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中法之间恢复1966年中断了的学生交流。法国接待25名中国学生，并提供生活费，25名法国学生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提供，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中国留学的。1975年我在法国已是研究员，当时中国没有研究生方面的交流，也没有现在访问学者这样的机会，于是，我就以学生的身份申请来华学习。
来华之初别无选择，统一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语言。我们只有两年的奖学金，第一年要在北京语言学院，第二年可以选择一所大学。
我到北京是1975年10月，很快就有了新的规定，汉语水平好的学生可以马上进入专业阶段的学习，我在法国时已经学过5年中文，所以1976年2月以后，我被分到了沈阳的辽宁大学中文系。
1975年9月辽宁大学刚刚接待了两名西方学生，这成为这所学校开放的标志，那两名学生中的一位是现在已经很著名的白杰明。
为什么想来中国
我在法国学政治学时，课堂上讲美国的政治学，我并不相信他们讲的那套理论。我们家是犹太裔，我的父亲在二战中参加法共领导的抵抗运动，他参加过法国共产党，我母亲有很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老怀疑当局的话，我的家人都是很“进步”的。我在中学学的第二门外语是俄文、从中学开始我就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运、反对资本主义。
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法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经历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很多人是支持的，到了阿尔及利亚之后才知道这是一场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之间的战争。于是，参战者就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更大一部分是反对法国殖民主义，并开始考虑制度问题。这场战争在全世界和法国都有深刻的影响。到了1968年，我们这一代又看到了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所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潮流对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很大，极“左”势力也越来越大，由于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态度暧昧，所以我们对整个第三世界运动反应强烈，当时我认为在整个第三世界，革命是唯一的方式，也是唯一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我才来到中国，追求更多的自由、平等。
红色中国的1960年代，对法国青年也有很大的影响。我来中国之前，和很多青年人一样，对中国充满向往，我为了追求更多的自由才来到中国，那时我还不了解中国现实中的极权主义。我学了很多关于第三世界的历史，拉美、东南亚、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就认为革命会从第三世界过来。但在当时中国看到的，却是对思想的控制。
我来中国前已从巴黎的政治学院毕业，在法国科研中心（法国科学院）政治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做研究员。我博士毕业论文是《19世纪旧金山华人社会》，所以我来中国，是想学政治学的。
“一言堂”
中国那时没有政治学，我只能被分配到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我本来对文学不是太感兴趣，后来却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发现在中国，文学不是文学，是政治——课本刚发下来——《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我一看，这不就是政治学吗？我知道从中国的文学中也能看到政治史了。这本书的课没有上完，书就被收回，又换了一本同封面同书名的课本。书中的两条路线，同样是“修正主义路线”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文艺战线上有十一次路线斗争，批瞿秋白、批《武训传》，从延安整风到批俞平伯的红楼梦，从批胡风到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贯穿了中国现代史。
事实上，在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现状已有一点了解和想法。1970年法国有一本发表中国红卫兵文章的书，我印象非常深的一篇文章是杨曦光那篇被点名批判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为什么不是真正的群众选举政权，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干部站在群众之上，有本质的区别。他揭露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革委会”的建立，我觉得他分析得非常深刻了。
我读辽大时，教学内容完全是官方的声音——完全不允许批评。当时我已经觉得这样就可以了解中国是怎么解释历史的了，解释历史的权力关乎合法性。我在法国已经学过中国历史，我觉得在法国所学和中国现实“形势”大相径庭。
在法国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学时有一位华人教师张福瑞（音），他曾给一个甘肃的军阀当过秘书，他不支持军阀，只是大学毕业找了份工作。张老师1948年来到法国，他给我们授课时讲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所有流派：新月派、左翼文学、鸳鸯蝴蝶派等，还是比较客观的。
而我在中国学现代文学的年代，中国只有一个半作家，一个作家是鲁迅，半个作家是浩然。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谁的书也不能买，也买不到。当代作品只推崇《金光大道》《艳阳天》，崇尚这些红色文学。
因此，在辽大上学时，我发现我基本上什么都不能接受。我最讨厌的是有一个官方路线，我们在法国为什么干革命？我们就是要批评统治话语。中国的情况是“一言堂”，“一言堂”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每次开始讨论作者和作品，立即就回到阶级立场，用当代的标准来分析1920年代、1930年代作家的立场，这使我们越来越反感。我于是开始反思胡适、陈独秀的思想和作品，我对他们从典型传统文人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非常感兴趣，但胡适和陈独秀都被骂得一塌糊涂，这个我根本不能接受，当时我尚未看到陈独秀晚期的悲凉。
从1919年到1949年，整个文学史都是按照路线斗争来谈的。除了鲁迅，所有人都不行。这使我觉得很奇怪，我认为鲁迅有着非常强烈的批判精神，对整个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批判非常尖锐。我对鲁迅的看法是，他根本不屑于统治者的话语权，他的写作与1970年代的氛围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为什么现代文学史中只剩下鲁迅，没有了其他左翼作家呢？
除了鲁迅的作品，我们也学到一些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我越看反面教材越觉得写得好，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与艺术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储安平的《党天下》，都反映了干部与群众是两码事儿，都是非常难接近的，而且这些作品要求的是真正地让人民说话。为什么把它们批判为反动作品？
深入社会
我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解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但没法真正地接近。当时学校主张开门办学，我们到北京中柬友谊人民公社，到生产队劳动。一天一个生产队，都是公社干部做报告，到哪里都有人陪同，不让我们与农民直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