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政府是怎样观察和对待中苏分歧的？
近年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表明，肯尼迪当政时曾密切关注中苏分歧的发展，并试图通过美苏首脑会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延迟中国核武器试验、心理舆论战等手段，利用中苏分歧。但是，中苏关系尚未达到破裂地步，美国政府不敢确信国际共运内部矛盾是不可弥合的，不能排除中苏重归于好共同对敌的可能性，并认为在中苏之间，中国更敌视美国、更坚决地支持世界各地反帝斗争的一方。所以，它特别谨慎地注意让中苏分裂的趋势自然发展，尽量避免任何可能促成中苏和解的步骤。其对华政策则保持着比对苏政策更僵硬的立场。
关键词 肯尼迪 中苏分歧 美国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
作者牛大勇，1954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关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就历史学领域的情况而论，可以说是成果寥寥，问题不少。政界要人的回忆录，政治学家的速就篇，传记作家的畅销书，新闻记者的报道，这4种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直观生动但又真假难辨的研究素材，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初级研究成果。而更多的历史学家则宁愿等到有机会大量查阅能揭示历史表象背后深层内幕的档案文件，并能对事件的结局及新的发展有所了解之后，再更准确更深入地澄清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分裂的认知与反应，是海外学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少书（GoldonH.Chang）著有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Union,1948—1972一书，运用10年前发掘的档案，探讨了美、中、苏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指出肯尼迪出于种族偏见等因素奉行对苏缓和、对华强硬的方针，企图与苏联联手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0(梅寅生译为《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
台湾学者戴万钦随后根据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等处的史料，又采访了当年肯尼迪的一些僚属，用政治学的决策认知模式，分析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失和基本上采取了“不介入加剧”的对策，是“反应不足”的表现戴万钦：《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分裂之认知与反应》，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
随着近年来大量肯尼迪时期外交档案的解密，以上著作中的论点受到新的挑战。笔者拟根据这些新的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与苏联结盟和与美国对抗，是5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中相互影响的两个基本方面参见牛军《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一）》，载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4页。。而分化中苏同盟，也是美国对外政策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美国在考虑对华政策有无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自然要考虑对苏政策和中苏关系。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时期，美国政府采用的是对苏缓和、对华强硬的策略，力图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诱发矛盾参见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0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47—248页；GordonH.Chang:《敌乎？友乎？》，第199—200页。。1961年肯尼迪就任总统后，无论是考虑对苏政策还是对华政策，都注重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影响。他和政府各部门有关官员及研究者一样，密切注意中苏矛盾的发展，探寻中苏分歧对美国政策上的价值是什么？
这时，中苏分歧已日趋公开化，甚至由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美国冷战问题的分析家普遍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这种分化趋向，无疑给西方阵营提供了机会。但是，这种趋向能够持续多久？最终结果是导致国际共运的分裂还是重新和解？分歧的双方将分别谋求对西方关系的改善以减轻外部的压力，还是会竞相表现自己的反帝革命性以争取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这对西方是可乘之机，还是厄运前兆？如果是一个机会，又该怎么利用这个机会？明显地向一方示好而同另一方作对，是加速分化抑或是相反，即引起国际共运各方对“帝国主义阴谋”的警觉而团结对敌？如果可以分化国际共运，是拉拢倾向于温和路线的苏联去压迫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上更显激进的中国，还是和相对贫弱的中国携起手来对抗实力足以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苏联？这些都是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反复权衡、慎重抉择的复杂问题。
一、中苏关系乍寒又暖
从1956年开始逐渐紧张起来的中苏关系，至1960年底出现了转机。这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8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由于中共方面贯彻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苏共方面也不愿破裂，加之全世界共产党人都不希望中苏分裂，所以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最终还是达成协议，发表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赫鲁晓夫同意结束争论，恢复中苏两党的良好关系。双方还商定，今后有不同意见，两党先协商，达成一致，再提到国际会议上去，以后中苏双方不在报刊上论战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64—365、368—430页。。
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果。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中苏关系采取缓和的方针，停止论战，集中力量搞好国内的调整工作，同时争取进一步改善同邻国的关系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42、452页。。
这期间，苏联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主动采取一些恢复关系的步骤，例如：
1961年1月12日，赫鲁晓夫致函周恩来，提出苏联政府现在已经有可能采取必要措施，为在中国生产米格-21Φ型歼击机提供技术援助。周恩来2月5日复信表示，将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具体洽谈，签订有关协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8》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89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说明苏联虽然在谷物和畜产品的生产及采购方面也有困难，还不得不向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朝鲜提供大量谷物，但是，中国的困难比我们大。因此苏方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可以用借贷方式援助中国100万吨粮食（30万吨小麦、70万吨黑麦）和50万吨古巴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94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27—128页。。
受中共中央委托，3月8日周恩来口头答复苏方：对苏共中央的国际主义好意表示非常感谢。现在苏联也有灾情，所以我们不愿加重苏联的负担。当我们面临粮食供应的暂时困难时，首先动员自己的内部力量，其次利用当前的国际条件，争取用延期付款的方式从国际市场再多进口一些粮食，把苏联建议提供的粮食留做后备，只在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才向苏联提出借贷粮食的要求。至于50万吨古巴糖，如果苏联国内市场不甚急需，我们同意接受这部分援助《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97、400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28页。。
苏共中央同意把100万吨粮食作为中国的后备粮，根据中国的需要可以随时启运。50万吨糖将迅速运往中国，又主动提出在中苏贸易中，中方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28页。。
中苏在国际事务中也继续合作。这年5月至7月召开了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中苏两国代表团相互配合，为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做出积极的贡献。赫鲁晓夫7月5日亲自接见从日内瓦返国途经莫斯科的陈毅外长，一再表示愿为加强中苏关系采取实际步骤，并陪同陈毅乘车由克里姆林宫前往列宁山政府迎宾馆共进午餐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9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28页。。
中苏双方这一时期试图缓和并恢复关系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对美斗争的战略需要。1960年下半年，美国在刚果、古巴、东南亚等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在柏林、联合国等问题上同苏联对抗。1961年初肯尼迪上台以后，古巴、柏林、刚果、老挝成为两大阵营摩擦的四大热点。在这种“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考虑到，中国目前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还要考虑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冒险。改善中苏关系，就可以减弱美国对中国军事侵犯的危险性。毛泽东一度乐观地认为，大家还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反帝，天是塌不下来的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26—127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39页。。
对于赫鲁晓夫个人，中共中央通过分析，并不抱什么好感。但是从反帝大局出发，希望同苏联保持团结。早在1960年5月22日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就论定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是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对美国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会儿把美国首脑捧上了天，一会儿又强硬地对骂起来。他在美国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事件前后的表现就是例证。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后，中共中央更认为这个苏联领导人是善变的，经常临时应付，一贯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中共对整个局势是谨慎对待，保持警惕，但是对苏共还是采取加强团结的方针，并且想采取一些具体步骤来加强团结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1—272、445页。。 很快，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的战略考虑和对赫鲁晓夫的分析，就得到了验证。
二、赫鲁晓夫维护中国立场
1961年6月初，美苏首脑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高峰会谈，双方事先公布的议题包括双边关系和裁军、控核、德国、老挝等国际问题。那么，有没有讨论中国问题？如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否曾达成对中国不利的某种交易？这是中国方面长期以来一直猜疑的问题。联想到1959年9月，赫鲁晓夫为了迎合同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事先下令停止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会谈后又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公然在国庆宴会上教训中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并就一系列问题指责中国，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方面这次对美苏维也纳会谈的担心和怀疑不无道理。
根据最新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美国领导层在维也纳高峰会谈前确实考虑过怎样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美国国务院在为新总统准备的预案中，分析了苏联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共运之间扮演双重角色时面临的困境，认为由于北京“从左的方面向苏联的领导地位发出了挑战，迫使苏联领导人如想保有其他共产党的支持，就需要证明自己也是好斗的”。“中苏争论所产生的压力，已成为过去一年苏联对外政策特有的武断言论背后的重要考虑。这些考虑很可能会影响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表现”。但是，美国发现在核扩散问题上，苏联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或许可资利用：“几乎不用怀疑，莫斯科对阻止共产党中国获得核武器的渴望，已成为苏联认真接受监察核试验禁止情况的主意的一个重要原因”Paper Prepared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25, 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 nitedStates (Hereafter cited asFRUS),1961—1963,vol.5, pp. 155—156.。
肯尼迪的智囊们建议，把争取美苏合作制止中国的核发展，作为向赫鲁晓夫探询的话题之一。他们估计赫鲁晓夫也许会表示担心核扩散，也许会利用私下的机会表示担心中国成为核大国Ibid,p.159.。无论如何，总统应主动问赫鲁晓夫：苏联对中国的核发展持什么态度，“苏联真的认为在中共成为核大国之后，避免核战争的机会就会减少吗？苏联能有把握地确定好战的、扩张主义的中共政策会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吗？”这些问话显然是想引导苏联领导人进一步商谈怎样联合限制中国的核发展。他们还建议总统争取获得苏联的同意，抑制中共的“侵略性”，实行美苏共同支配的“稳定共存的世界秩序”。总统应该强调，如果苏联真心希望世界和平，“即应力劝中共在处理外交关系上要放弃使用武力”《敌乎？友乎？》，第222页。。但是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谈中的态度，让年轻的美国总统十分失望。6月3日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声明：“苏联长期致力于发展同美国及其盟国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苏联不希望以其他国家的人民为代价同美国达成协议，因为这样的协议并不意味着和平。”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Vienna, June3, 1961, 12:45 p.m.,FRUS, 1961—1963,vol. 5,p.173.肯尼迪在会谈中多次想把话题引向中国。当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宣讲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可避免，思想没有国界，其传播要取决于人民，不能靠刺刀或核弹头载运，不能靠战争强加于人等等宏论之时，对毛泽东著作下过一番工夫的肯尼迪机巧地插了一句：“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难住了对毛泽东思想不甚了了的赫鲁晓夫，他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Ibid,p.176.。
午饭后，赫鲁晓夫同肯尼迪有一次单独会谈，仅由双方译员在场。在论及老挝局势时，赫鲁晓夫以当年的中国内战为例，论证苏联支持的一方必将获胜，因为美国武装援助的是反人民的力量。他不无揶揄地说：“在中国，美国提供给蒋介石的武器都跑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蒋介石成了把美国军火转给毛泽东的转运点。其原因就在于蒋的军队打不过人民”。
肯尼迪再次提出中国问题，说目前中苏集团的力量和美国西欧集团的力量大体上是平衡的，美国希望未来10年的力量平衡不致有大波动。为了让赫鲁晓夫看清其矛头所指，他表示担心中国军事潜力的发展，将破坏现有的力量平衡。他还是想把讨论引向应否共同防止中国成为核大国的问题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Vienna, June3,1961, 3 p. m., ibid, pp.187—188.。
赫鲁晓夫先是顾左右而言他，在谈过其他一些问题后，终于绕回来，表示想就中国问题说几句话。然而其立场之强硬，大出美国意料。他首先强调，中国没有委托他讲什么，他只是谈个人看法。他认为美国对华关系很糟糕。显然，美国不结束对台湾的侵占就不能改善美中关系。最现实的政策是承认中国并让中国成为联合国会员。联合国会员国中没有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国家，还算什么联合国？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蒋介石仍在联合国，中国就不会加入。这是对中国权利的不公正对待。这位直率的苏联领导人告诫美国总统：毫无问题，中国将在一些地方集结力量，解放台湾。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位置上，可能早就进攻台湾了。苏联支持中国统一领土的政策。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中国的内政，美苏皆不应干涉。这是合理的方针，可以促进形势和平发展。
肯尼迪的回答，明确表达了对苏缓和、对华强硬的“区别对待”方针。他说甚至早在自己上任之前，中国就对美国和他个人加以猛烈抨击，而且一直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种抨击。与此同时，苏联却友好地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肯尼迪说，他承认中国是个有力量的国家，拥有世界1/4的人口，力量还会进一步增强。他也承认美中关系不好，影响了世界关系。但是美国如果从台湾撤军，将产生战略问题。这将限制美国的前沿，严重损害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这是美国的安全问题。
赫鲁晓夫立即表示不能同意这个观点。他说苏联虽然同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但也完全承认资本主义国家，而肯尼迪关于台湾的论点真让人惊奇。
肯尼迪赶紧解释：“形势要视中国的敌意而定”。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反驳：“中国不能同盘踞台湾的美国妥协”。他批评了美国在苏联附近的基地后，又转到中国问题上。认为肯尼迪的论点只能强化中国的看法，即美国不会撤离台湾，不得不使用武力。这真是可悲的事。赫鲁晓夫说到这里，流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他说，中国反对美国的政策，苏联也批评美国的政策，但没有对肯尼迪进行人身攻击。他想同白宫的总统改善两国关系，但他可能会被证明犯了错误。这样一来，他也不得不抨击总统。最好的办法是美国承认中国，因为外交关系本身就带来某些责任。美国可以继续支持蒋介石，但只是道义上的支持。中国的立场是对的，美国应放下同中国的分歧。苏联当然希望实现这个目标。他又说，如果苏联处在中国地位，他早就行动了。他再次提到俄国内战时，在远东同美国、在其他地区同法、英、德的战斗。说这场战斗一直打到胜利为止，任何国家都会这样战斗。这种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正义战争。
肯尼迪见“联苏制华”的方略暂时不能得逞，不想再就中国问题辩论下去，便转向其他问题的讨论。但赫鲁晓夫意犹未尽，又把话题拉回中国。他要肯尼迪解释撤出台湾何以会影响美国的战略态势。他说可能真有影响，但中国的战略态势又会怎么样呢？他们应该怎样看待台湾被占领？如果美国从这种想法出发，他只能怀疑美国是想和平共处，还是只不过在寻找战争借口而已。苏联同情中国，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按照肯尼迪的逻辑，美国甚至可以占领克里米亚，岂不是更能改善其战略态势？的确如此。但这是杜勒斯的政策，是实力政策。时代变了，这种政策注定要失败。如果美国想统治世界，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国际关系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有任何改善Ibid,pp.191—194.。
肯尼迪至此不再直接讨论中国问题，而是按照事先的预案，以“防止核扩散”为由，探询美苏联手制华的可能性。他强调美方拟订的禁核条约提供了如有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就予以“消除”的规定，并指出对核试验的控制比较容易，因为控制手段是以“科学工具”为基础的。
可是，赫鲁晓夫绕开这个套子，声言应把禁核和裁军联系起来解决，否则“其他国家”会说自己处于不平等地位，从而像法国那样去搞核武器。
肯尼迪不同意把禁核和裁军联在一起，因为裁军问题需要花更多时间同更多国家谈判才能解决，而禁止核试验的问题只剩下如何解决监督的难题了。他强调：同“其他国家”发展核能力的后果相比，国际监督问题是次要的，暗示美国可以用这方面的让步换取苏联的合作。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这里所顾虑的“其他国家”，主要是指中国Ibid,pp.246,250.。
尽管美苏首脑都认为核扩散的后果值得担心，但并没有就此达成任何协议。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舌战一场，却没有在中国问题上让步。细察个中原委，可以看出，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但赫鲁晓夫显然还不想拿中国问题同美国做交易。他想要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但又要顾忌中国等责备他对美国“无原则的妥协”。如果以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重大利益为牺牲，去换取同美国的缓和，将严重损害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声誉。所以，他在举世瞩目的苏美高峰会谈中不愿显得太软弱。美国事先对此也有所估计。国务院认为，赫鲁晓夫很愿意会谈成功，以创造一个国际紧张局势走向缓和的新时期的开端。但他可能对上一年的中苏论战有所顾忌，不敢再走到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后就去教训中国的地步Paper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5, 1961, ibid, p.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