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干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体制的轴心力量，而稳定高效的后备干部选拔、培养与流动机制则是确保政治精英群体能够持续“更新”并支撑政权运作的关键。当代中国的后备干部制度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变迁，其制度运转塑造了“选拔-培养-选拔”这一以“培养”为核心而形成的“二元互嵌”式的持续动态过程，凸显了党管干部背后明确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自觉。而在现实中，“用而不备、备而不用”的出现实际上是理性制度设计的预期过程与服从内在政治动力要求的补充过程相叠加的共同结果，从而使得“支流选配”在正反两个面向上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逻辑，并与“二元互嵌”共同构成对当代中国政治精英转换产生重要影响的中间机制。
关键词：后备干部；干部选任；精英培养；政治选配
中图分类号：D26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8）04-0050-00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该论断深刻反映了干部在党和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轴心作用。基于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关键地位，曾有国内学者提出“干部国家”概念，并从中共组织结构、革命军队建设、国家政权体系以及国家权力运行四个层面阐释了干部之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国家建设的至关重要性。①从“党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②，依循“党管干部”原则逐步构建起来的干部制度体系支撑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体制的整体演进，而伴随其制度运转所生发出来的干部选任过程、干部交流过程、干部异地任职过程以及后备干部选配过程等，实际上均已成为当代中国精英转换的核心政治过程。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那么，该如何理解通过干部制度来实现精英转换的政治过程？本文将从后备干部切入，以精英转换为观察视野，对后备干部的制度过程进行剖析，阐释以“二元互嵌”为特点的“培养”机制，并对现实政治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支流选配”逻辑进行理论解释。
一、精英转换视野下的后备干部制度
当我们谈论干部问题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无论是制度结构上的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监督，还是制度过程上的干部交流、培训、考察、升降，现实政治中的干部问题实际上都离不开功能主义导向，其核心内涵是围绕着更符合具体情境的“政治精英”在海外中国研究文献中，能在政治层级中占有一定权力地位往往是界定政治精英的核心维度，比如具有代表性的魏昂德（Andrew G.Walder），他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应当包括所有县处级以上干部，并同时将能够有机会被选拔为国家干部的党员也视为政治精英，参见Walder A.G.，“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2， No.2（2004）， pp.189-209。尽管魏昂德关注到了“县处级以上干部群体”，但他将一般党员纳入政治精英，在理论分析和实践观察中都可能存在模糊不清，因为大部分普通党员实际上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因此，本文关注的中国政治精英，是指在规范意义上受到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四条所规定的“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群体”。培养、使用与轮替而展开的，西方学术界曾将该过程所形成的精英群体结构与特征的客观变化概括为精英转换（Elite Transformation）。基于对东欧社会变革的研究，精英转换主要表现为精英再生产（Elite Reproduction）和精英循环（Elite Circulation），前者认为精英地位的自保源自其自我调整而非制度变迁的结构性影响，后者认为精英结构的颠覆性变化（新旧精英的替换）源自结构性的制度变迁。[美]松尧·撒列尼、伊万·撒列尼，毕向阳译：《东欧社会转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产》，《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
然而，由于傳统精英转换理论立基于西方先发国家的经验，并依托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的政治经济变革实践形成一波研究高潮，所以在分析当代中国的精英转换时需要充分重视中国情境下的具体意涵。对此，国内学术界早有学者作出过相应努力，比如：西方主流学者关于精英转换的经典论述大多把政治精英的更迭视为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的结果且认为社会经济因素是决定精英群体轮替的重要原因；这些学者及其著作包括但不仅限于：[意]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希]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Mills W.C.，The Power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Miliband R.，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 1969。但基于对1980年代中国干部制度改革过程的研究，徐湘林认为“内在的政治动力”而非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因素成为当时大规模政治精英转换的根本原因，依赖于主要由政治领导人的时局判断与特定的精英准入标准所构成的内在政治动力，精英转换基本上是一个政策过程而不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这种政治动力分析将社会经济因素视为外在变量，而将内在政治因素视为决定性变量，这与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的精英循环是保持社会秩序和政权稳定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有一定呼应参见[意]V.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修订版）》，田时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但该分析更深刻地突出了中国党政体制在维系体制韧性上具有高度自觉的特点，这恰是认识我国的干部制度与政治精英转换之间关系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