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之际，文艺批评界不满“独霸”的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和“失语”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这种现状，要求审视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和重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这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激烈论战。
一、如何审视西方当代文艺理论
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随着中国当代社会的改革开放，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大量地涌入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文艺批评家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把握大致存在三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基本否定。孙绍振尖锐地批判了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美学化、哲学化的倾向，认为西方当代前卫文艺理论虽然号称文学理论，但却否认文学本身的存在，还被当成文学解读的权威经典，从而造成文学解读空前的大混乱，无效和低效遂成为顽症。这种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不是建立在创作和解读的基础上，而是偏执于把文学理论当作一种知识谱系。因此，这种文学理论是架空的理论，“往往是脱离文学创作经验、无能解读文本的。”这种超验为特点的文学理论虽然可以批量生产出所谓的“文学理论家”，但这些文学理论家对文学审美规律却是一窍不通的，在不少权威那里，还有不可救药的性质。“在创作和阅读两个方面脱离了实践经验，就不能不在创作论和解读的迫切需求面前闭目塞听，只能是从形而上的概念到概念的空中盘旋，文学理论因而成为某种所谓的‘神圣’的封闭体系。在不得不解读文学文本时，便以文学理论代替文学解读学。”①张江认为“强制阐释”足以概括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根本缺陷，并将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这种“强制阐释”概括为四个特征：“第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者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②这种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基本否定的倾向主要看到的是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消极影响。张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始终没有解决好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与西方情况稍有不同的是，西方文学理论脱离实践，源自对其他学科理论的直接‘征用’，中国文学理论的问题则源自对外来理论的生硬‘套用’，理论与实践处于倒置状态。”因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务是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外来先验理论的过分倚重，由对先验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认识，让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③。这种“强制阐释”论和“本体阐释”论在抛弃对一切外来文艺理论的过分倚重中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推向了闭关自守的发展道路，完全排斥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对一切外来文艺理论的借鉴和汲取，是一种典型的关门主义。
第二种倾向是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基本肯定。朱立元认为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总体上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整个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前两个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仍取得了重要的经济进步。与此相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从总体上说，当代西方文化的基本趋向是在19世纪的基础上曲折前进的，它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倒退。对当代西方文论，总体上亦应作如是观。虽然它贯穿着离经叛道的反传统倾向，但是，总的看来，它对传统西方文论仍有所继承，并在继承基础上有一系列重大的推进和超越。”而“20世纪西方文论也在理论上从各个方向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异化发起攻击。可以说，揭露、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从制度到思想文化），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主旋律”。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是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异端”④。这种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基本肯定的倾向主要看到的是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积极影响。朱立元在把握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时认为：“后现代主义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不仅仅有消极的方面，还有着积极的方面，而这种积极影响在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当今的中国，包括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种因素并置着，后现代因素虽然还不占主流，但是却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艺理论界就有了接受的需要和基础”⑤。因而，“近20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传播和影响，就是在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博弈中发生、发展的，在总体上是健康的。”⑥这没有看到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
第三种倾向是在批判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根本性质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它。熊元义、陈乃平认为：“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文艺理论家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把握，一种是基本肯定，认为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是在19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曲折前进的，在总体上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一种是基本否定，认为西方当代文艺理论颠倒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生长不是基于文学的实践，而是基于理论自身的膨胀，基于场外理论的简单挪移。而文艺批评则不是依据文本得出结论，而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用理论肢解文本，让结论服从理论。无论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都没有深刻把握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根本性质。”尤其是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批判只看到文艺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没有看到不同文艺理论对不同民族和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的反映，显然是本末倒置的。”与英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批判相比，“强制阐释”论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批判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大步倒退。伊格尔顿在深刻把握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同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特殊的关系的基础上尖锐地指出：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在有意或无意地帮助维持这个制度并加强它”⑦。因此，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应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思想武器审视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否则，就将停留在批判的武器上，难以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