陈云整顿“红章”纵队时说，“他是一个实干家，有组织能力，有魄力，有威望，对工作要求很严。在整编时，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方针，有问题就向中央汇报，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大刀阔斧地千，彻底打掉了‘红章’纵队的坛坛罐罐，该扔的扔，该埋的埋，使部队得以轻装。他还把强壮的人员充实到前梯队的战斗部队中去，大大缩减了后梯队的负担。”
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 ‘围剿’战斗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在陈云等人主持下，军委纵队干部会议通过决议案，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2月19日，该决议案在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上发表。与此同时，他还和张闻天一起到三军团去传达会议精神。
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讨论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当时，要就多年来党的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因此，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陈云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作了阐发：“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四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从而把“左”倾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错误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远赴莫斯科报告遵义会议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对新的中共领导人的支持
1935年6月，为恢复白区工作以及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受党中央派遣，陈云离开部队，经成都和重庆，于8月到达上海。在上海期间，他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翔实地记述了红军长征前半期的经过，也记述子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遵义的有关情况。
9月，陈云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作。10月15日，他作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汜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分阶段介绍了长征前半期的情况，分析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初期的错误，明确指出长征途中的一个重大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批判纠正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都是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报告》在谈到这一点时说，六届四中全会后，“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报告》还指出，“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应为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西征取胜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