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先驱高君宇
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杰出的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９６年诞生于山西省娄烦县峰岭底村（原属静乐县）。在他如“闪电”般耀亮的一生中，有几个“之最”：我国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山西党团组织的最早发起人和创建人；党中央刊物《向导》的最早创办人之一……同时，他又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与实践的先驱，在创建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实现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马列主义统战理论的宣传者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但此时宛如孩提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仅注重独立领导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对革命中无产阶级应采取的策略，如联盟、融合、独立等问题，以及马列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并无清楚认识。因此，在１９２１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上，主张“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且很幼稚地通过“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决定①。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指出：殖民地的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本国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还应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不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②。对列宁的指示，高君宇铭记在心。１９２２年１月时，高君宇同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参加了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作了《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明确提出：“如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确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并以民族解放运动为己任，共产党人就应该支持这一运动。”③高君宇非常认真地倾听报告，随时注意汲取革命营养。在高君宇等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大会明确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及任务，并号召建立国际与国内的统一战线，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
高君宇牢牢记住伟大导师列宁在会议期间对他们的谆谆教诲：“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工人必须团结其它革命人民”④。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列宁的论述，使高君宇认识到：与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不仅迫切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也摆在了他自己的面前。
会后，高君宇为党带回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最新指示，并以此为指导，从理论上对印度、蒙古、土耳其等国爆发的革命做了深刻分析，在他发表的《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一文中，明确指出：“欧战后的世界大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猛烈的冲突和渐就颓败，一方面是工人与被压民族的联合。”⑤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寻找出这几个国家与中国革命的异同点，并努力进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实践。同年６月１５日，党中央第一次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立民主政治为止。”而且建议：“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９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建议下，邀请共产党人共同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并着手起草国民党宣言和党纲、党章，国共两党联合革命的局面开始出现。
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的开拓者
１９２２年７月，高君宇同志到上海出席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党制定的纲领、路线、政策，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个文献明确确定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实施计划和具体步骤，表明在共产国际和伟大导师列宁的帮助下，刚满一周岁的中国共产党茁壮成长。
党的“二大”闭幕不几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从莫斯科返来，提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于是，８月２９日至３０日，党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两天特别会议，专门讨论马林的建议（亦称“西湖会议”）。起初，高君宇和参加会议的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李大钊等都不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认为在国民党内联合会混淆阶级组织和牵制共产党的独立政策。后来，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按民主原则进行改组，并且取消入党时新党员需向孙中山个人宣誓及打手模等封建主义形式，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会议所作的这一以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决定，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二大”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
有了统战主张，但在统战理论上尚有欠缺。于是，高君宇通过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撰文宣传党的统战方针。
１９２２年９月２０日和１０月４日，高君宇相继发表《革命运动中之印度政治近况》和《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通过对印度革命的考察，他认为，中国革命与印度革命有相似之处，资产阶级带有妥协性和软弱性，无产阶级对此应保持清醒头脑，但也不能因此否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阵线之外。他提出“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非为了革命来找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命题，主张国民党“新党纲的采取自然要由群众的利益来决定”，建议把国民党改建成一个“旗帜鲜明地为了群众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党”⑥。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在《向导》第四期上，高君宇发表了一篇代陈独秀答思顺对《造国论》的质疑文章，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回答了“如何而使两阶级联合”这一统一战线新课题，指出了“吸收一切革命势力都参加”，“才是一切最大需要”。同时，高君宇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详尽地剖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得出一个论断：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两阶级同被压迫是一件事实。决定目前的革命是两阶级都要来做”，两阶级“呼声同而心里不同”。并且，批驳了那种只讲阶级联合、不讲斗争的右的倾向，以及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左”的倾向，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党的“二大”尚未提及的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领导权的问题。他说：“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这不只是现在现象，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重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这就是说，这个革命是要让群众革命的动因来支配。”⑦高君宇同志这篇纲领性文献，对于党的统一战线的创建和发展，既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领导权问题，高君宇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共产党，才能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１９２３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高君宇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在《京汉工人流血记》后记中指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来计划和统帅全体工人阶级利益的争斗。他用事实宣告：“现在一切政治团体，唯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而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⑧。
在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的积极探索与宣传下，对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全党的认识更加深入，思想进一步统一。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高君宇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认真贯彻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集中讨论了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大会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从而促进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动员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践者
党的“三大”结束后，高君宇同志受党的委派，积极从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他奔走于上海、广州、北京之间，为尽早实现革命统一战线日夜操劳。
１９２４年１月下旬，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李大钊、毛泽东、高君宇等共产党人也出席了会议。大会制定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举出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大会的圆满成功，标志着国民党已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起点。
高君宇返回北京后，通过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努力壮大革命力量，亲自建立了“国民青年俱乐部”和“平民政治学会”。同年春夏之交，他回到故乡太原，介绍傅懋恭（彭真）等同志加入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山西地下党组织。同时，他向国民党苗培成等人传达了国民党“一大”决议，商讨国共两党在山西的合作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达成原则性协议，双方派人共同组成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
统一战线即要团结，又要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对日益壮大的革命形势，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公开叫嚷：“共产党在破坏国民党之国际地位”，使国民党“失掉英美的同情”。对此，高君宇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秉笔直书《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民党右派的企图，是“反对国民党之带有革命性，又不容党中留存革命分子”。高君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事物的变化作了科学分析，认为，革命统一战线中本来就有左中右之分，各自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两大敌人，就会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国民党分化不但不要痛心他之不可避免，且当欢迎此种分化之已来”。他大声疾呼：“现在国民党已到了一种新的境地”，“亟需要起来做拥护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奋斗”⑨！高君宇同志淋漓尽致的分析，击中要害，在斗争中巩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增强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战斗力。
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７年革命势力的壮大发展，引发了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恐慌与仇视，他们积极联合起来，策划活动，试图用武力颠覆新生的广东革命政府。英国操纵下的反动武装组织广东商团，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 １０日，突然向游行庆祝辛亥革命１３周年的群众开枪射击，张贴“打倒孙政府”等布告，扶持陈炯明东山再起。高君宇等共产党人率领工团军，投入了殊死的平叛战斗。在巷战中，他英勇奋战，不幸负伤，用鲜血保卫了广州革命政府，捍卫了统一战线成果。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结束后，高君宇随同孙中山奔赴北京，带病投入了“国民会议”运动。
１９２５年１月中旬，为革命奔波不息的高君宇又抱病赶到上海，参加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党代会主要研究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问题等。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纠正“左”倾和右倾的两种错误，肯定了“三大”的决定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如何与国民党合作得更好。为此，大会确定了对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不同政策：扩大代表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左派，批评和团结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反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并明确了各阶级和势力在民主革命中的态度和地位，解决了党在民主革命中至关重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高君宇在确定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起了积极作用。
会后，高君宇同志返回北京，致力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就在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荣为大会代表的高君宇同志，猝发急性盲肠炎，不幸在３月５日被病魔夺去了宝贵年华，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一生，正如其自题书上所言，如“慧星之迅忽”，但光芒四射，如“闪电之耀亮”。他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贡献，在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 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载《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１９２１－１９９１，第九卷（党建综合资料）。
②《列宁全集》第３９卷，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
③王庆华《高君宇传》，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５９页。
④牛崇辉、王家进《高君宇传》，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９页。
⑤《高君宇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３页，原载１９２２年９月２７日《向导》周报第３期。
⑥⑦⑨《高君宇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６－９２页，第９３－９８页，第１８６页。
⑧《高君宇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５５－１５７页，原载《京汉工人流血记》，由罗章龙、高君宇编撰，北京工人周刊社编辑，１９２３年５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