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乌托邦与国家想象
摘要：翟秋白的“文字革命”思想主要包括汉字批判、国语批判和“普通话”建设几个方面，通过“汉字批判”和“国语批判”，瞿秋白为“现代普通话新中国文”的推行清理了理论地基，并细致展现了其“口语”乌托邦和无产阶级“联邦制”国家的革命愿景。瞿秋白对这一革命愿景的政治核心，即联邦制国家乌托邦进行了非常主观化的阐释，特意遮蔽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大量添加了个人的理想主义解读。
关键词；瞿秋白 口语乌托邦 国家想象 汉字批判 国语批判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5－0091－07
文字改革家是革命家瞿秋白的另一面相。1929年瞿著《中国拉丁化字母》在前苏联出版，这是中国现代语言史上“拉丁化中国字运动”(“北拉”)的肇始。作为文字改革家的革命家，瞿秋白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普通话新中国文”方案，即“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有语尾的、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不过，作为革命家的文字改革家，瞿秋白的“普通话”思想显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在汉字批判及国语批判的刀笔斗争中浴火而生。正是通过对文化保守派和“国语运动”专家们的激烈批判，瞿秋白为自己的“普通话”建设清理了理论地基，进而引导出“新中国文”的解决方案。需要作为阐释前提辨识的是，瞿秋白的汉字批判和国语批判不乏偏激之处，很多具体结论不具备语言学的科学性。不过，在识别其偏颇的基础上，发掘其独特的思想脉络和理论构造显然更为重要。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理解，语言问题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作为其“文字革命”的重要战略组成，瞿秋白的“汉字批判”和“国语批判”是一个关联着革命话语、国家想象、国际主义等诸多现代性难题的话语“星丛”，值得我们认真地反思和研讨。
一、汉字批判
加拿大当代文化哲学家麦克卢汉认为现代性的“‘开放社会’是拼音文字文化的结果”。对此我们不妨存疑，不过可以确定的却是现代性打造了拼音文字的黄金时代。在此现代性视域之下，非拼音的汉字经历了从尊崇——作为“神圣的雕刻”的象形文字，到贬损——野蛮落后的表形文字的评价陡转。而伴随着清末以降的现代性危机，汉字在国人眼中亦被重新打量。激烈批评者斥之为“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即便是仍旧尊其为“国粹”者，也不得不为维护其疑窦丛生的合法性而竭力争辩。在这一现代性转向背景之下，国人攻击汉字之理由可归纳为二：一是从“科学”的观点，在进化论意义上指责“中国文字为野蛮”，落后于世界潮流，而“欧洲文字较良”；二是从民主的立场，在文化启蒙意义上，指认汉字艰深难学，导致“民智无从开启”，而“泰西人才之众，实由字学浅易”。
瞿秋白激烈主张“完全废除混蛋糊涂十恶不赦的汉文”，其“废除汉字的理由”有三，一是汉字难学，二是汉字并非表音符号，三是汉字不能表达现代科学和社会生活。瞿的这三点理由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承接并超越了上述批判。
(一)“口语”至上：瞿秋白的批判锋芒
清末以来，不乏废除汉字的激烈主张。吴稚晖就曾鼓吹废除汉字，改用“万国新语”，但这并非以国人口语为范型，而是以西方人造文字——世界语取而代之。此前还出现了以卢慧章《一目了然初阶》为代表的切音运动，它是以方言——口语为范型，但仅供辅助汉字习得之用，并非废除汉字。沿着切音思路，后来出现了被称为“国音第一式”的注音符号，以及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下同)，它仍以汉字为范型，用罗马字母来拼读汉字，因此被称为“国音第二式”。
瞿秋白汉字批判的独特之处在于主张完全废除汉字，直接用拉丁字母来记录、拼写大众的口语——方言，以此“造成一种真正用白话作基础的中国文，等于中国话的中国文，促进中国话发展的中国文”。他坚持只有“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而制造拼音制度的新中国文，才能够真正达到‘言文一致’的目的”。
汪晖在对比了中日韩三国的“言文一致”运动后，指出中国历次文字改革运动模范汉字、排斥口语的深层原因在于：
中国的言语运动，特别是白话文运动不存在摆脱汉字符号的问题，也不存在以语音为中心
重新创制书面语系统的问题。……由于不存在用“民族语言”(“民间语言”)取代帝国言语的问
题，而是在贫民/贵族、俗/雅的对峙关系中建立自己的价值取向。白话文运动的所谓“口语化”
针对的是古典诗词的格律和古代书面语的雕琢和陈腐，并不是真正的“口语化”。实际上现代
语言运动首先是在古/令、雅/俗对比关系中形成的，而不是在书面语与方言的关系中形成的，
即白话被表述为“今语”，而文言则被表述为“古语”，今尚“俗”，古尚“雅”，因此，古今对立也显
示出文化价值上的贵族与平民的不同取向。
汪晖的分析提示我们两点。一，中国的言语运动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大背景上展开，只是由于特殊国情(不存在“帝国语言”的压制)决定了其以汉字为模版；二，中国的言语运动是一次经典(“书面语”)下移的文化启蒙运动，后来的“注音符号”即为例证。而在后文论述中。我们将发现瞿秋白带有锐利口语锋芒的废除汉字主张恰恰超越了这两点。
(二)“士大夫的文字”：语育权力的阶级化重述
晚清以降，已有学者认识到汉字与权力的共谋。胡适就曾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但究其对文字本质的认识，绝大部分学者仍将其视为“代表学理之符号”。1934年，“国语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黎锦熙反驳语言阶级论，认为“大众语”的建立正是要消弭落后与先进者之间的矛盾。“国语运动”的另一主将何容也反驳道，“截至现在似乎还没有一种代表某种意识的字典或代表某种意识的文法。”与上述“工具说”针锋相对，瞿秋白激烈抨击道：“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他愤怒地指认，“古文调头的保存，部分的可以帮助君子阶级统治的保存”，将汉字视为统治阶级的文化武器。这一“语言的阶级论”的偏激观念显然来自前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的影响，后者坚持“阶级以外的民族语言到现在为止还是虚构”。
瞿秋白也在进化论的意义上，诊断汉字是死去的“鬼话”，并特别批判了刘大白等人提出的汉字是先进的“孤立语”的说法。但不同于赵元任等人进化论中的欧美语言学理论背景，瞿的理论资源来自马尔语言学。马尔认为，“语言中反映物质文化和上层建筑文化发展的一切途径和一切阶段，反映了生产这些文化的工具改进的一切途径和一切阶段，也反映了同这些物质产生过程相联系的社会思维的一切转折点……”瞿秋白将其转述为，“中国言语的落后，是因为经济发展的落后：一切社会关系的比较简单，比较野蛮……”
与“语言的上层建筑论”相适应，马尔将语言发展史分为四阶段：第一纪阶段体系：汉语；活的中非洲和远古非洲诸语言。第二纪阶段体系：乌戈尔一芬兰诸语言；土耳其诸语言；蒙古诸语言。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