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京剧革命”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一次“军事演习”。直接指挥这次演习的人是江青。江青早年投身演艺界,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在演艺界的口碑也颇有微词,但她毕竟有演艺之特长,更重要的是其特殊的身份,因此由她担任这次“军事演习”的主帅也在情理之中。
1963年12月,江青以“戏剧革命”为由到北京市进行调研。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琪主管文艺工作。尽管宣传部的工作职责远不止于文艺工作,但江青的到来,使得李琪不得不将工作重点放到戏剧上,特别是京剧方面。更重要的是,虽然当时的江青,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政府机关均没有后来的显赫地位(仅仅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但由于她的特殊身份,身为市委常委的李琪还是给了她应有的礼遇,文艺工作者也尊重她的指示。然而,仅仅礼遇远不能满足江青的要求。
江青的指手画脚、挑剔、刁难,使得大家诚惶诚恐。对此,李琪有过评论:“江青不许别人提不同意见,哪怕是稍加解释,就会被她说成不听她的话,你如果保持沉默,就会被她认为故意对抗。”
从“文革”过来的人对八大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沙家浜》都不陌生。但在这部“现代京剧”背后的故事可能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江青来到北京进行京剧改革,推荐了一个剧本《芦荡火种》。这个剧本是剧作家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地下联络员》改编而成的。李琪根据彭真的意见,组织有关剧团排练,力求做到既有京剧的特色,又具现代戏的风貌。经过大量的工作,《芦荡火种》的排练终于完成了,并定于1963年12月面向公众试演,以听取观众的意见,并预售了三场戏票。在试演前,李琪请江青观看彩排,江青看后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随后李琪在家中却接到江青的电话,命令取消公演。接完电话,李琪气得浑身发抖,沉默了许久,拿起电话通知剧团取消演出,赶紧退票,向群众做出解释。
其实,江青取消演出的具体理由很牵强。例如,后来全国都知晓的“茶馆”一场就被江青以不合她的口味为由,坚决要求拿下。但是,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阿庆嫂、刁德一和胡传魁这一场三方对唱很精彩,可以说是戏中之戏,不愿意取消;李琪和彭真也认为应该保留。事实上,江青真正关心的并非是戏中的某个情节,她要的是一种权力的宣示:如果你们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李琪一个颜色,给你北京市委一个下马威。关于《芦荡火种》里的这一场戏的争论,后来惊动了周恩来,并得到了总理的肯定:要上。再后来,毛主席看了演出,肯定这戏排得好,并上台与演员合影,说“剧名改为《沙家浜》更好”。用李琪的话说,“大家胜利了,如果不是毛主席的肯定,‘茶馆’一场肯定是没有了”。
“京剧革命”在江青的领导下,“革命”举措迭出。比如,在对待一些中国著名的京剧大家上,江青的做法是,在和传统戏决裂的同时(江青的原话是“我是和传统戏决绝了”),也把这些京剧权威赶出了舞台。例如,《杜鹃山》由北京京剧团演出,男主角和女主角分别由裘盛戎和赵燕侠出任。江青认为“男主角用错了人,听说他过去抽过大烟,这样的人演主角有损英雄形象”。对此,李琪不以为然,和江青争辩说,“从旧社会过来的名角,不能要求太苛刻,他们有演现代戏的要求,排练也很卖力气,演出后观众反映也很好”。对马连良、张君秋等人,江青也是极力排斥,用她的话说,就是“我的试验田,不能用这些人”。李琪对此很无奈,感叹道:“唉,江青禁止这些人演出,不是要这些观众熟悉的名演员绝迹于舞台,剥夺他们的艺术生命吗?”为了争取让老艺术家出演,李琪硬着头皮犯“上”,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市委的意见是这些老演员除了在艺校教戏外,也可以演一些革命现代戏和允许演的老戏。
李琪和江青的矛盾日愈加深。用江青的话说,“李琪骄傲自大,眼中没有我”。李琪也压抑不住对江青的不满,甚至在周围的同事之间也难以掩饰这种情绪。1965年5月,江青以谈工作为名将李琪叫到上海。但李琪到上海后,江青根本不露面,只是叫张春桥从中传话。两个星期后,李琪忍无可忍,拂袖回京。1966年2月,李琪第三次去上海见过江青后,回到北京给彭真写信说到,“江青像皇太后,比西太后还坏,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像奴隶主一样对待我”。不久,李琪又对一位北京市委常委说:“江青品质恶劣,作风霸道,不赞成她,不跟她走,一定会遭到打击报复”。李琪还对妻子李莉说:“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坐牢和杀头的一天,你要有思想准备”。
李琪虽是一位官员,但颇具书生的性格。这或许和他的教育经历有关。1949年1月他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学习。学习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一书。对哲学,他也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从马列学院毕业后,李琪被留校,担任中共党史的教学工作。1951—1952年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并发表了数篇论文。1953年和1956年,他分别出版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全国累计发行50万册,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
如果李琪没有后来的奉命调动,如果他的工作调动最终不是主管北京的宣传工作,如果不是江青来到北京推行“京剧革命”,李琪或许不会有后来的不幸。1965年底,江青在上海指挥《文汇报》批判北京的副市长吴晗,抛出了姚文元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日报》没有转载,这也被看作是李琪的罪过。后来上海又将批判吴晗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让北京的新华书店定购。李琪说:“批我们的副市长,还让我们定购,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李琪和邓拓、范谨一起分析形势。李琪认为,这次批判一定是江青发动的,不然上海不敢轻易批一位北京的副市长。他们都认为,批北京的副市长,又不和北京打招呼,是在将北京的军。
很快,1966年5月16日和17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李琪——说他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是包庇吴晗。紧随其后的当然是隔离审查,无休止的批斗。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李琪个人的力量显得是那么单薄,最后他选择了自尽,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不到52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