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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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共和主义的一些理念、制度设计思路与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中国既存的政治文化传统存在某种程度的耦合,这些理念、制度设计思路或者其具体形式可以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程度的有益借鉴,增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绩效。具体表现为共和主义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共和主义法治理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作用,共和主义公益理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内在活力的驱动。
  关键词:共和主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4-0093-06
  
  一、共和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从《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斯金纳,1989),《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施治生等,1998)到《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萧高彦,2004),《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佩迪特,2006),学界对共和主义的持续关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色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从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成果总量不少,也较深入,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有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研究的问题:一是既有成果基本上着力于共和主义政治思想的历史叙事或者哲学思辨;二是将共和主义理论应用于现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成果基本空白,或者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试图照搬西方理论;三是在共和主义的内涵上人们偏好民主、自由两个价值,甚至将共和主义的自由、民主等同于自由民主政治的民主、自由,对于共和主义对政府权能的建构与公民美德的培育、公共利益的引导和塑造等方面的理念、逻辑及其制度设计则不够重视。
  从现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人手研究共和主义为共和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增加了一个新的着力点,从共和主义视角出发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可以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多样性的可选择的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以共和主义的理念、制度来分析、阐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成果尚付之阙如。
  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维持既存根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政治权力配置、政治体系内在结构和政治运行机制的变革。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既要适应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潮流,更要正视本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形态。共和主义在进行制度安排的时候既不是纯粹的建构主义,又不是顽固的本土资源论者或者生成论者;它既承认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的价值共识,又尊重一国的特殊政治、文化传统,同时不排斥与本国本民族文化、心理相适应的制度建构。共和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政治哲学非常相近,但又有其内在特色的一个政治理论。分析、梳理共和主义的理念、制度,可以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某种程度的有益借鉴,为增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绩效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二、共和主义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达成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民主从根本上来说在于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审议与控制,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直接控制与处理。共和主义民主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都强调政治生活效率、活力的协调统一。共和主义既看重政治生活的民主度,注重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融入与参与;更重视政治共同体的繁盛与社会、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既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公民的自治领域,更重视政府对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共和主义的民主不同于民粹主义的民主,它虽然强调人民主权和公民的政治参与,但民主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人民主权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宪政是共和主义民主的现代形式。在第五共和的法国,一般人认为只有议会法律,议会法律可以根据多数而变化,事实上,还存在比议会法律更高的宪法。
  按照共和主义的政治理念,作为共和国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人民主权观,但人民权力的行使不得损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这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在强调人民意志的时候,必须尊重现行宪法及其规定。作为现代共和主义的三种模式,无论是三权分立的美国宪政模式,崇尚立法至上原则的法国第五共和国家,还是重视公民权利的现行德国《基本法》政治结构,无不在强调人民意志、公民权利的同时,给予国家主权完整、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等众多公共利益更多的考量。这种考量是宪法的客观价值秩序,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宪政法院(德国)或者随着政治文明化进程自然形成的最高法院(美国)、宪政院(法国)来判定、仲裁。
  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公共事务的“专业性”,共和主义将公职人员的选举与公共意见的表达区别开来,有差别地使用直接民主与代议制间接民主形式。公共意见的表达应该受到充分尊重,要形成有利于公共领域充分发展的制度架构。公职人员的选举则可以考虑公职的内在要求与特性,对选民与候选人的专业素养与道德状况做出一定的限制。这既符合中国的士人政治传统,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理论。在美国宪政史上,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民主派的杰弗逊将民众视为“庞杂、矛盾、松散的平民大众”,自然而然地可以推断,杰弗逊反对直接民主。他认为,虽然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但人民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可以行使权力,直接治理国家。杰弗逊主张的民主政体并不是民主的而是共和的。杰弗逊对君主制、贵族制都表示了否定,他赞赏代议制民主政体,一种有德行的自然贵族统治的政体;他并不主张直接民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现代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是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民众所不能胜任的。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在于公民美德的培育。民主政治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合作,公民美德可以促进公民内部的团结与协作,增进先进分子的领导效能。共和主义认为政策决策层应该由社会的先进分子组成,政治政策的效率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进分子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政府政策必须体现共和主义效率与正义的统一,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成功需要重视以公民教育的方式培育公民美德,促进社会成员的政治社会化。可以通过设计正式的公民教育课程与非正式的社会公民教育场馆等方式,激发、提升全体公民尤其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内的社会先进分子、公职人员对从事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与荣誉感,促进他们对政治体制与社会共同理想的认同,以促进人民爱国主义情感的生发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此外,共和主义尤其重视制度设计与政治生活实践对人们公民美德的培育与强化,这也值得我们借鉴。
  对民众权力的道德控制与程序控制是民主政治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更关键的层面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领航者——先进分子。由于现代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地理版图的辽阔,直接民主无法实行,只好实行以代议制为形式的间接民主制。代议制度的健康发展和代表的素质息息相关。共和主义民主关注公共生活对政治精英的效用,更注重财产权对个体人格独立、健康发展的作用,并在宪政制度层面上确定下来。因此,不应简单采信票选民主,而是使用其与论辩民主相互配合的复杂审议民主,以持续抵御政治精英及其代理人或者部分民众可能产生的专断权力和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在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式民主功用的同时,大力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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