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党外合作统战观的确立、转变及其评析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不仅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而且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等9个决议案，决定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共二大是中共统一战线史上的一块界碑，是我党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开端，它所确立的党外合作的统战观念对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践中我党却采用了党内合作的联合形式，因此也就埋下了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伏笔。以后的革命实践表明，只有进行党外合作、建立党外同盟才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唯一正确方案。
一、党外合作统战观的酝酿与确立
在类似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首先必须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包括所在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共产国际，都应该与所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暂时的联合，至于联合的方式可以依据所在国的具体情况而定。这些思想是列宁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然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由于当时正处于党的初创阶段，其主要内容在于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在当时尤其是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因此中共一大文件并没有反映列宁上述有关联合战线思想。中共一大党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①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也有“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②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相关决议，进一步重申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张国焘、张秋白、邓培等与会中国代表，表达了对国共合作问题的密切关注，并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现合作，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这次大会，对于中共进一步了解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及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上半年就开始在理论上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以及革命目标的实现，可以而且也必须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联盟。
1922年5月，陈独秀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等党派在劳动运动中应“相互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共二大召开前夕，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③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又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等9个决议案。至此，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1年后，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为依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策略，摒弃了中共一大上彻底断绝与其他党派一切联系的规定，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为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发表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我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的两个基本文件，并且中共二大做出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上比中共对时局的主张作了更深入的阐述。第一，明确阐述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决议指出：“中国是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要“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第二，规定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计划和步骤。首先，邀请中国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在适宜地点开会商讨如何建立“联合战线”问题；其次，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再次，与工、农、商、学、妇、法律、新闻等社会各界群众团体组成“民主主义大同盟”。第三，确定了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应坚持的策略原则。1、联合性原则。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协同动作”。2、独立性原则。决议指出，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另一方面也“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④这也就是说，在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上，中共二大所明确主张和确立的联合形式是平行合作，即党外合作的方式。虽然中共二大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其决议已明显体现了要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去组织联合战线通过共同努力以争取革命胜利的可贵精神，它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和深化，也是中共二大的重要历史功绩之一。
二、从党外合作观到党内合作观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上就联合战线问题确立了党外合作的基本方针，但不久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党的三大上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来实现国共合作。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1、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竭力促成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2、当时国共力量对比悬殊，党内合作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即拒绝党外合作，只允许中共加入国民党；3、中国共产党迫于各方压力，逐步实现自身策略的转变。当党外合作无法实施时，转而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简要地说，国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提出，经国民党方面孙中山的认可，又经过共产国际的认可，并以共产国际指示的方式，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具体实践而实现的。
党内合作的观念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提出来的。马林来华在参加中共一大之后，就立即赶往广东访问孙中山，向他提出中苏结盟的问题。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访问了孙中山，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长谈。在会见中，马林向孙中山建议建设革命党、建立革命军队和办军校的问题，孙中山对此显示出很大兴趣，表示“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于是马林返回上海后，就向中共领导人提出“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⑤而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提出采取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开始就是竭力反对的。1922年4月，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对马林的主张提出了6条反对意见，科学分析了国共党内合作的不可行性，明确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即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⑥这封信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组织都强烈反对党内合作的形式，而竭力主张党外联合，因此中共二大才明确提出要以党外合作的方式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