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逻辑和实践经验中认识中国政治
〔摘要〕政治学概念“西学”百年的过程，使得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西学初步化到意识形态的全盘苏联化时代再到改革后不加批判地全盘西化，西方主流价值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具体实践并产生了诸多理论误区。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了将中华文明传统基体、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和改革三十多年发展经验结合的有效性，这要求理论界基于西方的理论实践与话语体系在批判的使用中加以改造，在吸取了西方理论经验的同时，挑战性地批判改造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与中国实践具体经验并不契合的部分，形成中国自身的话语权建设，为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作出中国的贡献。
〔关键词〕社会科学理论；意识形态；西方话语；中国政治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1-0078-08
一、历经“西学”百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
理论是符合逻辑的并又被抽象化的产物，作为话语概念，理论又是被有意识地建构或塑造的意识形态；实践则常常是不符合逻辑而相对具体的产物，作为悖论性的模糊对象，实践既带有扎实可信的经验证据也可以被理论所高度概括。社会科学家们建构理论的目标是寻求一种超越时空与地域的普适性解决方案，而实践的目的则是为了寻求符合本土历史与现实的独特经验，因此，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不拘泥于实践，它是实践经验被抽象化、逻辑推理化进而又被绝对化、意识形态化的结果，而新的实践往往是不合原有理论体系，从与传统理论“悖论性”出发而逐步摸索总结的实际经验。
近代以来，伴随着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建立霸权性意识形态权力的需要下，逐渐被推广至全世界。如果按照张灏所说，经历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型时代，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政治研究开眼看世界的开端，在第一个“西学30年”，也就是1919到1949年，寻求救国图存解决方案的中国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当时船坚炮利的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权利、公正、法治、宪政等政治概念进入到中国政治的认识研究领域，而传统的科举制、治道理想、儒法传统、天下大同等中国政治概念则被遗弃在历史的角落。但是，基于西方早发国家经验而概括出的建国理论并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从辛亥革命后民初大开国会效仿议会民主制的失败到袁世凯在君主立宪和军事独裁面前犹豫不决以至于最后错误地选择“重回帝制”，再到形式上统一全国的蒋介石在借鉴美日建国思想的“三民主义”与借鉴苏联革命實际的“党治国家”之间徘徊不前，最后只能以“弱势独裁”的身份建立无效治理的民国政府。中国的政治家及其幕僚们在这30年间几乎尝试了所有西方早发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概括的政治理论，但无一取得成功，或许如今还有许多“民国粉”怀念那个所谓百家争鸣，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代，但没有实际政治效果的观念理论试验，其争论再热闹也不过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既连接了外来理论又与中国实践相符合的理论体系，如果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回顾中国革命历史传统，可以想象，在高度依赖共产国际指导共产主义革命下的中国共产党要摸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人民军队”“三三制”等一系列从实际情况出发而得出的实用可行的实践方针是多么的不容易。“毛泽东思想”是既有理论中国化的产物，也是突破既有理论条条框框的产物，更是从实践出发最终概括出理论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其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毛泽东思想”所指导下形成的“延安体制”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第二个“西学30年”，也就是1949到1979年，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当时的世界政治以及国内内政环境下，不得不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由此带来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政治研究的意识形态化，这样的意识形态化同样也是全盘的“西化”，不过是全盘向前苏联学习。显然，意识形态地全盘照搬，使得中国社会科学界和中国政治研究陷入到万马齐喑的环境，“一家独大”取代了原有的“百家争鸣”，中国政治研究从一个极端迈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不了基于新中国建设实践而提出的新理论，没有新理论同样无法指导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由此只能在错误的实践中循环，很难在反思中总结，大跃进的失败和十年“文革”浩劫就是忽视实践及其相应理论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迎来了第三个“西学30年”，从1979年至今，中国在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下重新开始了拥抱世界、进入全球的过程，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重新进入中国学术界。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停滞，打开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比之前的两个“西学”过程更要渴望快速发展，更要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理论成果，与此同时，二战之后具有强烈学术使命感的西方学者们历经了现代化范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构建，在80年代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模型塑造更为成熟，他们不光想改造自己，更使命感地希望改造整个后发国家乃至世界。于是，我们发现在这个逐步深度全球化的时代，威权主义、公民社会、公民身份、公民文化、政治过程、利益集团等新概念被引入到经过60年西学洗礼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如果在第一个西学引进过程中还存在中西争鸣、传统对现代的拒斥，第二个西学引进过程还有意识形态因素、是国家主导的行为，那么在第三个西学时期，几乎是整个国家与社会层面向西方学习，可以说是不加批判地照搬西学时代。套用马克思的话，“中国的实践经验无法表述自己，只能被西方理论所表述”，理论引领着实践，同时理论话语也塑造着实践结果，抽象概括着实践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过程在缺乏历史感和辨别真实感的话语体系中，很多有用的中国经验却成了西方观念的“囚徒”，以至于中国改革在许多事情上做对了，却被理论学界说错了，迷失了正确的改革前行方向，也使改革裹足不前，贻误时机。
二、“全盘西化”话语下的理论实践误区
在中国今天，历经三个西学时期全盘西化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在认识中国方面已经与实践经验产生了较大的矛盾与误区，如果完全套用西方的理论是无法完全解释和反映中国政治的历史与现实，但如果盲目地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我们认识中国只会停留在作西方主流理论的“脚注”，而没有根据中国实际出发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新描述。事实上，在改革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在经济模式上为世界提供了快速崛起的基本经验，同样在政治模式上展现了大国有效治理的典型范本，还在文化模式上贡献了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白人优越论不同的文明内涵，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模式经验似乎还没有得到政治学者的系统概括和深入总结，既不能产生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也无法形成与西方既有理论的对话，更造成舶来的理论模糊了中国的实践经验，带来认识上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