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与停滞之间：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苏共党建工作的退步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科技革命引领的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作为苏联唯一政党的苏共却在这30年走了一条大大的弯路，在党的建设上从改革转而停滞，终又回到了“左”的老路，从而为苏联剧变埋下了伏笔。苏联共产党这30年的党建工作的退步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
〔关键词〕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党建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013-05
〔作者简介〕郭春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1953年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在经历了短暂的过渡期后，苏联步入赫鲁晓夫的十年执政期；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一场“宫廷政变”中下台，此后直至1982年，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18年时间。从赫鲁晓夫上台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近30年的时间，正是战后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并导致社会深刻变化的时期，世界各国的党和政府都积极采取改革措施，迎接科技革命的挑战，引导社会的变革。然而，苏联共产党的这近30年却是党建工作退步的时期。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党建工作的失败，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最佳的改革时机，苏联因此落在了新科技革命的后面，社会陷入了停滞的泥淖。苏共这30年的党建工作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教训。
（一）
苏联的政党政治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第一，只存在一个政党——苏联共产党。政党政治是当代政治的重要特征，苏联并没有脱离政党政治的主流，它也是一个政党政治国家，不过它的政党政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只有唯一的一个政党——苏联共产党，这也就决定了它并不存在一般政党政治下多个政党间的政治博弈，不具备政党竞争的特征。第二，党与国家的同一，即党-国体制。因为政党本来就是围绕政治权力运行的组织，获得政治权利是政党的目标，所以在苏联这样只存在一个政党的国家，政党和政府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它们之间不可能进行严格的划分，该政党就自然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因此，一般所说的党政分开问题在苏联这样的党国体制下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假问题。
虽然与一般的政党政治有明显的区别，但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执政党，苏联共产党也必须遵循现代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不断进行政党适应性改革。所谓政党适应性，也就是政党不断适应环境的属性。政治环境在不断变化，政党也应当做出适当的变化和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无论是何种属性的政党，都必须不断推进政党适应性改革，无视环境变化而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政党必将为时代所淘汰。
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速度的持续加快。战后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引导社会发生持续而快速的变革，它要求政党适应性改革也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总体来说，赫鲁晓夫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被称为“变革的十年”。这一时期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的变革对象是斯大林执政近30年确定的一整套体制，概括地说，这套体制是以斗争哲学为基础，以备战为核心，以快速工业化为实践的党国体制。在国际斗争异常激烈，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期，斯大林体制无疑保证了苏维埃国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不过，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急速变化，虽然国家竞争依然激烈，但这种竞争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国家的强弱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实力上，更主要地表现在科技实力引领的综合国力上。而且，现代科技不仅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提供了毁灭人类自身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际来说，和平与发展都逐渐成为主流，每个国家、各个政党，如果他们不想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话，都要根据这种形势做出相应的变革。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做出了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相应变革。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个人崇拜，恢复党的正常秩序，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是党的机体上滋生出的一颗毒瘤，它对苏联共产党的健康成长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赫鲁晓夫时期的三次党代表大会（1956年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9年的第二十一次和1961年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中有两次掀起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苏共的反个人崇拜行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一点必须予以肯定，那就是为思想解放提供了前提，只有冲破思想的束缚，苏联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探索出新路。此外，赫鲁晓夫还领导苏共进行了一系列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政治改革尝试，包括恢复和健全法制，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制度，确定中央主席团和党的代表大会定期开会制度，等等。其中，集体领导、定期开会等是无产阶级政党民主政治的起码标准，但是在斯大林时期却遭到破坏，赫鲁晓夫时期重新予以恢复，这一时期苏共领导人倡导党的集体领导体制，重建在列宁时期曾生机勃勃、而在斯大林时期遭到破坏的党内民主制度。这一时期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第一书记，而不是原来的总书记。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重要的是它表示了一种与斯大林时期的个人专断决然不同的党的集体领导体制的确定。此外，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都定期开会，为集体领导提供了制度保证，从1956年到1964年，苏共召开3次代表大会，34次中央全会，主席团基本上每周开会；而斯大林时期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相隔长达13年之久。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修改党章的决议第一条就是关于定期召开党的会议的制度性规定：党的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每4个月举行一次，而党的专区委员会、市委员会和区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每3个月举行一次。〔1〕关于党的干部的任期制和轮换制的规定则是值得称道的。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选举党的机关的时候，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2〕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区委以上领导成员一般最多只能连任三届。此外，赫鲁晓夫还进行了一系列反对特权制度的改革，如取消了斯大林时期为高级干部发放第二工资的“津贴袋”制度，撤销了除最高机关外的其他机关的疗养院网，减少了享受公家配备轿车的领导干部的数量，等等。为了改变党和国家的监督监察工作长期疲软的状况，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成立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的决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帮助党和国家实现苏共纲领，系统地检查党和政府指示的执行情况，执行党和国家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以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到1963年4月，全国共建立了3270个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和工作人员总数超过240万的人民监督岗17万个。〔3〕监督监察工作的加强有效保障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同时也必然对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腐败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