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发展进步,为最终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成功的方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不成功的方面,从反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感受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
  探索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段论述,表明了毛泽东同志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对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前人的突破完成的;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确立,则主要是通过对自我的突破实现的。
  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原有设想到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这个过程,也是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不断解放思想,在理论上超越自我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和特殊规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过程;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实现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突破:第一,在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上,突破了先打基础、再过渡的框框,创造了工业化和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第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上,突破了一举过渡的框框,变成为逐步过渡,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第三,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突破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框框,创造出初级社、高级社等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过渡形式;第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化的框框,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避免了“流血革命”;第五,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制,形成了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以上五个突破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走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解决了社会变革与物质基础、和平过渡与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落后的农业国里,能够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人民政府的高度威信,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难以想象的奇迹。这场社会主义改造来势迅猛,却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抵制这场改造,反而心情比较顺畅地接受了改造;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但没有瓦解,反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这些都说明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本国实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此之前,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也在中国得到全面确立。这些制度,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因而能够不断坚持发展直至今日,成为毛泽东同志留给新中国的最宝贵的财富。
  开启了“以苏为鉴”的思想解放运动
  1956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现之年,也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之年。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即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斯大林评价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风潮面前,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顶住了这股逆流,澄清了是非,稳住了阵脚,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分为二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绩与错误,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教训,并以此为鉴,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了勃勃生机。
  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表现为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并且提出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分析错误的基本原则,顶住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
  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毛泽东意识到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严重危害性。正因为如此,1956年4月和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历史文献,顶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逆流。
  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并且提出对于苏联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反复强调:“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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